！我实在太不成器了！我的已故的祖母，生前一天一天看我成长的，常拉我到一被窝里睡觉的，常对我保重身体替叶氏门中争口气的，现卧在萧萧白杨之下，丛丛茅草之中，一定会在那里流泪痛哭！……
从江南来
从江南来（2）
我们从程君家里回来，约摸十一点钟左右，敲开门，那匹大雄狗还是朝我吠。管园的送过一张字条子，说是有一个姓许的到此地来过一次，叫我们回来后，就去看他。我看那字条子，这姓许的不是要我到奉天去的许君吗？精明的许君，到底追下来了，又可见他从家里到了上海，又特地为我从上海赶到苏州来了。我一时非常之恐慌。这一来势必被他拖了去，然而不去看他又不行。结果，只有挺身而出之一法，就和史君再叫车子到城中饭店去。到旅馆里时许君已睡熟在帐子里。史君把他推醒，只见他一个披着头毛的头从被口里钻出来，面孔红红的知道他吃了一点酒，可见他也等得不耐烦了。许君埋怨我不应该在这时候糊糊涂涂到苏州来，又不应该叫他在旅馆里纳闷。我等他清醒一点，就表示我不愿意到奉天去的意思：我举出我的理由是：一，我不愿意当教员，想找别的事情做；二，近来我的性情太趋于感伤，奉天那种干枯的地方于我大不利；三，我实在舍不得上海一班朋友；以及其他种种理由。但是许君不等我说完，把我据为理由的话完全驳回，他惟一的最大的使我不容置辩的道理是我当时在杏花楼上不应该答应他，现在无论我有千万种的道理，也不能推托了。我听着他从奉天学来的北方话，看着他一个办事人的面孔，我知道我的理由已经不能成立——我从来都是如此，和人家交涉时，那理由总是被人家抓去，我结果总是失败的——为免去麻烦起见，只能咬紧牙关，捏着拳头在空中一阵乱舞说：“去，去，去！”，引得坐在旁边的史君笑道：“叶鼎洛太不成话了，怎么随随便便到这个样子。”
我既答应了许君，我一个人就完全属于他了。他支配我睡在什么地方，支配我几点钟起来，几点钟乘火车回上海去，什么时候动身到奉天去，我已完全不能抗拒了。
明天，和史君在一个小酒楼上吃了一顿酒，就被许君挟进黄包车。挟进火车，一直挟到上海，本来和史君约好的去游留园天平山的事，就无形打消，我一个极自由的身体，就从二等车里一直挤到上海，被一班热心教育的先生们包围起来。
同行者除许君外，还有陆君方君二位。他们住在鹿鸣旅馆。我匆匆忙忙把行李整理一下——半年来几次搬家的结果，我的行李已经四分五落，一共三只箱子，一个网篮，一个被包，却寄存在三处——搬到他们一起去。十七晚上，我们的一班朋友替我们送行，高高矮矮挤了一屋，弄得旅馆里的茶房惊惶起来。我把他们送了出去，寿昌，梦鹤陪我到大世界对面的青萍园里去吃酒。这店是我们常来的，那个胖子堂倌听说我要上北京去，连忙拿一把京胡送到我们前面，要求拉一出，说是临别纪念。但是我们当此别离的前晚，各自有一片惜别的恋情，所以不能像往日的高兴。这一桌送行酒中间，除开强打精神豁了一会拳，大半是默默地过去的。十八日的清早，寿昌，梦鹤送我上船。从四马路穿到黄浦滩，朝雾里薄薄地带一种嫩寒。轮船歇在浦东，须叫划子过江。水面离码头有五尺，江流又湍急异常，那划子被波浪掀得一跳一跳地在那里等着我。我异常害怕。我和寿昌、梦鹤握了手，陆君扶我下划子。船夫一篙点开岸，就顺着江流荡出去，我坐在划子里望岸上，黄浦滩一路的建筑骤见其高，码头上的人也骤见其多。那高大建筑物的前面，无数的人头当中，寿昌、梦鹤还是立在岸上，寿昌高高地举起帽子，梦鹤却两眼发直如呆了一般。我惘然如失了心，不知身在何处。划子一步一步远出去，寿昌、梦鹤的影子一点一点小起来，终于被雾气遮到看不见。江南雾绝大，除看见我们自己的划子外，四面俱是白茫茫，轮船的汽笛在各处叫，而我们的船还不知在那里，渐渐地那两枝桅杆现了出来，而西岸的上海早已藏到白雾里去了。
