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的高调面前，几场所有类似的场合，都会由辻政信这样毫无自知之明的逞强莽撞之辈控制局势，慎重论者则会被视为怯懦而抬不起头来，先前连满腹经纶的石原都挨了一刀，更不用说寺田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所有参谋里面，包括寺田在内，都没有作战的实践经验，就算是一般的参谋工作，经验也不及辻政信，所以根本回答不了辻政信的质问。
强硬论统一了会议基调，也帮助与会的植田和矶谷下定了决心。
接着起草作战方案，第23师团遭到“罢免”。参谋们异口同声，认为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的不尽如人意，与第23师团的素质有关，这个组建不久的师团从作战指挥到部队士气，都存在问题，以这样的状态与苏军作战，很难取胜。
大家想到的理想选手，是第7师团。在作战课看来，只有这样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出马，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当天参谋们将作战方案送交植田，请他裁决。
植田的额头出现了很深的皱纹，他看着地图，默默地聆听着辻政信就方案所作的说明。据辻政信说，过去植田总是边听说明边点头，但是那一天不知为何，神态非常反常，一脸深沉，且中途未作任何表示。
辻政信满腹狐疑地猜测着司令官的心思，当作完说明，他看到植田掏出手帕，开始擦拭脖子上流下的汗，随后才慢慢地开了口。
回敬的是拳头
植田同意方案的几乎每个步骤，唯独不同意撤下第23师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可能跟自己的幕僚完全一样。辻政信等人只关注如何打赢，他还得照顾方方面面，诺门罕一带是第23师团的防区，要是骤然弃之不用，很有可能让该师团丧失信心，以后海拉尔靠谁守？
植田如此表态：“上次是第23师团，这次还是他们上吧，换了第7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
其实幕僚们不过是过于急功近利罢了。关东军编制内虽多达8个师团，但直辖师团只有两个，除了第7师团，就是第23师团，公平地说，第23师团并不比老师团差到哪里去，若是换了第7师团在诺门罕，也未必就能打得更出彩。
植田说到激动处，忽然老泪纵横：“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则，如果我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
既然植田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众人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方案中的第7师团变成了第23师团。
关东军的作战方案随即报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围绕这一方案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有人提出，诺门罕事件说到底不过是边境冲突，现在侵华战争悬而未决，关内兵力很是紧张，这种时候在边境牺牲和消耗部队是否值得？
更多的人主张，边境纠纷应比照张鼓峰事件的处理方式，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这方面的意见主要来自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对于诺门罕战役，表现得并没有张鼓峰那么热心，这主要还是由于前线消耗太大，国内生产力早已力不从心，参谋本部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侵华战争中来。
不过他对上次搜索支队全军覆灭，始终耿耿于怀，总想寻机进行报复，关东军的作战方案正中其下怀。
稻田在参谋本部，是除总长、次长以外一言九鼎的人物，只要那两位老大装闭嘴葫芦，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岩畔是陆军省的人，并不属他管。
于是，稻田便拉上岩畔，一起去找岩畔的上级、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作个公断。
稻田报告完毕，岩畔正要发言，板垣就打断他说：“好啦！大不过一个师团的事情，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让关东军搞去吧。”
没让岩畔说下去，板垣就完全同意了稻田的意见。
