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苏区来接货的人就是肖南，我只是怀疑，所以才不许他出门。”父亲坐在我的病床前，叹了口气，“即便我告诉肖南，他也不会听我的劝告。”
“你可以派人保护他！你已经是师长了不是吗？”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自己的幼稚。
“我不能在肖南的事里插手太深。”
“为什么？就因为他不再承认你这个父亲？”
“阿同！”父亲皱起了眉头，“你不明白，和我们李家的一切关联都有可能成为肖南的致命伤。政治，比革命更可怕。”
“我不信！”我愤愤地扭过脸去。在那一瞬间，我如此厌恶父亲的脸，厌恶他和我相似的五官，厌恶他忧郁的眼神，厌恶他黄呢的军装。那时候，在我的眼里，这个国民党师长的每一句话都意味着借口，每一道皱纹都是因为虚伪和冷酷。
***
我从此开始厌恶北平。
每一段灰色的城墙，每一声鸽哨，街上行色匆匆的行人和士兵，甚至家里郁郁寡欢的母亲，都变成了一把钝锯上的齿，缓缓锉着我的神经。
两个月后，我不告而别。
我不知道去哪里，最后选择了上海，我需要的不过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一群陌生的人。
我在长乐门，一家高级舞厅里找到了乐师的职位。因为我可以吹萨克斯管并兼作钢琴师，所以老板对我相当好，在楼上租给了我一间房作为宿舍。提琴手小健成了我的邻居。小健长的人高马大，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我们两个单身汉很快成了好朋友。
长乐门是个夜夜笙歌的地方，每一个人都看着很快乐，我也很快乐。那一年里，我只学会了一样东西——喝酒，几乎赚来的所有的钱都倒进了长乐门的吧台里。每当不该我班的时候，我就坐在明亮的橘色吧台前，一杯接一杯地喝。我不介意是白酒还是红酒，根本就尝不出差别，所以调酒师递过来什么我就喝什么。经理也不来管我，因为我的酒品很好，喝醉了就安静地坐在吧台前发呆。这时候总有男男女女上来跟我搭讪，从打招呼到开门见山地调情，我只是傻乎乎地看着他们，看到他们沮丧的放弃。也有个别赖着不走的，这时候身材高大的小健就会挤上前来，把我扶回楼上的住处。
喝醉的夜晚，我不会梦见肖南浑身浴血的样子。
***
有一天，从宿醉中醒来，我习惯地揉揉疼得欲裂的头，拿了衣服去外面的公共浴室洗澡。大中午的，浴室没有人，洗了澡，心情好了很多。回到房间，阿健在屋里，小桌上摆了两盒馄炖。
我几乎不记得我曾经做过饭，有时去楼下的小摊子上吃些馄炖，有时买吧台的甜点，结果来上海不几个月就得了胃病。这大约是上天惩罚我的荒唐，饿急了的时候就会犯病，疼得我满床打滚。有两次被阿健看见，他就把我的薪水要去了，每天自己买饭的时候也给我带上一份。
我拿了筷子，高高兴兴坐下来，准备开吃。抬头看见阿健脸色不好，便知趣地放下筷子。
“你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吗？”
“不记得。”
“两个美国军官在那儿纠缠到半夜，我把你拎上来的时候，他们差点跟我打起来。”
“又不是我的错。”
“不会喝酒别喝。要不喝完趴那儿睡觉，别老睁着一双招魂眼勾引别人。”
我看着阿健。
“你知道吗？老板为什么不管你喝酒，你都快成长乐门的一块招牌了。隔三岔五坐在那儿，招蜂引蝶。”
“你胡说什么？我又没跟别人说话？！”
“你长得很漂亮，你知道吧。”
“知道。”
阿健无奈地叹口气，“你坐在那儿，两个大眼睛雾蒙蒙的，亮晶晶的，小鹿一样，童叟无欺。谁都看得出来你喝醉了，不仅女人来跟你热乎，好那一样的男人也会怎不住的。”
“好在你醉了就不说话，任谁哄都不动一动，除了答应让我带你上楼。”说着，阿健又笑了，“那帮家伙肯定嫉妒死我了。”
“谢谢你，”我心头一热，“阿健，我答应你，以后回屋里再喝。”
“为什么非喝不可？”阿健凝眉看我，“你真是不象个喝酒的人。”
“可以吃饭了吗？”我茬开他。
“——，”小健知趣地不说话了。
屋里静下来，我和小健埋头吃饭。
我心下愧疚，却又不知如何重开话题。正踌躇间，传来敲门声，我感激地去开门。
“绮真！”门口站着的女孩让我呆住了，“怎么是你？”
“李同，真的是你！”绮真看起来很开心，“昨天我和人来跳舞，看见好象是你在吧台那儿坐着。”
我有些尴尬，绮真一定看到那荒唐一幕所以才没有过来打招呼。
我侧身让她进来，她穿了镂空的藕色开司米披肩，罩着浅蓝色的丝质旗袍，站在屋里，惊讶的打量着极其简陋的房间。她阔小姐的气势让阿健有些手足无措，绮真大方地跟他打招呼。我让她在床头坐下。
“你怎么在上海？”我们俩几乎同时问，问完都笑起来。
“我们全家都已经搬到上海来了。走之前，我去找过你，伯母都告诉我了。”
“喔。”
“伯母看起来很伤心。”
“你们为什么来上海？”阿健在这里，我也不想谈北平。
“你知道，北方不安宁，日本人都驻在北平城外了。上海有租界，纺纱生意也好作。”
“嗯。”
“这儿是家里的地址，一定要来。”绮真突然微笑着改用英语：“I get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your brother。”
说罢她起身告辞，我等不及便借口送她，随绮真一起下楼。
正是冬季，披着大衣，我和绮真走在上海灰扑扑的里弄里。
“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前些日子有人来我家，说是核实我哥的背景。”
“为什么？”
“好象是团职以上的共党都要有档案，要历史清白。”绮真停下，转身看着我，“他们还询问了肖南的事，我妈只说是我哥在圣心中学的同学，没有提你们李家的名字。”
“为什么？这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个革命者，即便是委员长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我愤愤不平。
绮真温柔地看着我，“李同，还是小心为妙。”
***
回到宿舍，阿健正有一百个问题等着我。
“李同，你怎么会认识这么有钱的小姐？她是谁？你们很熟的样子！你也会说英语吗？在那里学的？”
我把他硬是推出门去。“我的馄炖！，”他拍着门大叫，“嘿，我不问了，李同，让我吃饭！我还没吃完呢！”
我躺在床上，心乱如麻。