同行的陆君，许君，方君一班都是近视眼。连我四副眼镜走上船，茶房早就知道是一起来的了。把我们的行李搬进舱，啊！这里面又是个统舱，令人作恶的气味早已塞满了。更有一种油漆木腥气，不晕船的人闻到也要吐。但是票子已经买定了，只好打开被包滚上吊铺去。十二点钟以后，已经云收雾止，露出一轮太阳。可巧潮水也来了。船顶上的汽笛缓缓地叹了一声，就摇摇兀兀驶动起来，从此这个我把它当作家乡的上海就和我告了别，虽然他日仍得归来，不难和这水绿山青的江南相见，而我这个无端也会叹气的人，又不胜其感伤了。船出吴淞口，已经是黄昏，海风渐渐大起来，舱门紧闭着，只听得水浪和船身搏击之声。我因小便出窗去，被风吹得倒抽一口气。忽然又大吃一惊：原来从那甲板上的方窗望下去正是货舱。货舱里装的不是货，那黄黄的灯光底下，满满地滚着无数个人头，这些人头静静地都在那里大呼。我心里突然来了一样异样的感觉：我觉得他们无异是被打在最下层地狱里的冤鬼，而这立在甲板上的我，正好比在支配他们命运中的劫数。我不觉悲从中来：由这货舱推及世界，世界上的碌碌众生，又何尝不像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人的支配底下，而做梦一般地过了他悲惨的一生呢！我不幸也是其中的一个，只不知道哪天才是我的末日呢？这装着人类的大船，不知道哪天才得到尽头处呢？
船在波浪中摆动得厉害。回顾那不夜之城的上海，只剩得一大团烟气冲上半天。海水深暗如墨，两边两条水平线一倾一斜上落无定，远处有一点红灯，一时露出水面。一时又被波涛盖了下去。我满怀恐怖，一埋头再钻到舱里，一股热而腥的气味又扑进鼻管了。我们这统舱并不大，里面至多不过装着六七十人，到兵工厂里去的机匠却占了大半数，以此满窗聒噪着的尽是生硬的宁波话。最远处有位北方人，他们那种京片子，也竟不能占势力了。只有一片清脆的苏州音，竟把他的谈锋在这里面独树一帜，我静静听，从大家招呼上知道他的名字叫三宝，而且是军需科里的裁缝，他讲的是短篇故事及神话；他一会讲白袍小将薛仁贵，一会又讲姜太公摇起杏黄旗，一会是南极仙翁在天下第一神仙井中下棋，一会又是孙悟空耳中挖出金箍棒。他讲得很动听，一班宁波机匠的声音都静下来，而他那种肯定二郎神驱使虾兵蟹将杀上花果山而实有其事的描写手腕之高妙，我也不觉为之神往。但是后来听的人都疲倦了，他又独自一个念起“高王经”来了。船中第二天，大家说到了黑水洋，风浪分外险恶起来。船身一上一落至少有五六尺，满舱的客人都颓然倒在铺上，悄然做不得声。角落里的一个妇人先哑的一声从嘴里冲出一条小瀑布，四面八方就接一接二地呕吐起来。我深深地埋头在被包里，只听得陆君颤颤巍巍喊方君：“箱子要倒了……缚一缚……”方君闷在被头里说道：“我已不能动了。”陆君又喊我，我死应不得，只是咬紧牙关随着船身在那里动。我心中做出种种比喻想逃这痛苦，比做童年睡在摇篮里，比做荡秋千，比做走浪木……但是终不行，心里也像外面的风波一样沸腾地绞起来。这真是生生地把个人关到地狱里来受罪呀！放着平滑的马路不走，却到这猪槛中来害几天冤枉病，不是陆君，许君也在那边一声一声呻吟时，我可要把他们恨死了。晚上九时许，风浪稍息，一班机匠又复了元，呵风骂雨地埋怨起来。三宝呢，又在那里抽水烟，又津津有味地讲起程咬金九千岁手执开山大斧大闹雁门关的故事了。我刚从苏州来，苏州给与我的不过是些文弱深靡一片亡国现象，而今三宝竟是这六七十人中的一位大怪杰，于是我也不得不被他征服而一为崇拜苏州人谈话的才能了。客人一天没有吃东西，外面一声“卖稀饭”，就如饿鬼道中争食般地扑出去。我也费了六个铜板买了一碗稀饭汤，只觉得润口而沁心，如饮了甘洌的醴泉，于是我才知道我们平日之所谓穷苦还是天堂，以后也不宜对于生活太不满足，世界上正有一部分人天天迎着把稀饭汤当甘露水喝着的日子呢！