板垣出自关东军，自然是很能领会娘家人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在稻田、岩畔求见之前，他已经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教育总监西尾寿造中将等日本陆军的巨头进行了沟通，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进行试探进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关内的大规模进攻已告一段落，再要往前突进，暂时力不能及。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也就用不着抽调关东军或让关东军做什么配合，自然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先玩上一把。
虽然板垣已经开出了合法通行证，但参谋本部内仍有人反对动用战略单位的师团，认为抽调如此多兵力后，可能影响东北“治安”。稻田便学着板垣的口吻说：“万不得已时，只要决心放弃大兴安岭以西就行了，而且做这件事我们也有限度，至多把一个师团交由关东军自行裁定。”
1939年6月20日，植田向地面部队下达了集结令。
板垣、稻田所谓的限定兵力不过是他们的一相情愿，或者说装聋作哑，这次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指挥的战役，名义上虽是由第23师团单挑，但实际上关东军直辖部队中的所有精兵强将都出动了，包括第7师团第26联队、第1战车团（相当于坦克师团）、第2飞行集团（相当于飞行师团）。
坦克部队的加盟，让第23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感到特别高兴。
第23师团高层有两个所谓的“苏联通”，除了小松原之外，就是大内。大内曾出任驻拉脱维亚的武官，另外他还像朱可夫一样，是骑兵出身，做过骑兵集团参谋，对草原作战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据说他在就任参谋长时，就曾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在海洋般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作战，只靠徒步行军是不行的，必须用机械化部队迅速开辟出一个行动半径。”
大内甚至提出：“那种日俄时期的马拉三八式野炮，射程最多不超过四五千米，用这种炮，无论如何是打不了胜仗的。”
显然，大内的一些想法脱离了日本陆军将官的习惯性思维，也正因为如此，注定得不到关东军司令部的重视和认可。现在植田拨出第1战车团，也不是因为采纳了大内的建议，而只是为了把他的宝贝拿到前线去显摆显摆。
如此大规模调动，使得诺门罕前线的高级别日军将佐成堆，那些坦克和航空兵的头头全都和小松原一样挂着中将的肩牌。
按照日本陆军的规矩，在一个战区内，如果将领们军衔相同，以授衔早的为主官。小松原提升最早，便名正言顺地被植田授以前敌总指挥一职。
上一次兵力过少，又缺乏重武器配备，这次人既多，又拥有坦克大炮，让小松原的脑袋一下子充了血，精神极度亢奋。
在日军战将中，若是要挑出一个有希望对苏军战而胜之的大将，还真非小松原莫属。大使馆副武官可不是白做的，小松原曾仔细研究过苏军的战术特点，并据此写过一本叫《如何与苏军作战》的册子，送交参谋本部后，参谋本部如获至宝，专门加印并秘密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对苏作战的专家。
按照小松原的研究，苏军士兵受过极其严格的正面攻防训练，要从正面攻破它的防线比较困难，但苏军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彼此之间的协作能力很弱，他们一旦被包围或侧翼受到包抄，就会陷入全线混乱。
这种研究成果正好契合日军喜欢迂回进攻的特点，因此在关东军中很受欢迎，山县在第一次诺门罕中用搜索支队迂回敌后，差点将苏蒙军的指挥系统予以完全摧毁，更从实践角度对此战术进行了验证。
没有人不知道要迂回，关键在细节，也就是如何实现迂回。
关东军司令部为小松原准备的作战方案，系由第1战车团从背后包抄，第23师团从正面进行策应，这样当然是为了使战车团的机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但在小松原看来，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模式，呼伦贝尔草原一望无际，无遮无拦，如此多的坦克，即便再怎么伪装隐蔽，也很容易被苏军发现，导致功亏一篑。
为了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小松原对原方案进行了调整，战车团被调到正面，第23师团负责包抄，总攻时间也定了下来，为7月1日。