长乐门的醉生梦死日复一日，就在我以为自己会醉死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
（七）
我重新回到了北平。
在这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没有平静的空间。
共党正在延安休整，国民政府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双方都不断在痛骂对方无耻匪类。新一轮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决定去陕北找肖南。无论是妈妈的哀求，还是爸爸的怒气，都不能让我打消念头。十八岁的我，冷酷而执著。
在去太原的火车上认识了两个革命青年，我们结伴同行。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才到陕北。他们在延安皆有旧识，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盘查，就有人给我分配了任务。因为音乐特长，我被编进了野战军文工团。这正合我意，文工团不参加战斗，配备少量武器，不属于固定编制，轮流为各个驻防部队演出。
或许在演出中，肖南会看到我。
我喜欢我的新工作。开始的时候，文工团黄团长不以为意地打量我的萨克斯管，我于是吹奏了一曲《兰花花》，那支在黄土高原上人尽皆知的信天游。萨克斯收敛的忧伤音色折服了大家，陕北出身的女团员杏子跟着哼唱起来。杏子的声音婉转高亢，我用乐声衬着她，让她的歌声如同被清风稳稳托住的羽毛，自由自在地在黄土高坡上回响。
接下来，这个曲子被定为团里的固定曲目。
我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听周文远（肖南的化名），只好被动地等着。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是一无所获。
不久，我们来到了十二师三团的驻地叶集镇。叶集是个小镇，离枣园不过五里之遥，刚刚闹过土地革命，所以街上走来走去的农民大多看着喜气洋洋，但偶然也有个别满脸晦暗惊慌不安的老头，同志指给我看，说那就是被镇压的地主。我同情地看着，突然想起来肖南的爷爷，一个在沈阳郊外的大地主。爸爸曾经告诉我，在得知肖冠东死讯的时候，那个老人痛不欲生。
表演地点在小学校里，战士们兴致勃勃席地坐了黑压压一片，团领导坐在前排。当我和杏子表演完的时候，响起了如雷的掌声。接下来是短剧《举起你的鞭子》，我和杏子鞠躬下台。
走到后台，杏子喜气洋洋地递给我一杯水，我笑着接过来，边走边喝。突然间，两个战士迎面而来，表情严肃地挡住了我的去路：
“你就是李同吗？”
“是的，”我心中暗自打鼓，是肖南的人吗？
“跟我们来一趟。”他们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向后拧去，搪瓷缸子掉在地上，水撒了一地。我惊讶地忘记了挣扎。
“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
“我们怀疑你是奸细。”他们已经利落地把我双手反绑了起来。毛绳嵌进我的手腕，辣辣得疼。
他们架着我，不顾周围惊讶的眼睛，把我推进了小学校后院一间破败的空屋。
我错愕地望着坐在桌前的两个人。一个是团政委，另一个长着国字脸，我似曾相识。
他们让我坐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
团政委用指节敲着桌子，眼神犀利地看我。气氛压抑得折磨人。
“你就是李同？”
“是的。”我尽量让声音显得平静。
“参加革命多久了？”
“一个半月。”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
“我从小就向往革命。”
“是吗？”团政委脸上没有表情。
“你认得这位同志吗？黄中非同志，曾经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我仔细看看国字脸，摇摇头。
“那，你熟悉长乐门吗？”
我心中猛跳一下，荒唐的日子总会留下痕迹。在记忆中搜索，国字脸似乎曾经出现在舞池里。
“是的，我曾经在那里当乐手。”
“那你认识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政吗？”
我心底一阵凉意。
“我跟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对不起，爸爸。
“是吗？”国字脸开口，声音铿锵如金属撞击，刺我的耳。
“可是，就在三个月前，我亲眼看到在霞飞路上，贵少爷和李政坐着汽车，是去火车站？”
“——”
“你是说，你是个进步青年？“
“是的。”
“那你告诉我，你曾经参加过什么进步活动？”
“我，”我犹疑了片刻，确定不会连累到肖南：“我认识北京大学的张文华。当过《赤月》杂志的联络员。”
政委和国字脸低声商量。
“你是说北大原共产主义小组的张文华？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1932年的夏天。他在吗？他会认得我的。”
政委的眼神有些阴冷：“张文华同志已经牺牲了。就在1932年的夏天。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以后，我被我父亲软禁了。”
“是吗？可是你难道都没有打听一下同志的下落？”
我不说话了。
“在长乐门那一年里，我可从没想过你会是一个进步青年。”国字脸盯着我说，“酗酒和各种人厮混也算你革命的一部分吧。”
“——”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叫我。”
政委和国字脸离开了，留我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小屋里。门口有荷枪的战士晃来晃去。我垂头丧气地坐在角落里，脑子里乱成一团。最后，打定主意，不到最后关头不说出周文远的名字，他们总不能因为我是李政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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