可是稀饭汤终不能持久，一点钟之后肚子里又打熬不过，我正左思右想吃东西，而旁边一位五十来岁的妇人三宝的舅母，正在那里嚼着一块肉骨头，看她把上面的精肉撕下来塞到嘴里去，看她把残余的骨头丢下来。这种使我难堪的对照呀，我嘴里越发淡出鸟来了，我忍不住朝她望，吐沫也咽起来，人穷则志短，我的丑态禁不住露出来了！第三日清早抵大连。轮船在海心中抛下锚，以待日本医生来船上验察。空气绝冷海风如刀，甲板上泼水成冰。客人们三天辛苦，个个面如黄蜡，拥到甲板上来透空气。海水碧绿如青油，赤鸢色的山脉环拱起来成一条弧线，太阳尚未出来，东边近水的天际渲染出一片红光，与海水作对照。这伟大的，庄严的，灿烂的天然军港，即是先入于俄人之手而今又成了日本殖民地的大连湾。海呀！天呀！山呀！太阳呀，我轩皇手创的万里神州呀，你的咽喉已被豺狠的利爪一把扼住了！再过两点钟，一只汽油船从西驶来，一个短小的倭奴猿猴似的跳上轮船上，于是我轩皇的后裔就如一池虾蟆尽蹲下身体等他数罗汉似的一排看过去，然后客人们方始可以自由叫划子上岸去。
我们常常说北方人的性质是刚直的，不像南方人狡猾多诈，但是这一次的划子就不能使我们相信北方人。我们讲好三块钱两只划子送到小吴码头，而结果却把我们送到一处寂寞无人的不知名的码头上——我们明知他们贪图路近可以接第二注生意，但何不多要几个钱呢？——我们在那里茫茫回顾，只有些在日本资本压迫底下的苦工，和许多乌黑的煤山，远望不见市场，近望不见船只，那一位肥而短的日本警察又奉公守法地不许我们久留。我们就在那利刃一般的海风中，足底下踏着薄薄的凝冰，望着一堆行李，空着肚子受外国人的鸟气。亏得多智的许君，先摸到客栈去找人来招呼，才有法子把那些行李用马车运出去，然而也大大的吃了一次亏了。
大连离奉天还有五六百里路，已是塞外风光。虽然日本经营出一片大市场，也有电车、汽车、马车、人力车，但那街市上均萧萧索索被蒙在昏黄的沙灰里，太阳射在这地方薄弱了许多，走路的人也异常稀落而没有声音。我刚从船上起来，头脑还是昏，地皮还像在那里动，在这一片黯淡的市场上过去，无异神游梦中；稍稍能够刺戟，惊觉我的，只有那骡车的碌碌声以及马粪的干臭，因为这东西南方绝对没有看到，闻到过。来到客栈里，情形也就不同了，我理想中之大连客栈一定是铜床汽灯的房间，又何尝知道是煤炉，是炕床呢，何况一张大炕上竟要睡七个客人呢？于是我们不得不到山东馆子里去大吃一顿了。许君发起去游老虎滩，事前先去洗一个澡。三天三晚从统舱里钻出来的人身上就如涂了一层油灰，经过清水，肥皂濯洗一遍，就像被缚在茧子里的蛹子一旦化为飞蛾而浑身通泰。叫车到老虎滩，往返费去三点钟工夫。那地方的风景虽然好，但是现在正是日本人在那里享受，任凭怎样美丽，只有令人感伤，我也懒得把它写下来了。不过有一点要说的，我们在海边尝了一点海水，的确咸涩异常；而路上的枯林衰草间，见了不少的穿红衣服的山东妇女，举着她们的三寸金莲，在那里伶仃踯躅而已。在大连担搁一日晚，翌日平明即冒寒赴南满车站，把中国钞票换了金票买了火车票，就和一班穿木履驮袱的日本人一起上火车。车箱很雅洁，座位亦宽广，更没有我们中国人品茶的习惯，但是我的同胞们却始终过不得，橘子皮就丢了一地。坐在我斜对面有一位大胖子，像一个绝大蟾蜍鼓起一个大肚皮满面春风占了两个人的位置。有一个日本女子走到那里找座位，吃了一惊退了过来。但是那个大蟾蜍却很从容，谈笑自若地，气喘吁吁地把一块大饼塞到口里，他的嘴也和肚皮一样鼓了起来。我看了就想起了当年的范阳节度公，替杨玉环耽惊不少。回首望窗外，衰残的枯草，零落的断枝，一程一程和火车背道而驰。偶然有一道断涧，涧里头结着厚冰；有一座荒山，山上面也堆着积雪。其余便是极目荒凉，躺在委靡的夕阳底下。历历碌碌的孤村野屋，表示那里边不是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