当时日本正寻求与德国军事结盟，因此在诺门罕战役期间，便主动邀请德国军事观察团观战，借以显摆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价值。观察员们听说小松原是所谓的对苏作战专家，有心取取经，但当他们看到小松原对方案的调整时，全都大摇其头。
用坦克部队正面强攻，用步兵侧面迂回，这招是怎么想出来的，简直匪夷所思！
德国在坦克战方面走在世界前沿，这些观察员都是有备而来，不是使馆武官，就是高级现役军官，大多懂得坦克战术，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平原作战中，不用机动坦克部队迂回包抄，却使用步兵，坦克部队容易被发现，难道步兵就不会？
后来想了想，总算找出了一个颇为牵强的解释，哦，小松原是对苏作战专家，但并不说明他门门通，在坦克作战方面，他可能是个门外汉。
日德关系不错，既然来了，也别藏着掖着，得给人家指出来。可是没想到，小松原挺固执，横竖听不进去，而且告诉观察团：我们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击败苏军三个师，你们瞧好吧！
小松原不说这句话还好，一说，让他那专家的形象在观察员心目中跌到粉碎。
德国人一向以苏联为假想敌，天天算计着呢，苏军什么实力他们还能不清楚，小松原这个牛连德军都吹不出来。
小松原真了解苏军吗？观察团由此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小松原不是德国人肚子里的蛔虫，他以为观察员们纷纷做惊讶状，是被自己的一番话给震慑住了，于是又兴致勃勃地请对方去看自己组织的战前训练。
看了战前训练，众人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日军的战前训练，既不练大炮，也不练坦克，只练两样，一是白刃拼刺，一是步兵冲锋。
这难道还是日俄战争时代吗？没来之前，观察团真以为日军有什么制苏秘笈，看到此处全都大失所望。
只有日本人仍然懵懵懂懂，自得其乐。
关东军司令部在收到小松原的修改案后，很快予以批准。随着各路部队向诺门罕集结，关东军上下欢声雷动，志在必夺：让苏联军队对着天空，对着沙漠发出他们错乱的号叫吧！
朱可夫没有号叫，他回敬的是拳头。
1939年6月22日，第2飞行集团刚刚到达海拉尔，苏联空军的庞大机群就杀到了诺门罕。斯穆什科维奇带来几个新型的战斗机大队，当天参战飞机大多出自这几个大队，计有56架伊…16和49架伊…15。
飞机的原型没变，但是经过了改良。伊…16的升级版在火力和发动机功率上都大大得到提升，在老机里，飞行员没有滑动舱盖保护，现在也加了上去，成了“戴帽燕”。
新的伊…15俗称“海鸥”，仍是双翼机，它的上机翼为鸥式布置，可以为飞行员提供良好的视野。
飞机性能是空战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指标，加上先前极力打磨的配合训练，“戴帽燕”和“海鸥”一高一低，一快一慢，相辅相成，极大地压制了九七式。尽管第2飞行集团也声称出动了一百架战斗机应战，可是并没能在空战中捞到一点便宜，反而遭到较大损失。战斗中，第24战队两次被打散队形，第2中队长森本重信大尉身亡。森本重信在战斗机飞行学校做过教官，是一名王牌级别的飞行员兼空战指挥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战斗机被击落。
6月22日的这次空战对苏联空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苏联空军在诺门罕上空从未战胜过对手。担任战斗机大队副大队长的斯科巴里欣上尉在空战中尤有上佳表现，他一人便歼灭数架日机，战斗结束后立即被提升为大队长。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双方空军越斗越狠，百架以上战机参与的大规模混战成了家常便饭。
袭扰战术
第23师团的大部队早在6月20日就出发了，由于缺乏车辆，行军完全依赖步行。与一个月前相比，这时的呼伦贝尔草原更加严酷，中午的室外温度超过了三十五度，烈日灼烤下，步兵们还要身背重达三十公斤的负荷，行军之艰难不言而喻。
细节决定成败，小松原和他的部下对细节却几乎是漠视。即便已经有过第一次诺门罕之战的遭遇，第23师团的军需部门仍不记得带饮用水，原因是他们在地图上一看，好多地方都有湖泊，反正卡车紧张，能省就省吧，让士兵们就近去喝湖水好了。
其实地图上标注的湖，大多是盐水湖，连马都不能喝。士兵们的水壶第一天就喝光了，没有水喝，只好晚上宿营时在沙地里挖坑，然后轮流趴在坑边吸吮其中的湿气。
还有一个办法是早上用饭盒盖收集露水。不过能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