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拉开，以免双方打起来，但三名男孩阻止了她，并打了凯文的脸。她像另一个女孩一样立刻转身逃走，所以没有目睹之后发生的事情。
休息时间过后，与凯文同行的男孩也出庭作证。法官必须一再提醒他提高音量，才能让全场听得见他的证词。男孩承认知道凯文那晚携带了枪械，不过就像前面两位女孩所说的，他也只看到了凯文被打，而没有亲眼看到枪击的过程。他的确有很多帮派的朋友，但自己没有加入，也否认他那晚穿的红色上衣、运动鞋或驾驶的红色跑车，是红血帮的象征。男孩表示案发后前往另一个电影院并非他的主意，而是应女孩们的要求。
那天的审讯快结束前，我才想通为什么是凯文的朋友，而不是他本人被传唤发言。他的朋友们虽然看起来很不成熟且毫无说服力，但至少他们没有朝任何人开枪。陪审团可能假定凯文是这群孩子中最顽劣的一个。然而他们的证词和警方的调查的确有相同之处：凯文受到了三名男孩的挑衅，而不是他主动攻击对方。男孩们问了好几次话想激怒凯文，但没有得到响应，其中一名男孩就打了凯文的脸。凯文往后跌倒，从口袋拿出了手枪并开火。凯文是不是因惊慌而误以为那群男孩携有武器呢？他有理由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吗？还是他真如检察官所说只是一个冷血的小混混，不敢徒手而非得用武器对抗敌人的懦夫呢？
如同郝修女的预言，那晚我带着破碎的心上床睡觉——但我并不是因为司法系统对年轻孩子们的处置而难过。我认识凯文已经有一年了，也早就知道他被控的罪名，和班上大多数的学生一样。本来以为看过席先生桌上那些谋杀罪犯的代号，还能毫不畏缩地回到图书室上课的我，能够勇敢地面对这群少年犯罪的事实，但现在我知道自己做不到。被凯文杀害的男孩是有名有姓，也有家人的。我如此喜爱的学生，一个看起来那么温和的孩子，竟然曾傻到带了一把上膛的枪到电影院，射杀了别人——而且还是从其中两名被害人的身后开枪的——事后更冷酷无情到想去看另一场电影。
审讯会的第二天，检察官传讯了几名警察作证。根据警方的调查，命案现场的几颗弹壳相隔有十到二十英尺远，表示开枪者曾移动追逐被害人。而在被告律师的质询下，警察承认弹壳在受力弹出时，有时会在较远的距离落地。律师也指出，命案是发生在一个人潮汹涌的电影院门口，因此弹出的弹壳很容易在案发后的混乱中，被人群践踏而四散。
负责验尸的法医说明，由伤口的检验显示，死者是背部面对开枪者时而中弹。另一位武器专家则提出理论证明，凯文座位下发现的手枪的确就是凶器。
到了下午，一位名叫罗伯的警探，以专业证人的身份出庭应讯。他在洛杉矶一处治安恶劣的地区长大，对侦办帮派犯罪的案件很有经验。罗丝小姐针对被害人对凯文的问话，询问罗伯警探对该言词的诠释，警探回答道：“这两句话可以是朋友间简单的问候语，但如果是从帮派分子口里出来，意思变成是：‘咱们要怎么解决？’如果问话的人举起双手，表示用徒手武力对抗；如果他们携有武器，可能就会使用。双方是用决斗来表现自己的男子气概。”
罗丝小姐又问：“如果问话的人挑衅对方后只动拳头打人，你认为这种情形下，还会有人使用枪支吗？”
“应该不会。”
第三天早上，律师肯尼先生再度请罗伯警探回到了证人席接受质询。
“你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帮派分子对某人提出挑衅的问题，并朝这个人脸上挥拳，只是代表要徒手打架？”
“是的。”
“你的意见会改变吗？如果你知道在命案发生前，这位主动挑衅的男孩曾对被告做出……”
检察官从椅子上跳起来提出抗议，她与律师在法官席前进行了冗长的辩论。最后法官仍允许律师先生问完他之前的问题。
“如果你知道在命案发生前，被害人曾拿着一把枪追赶凯文，你的意见会因此改变吗？”
罗伯警探思索了一会儿回答说，即使如此，他的想法也不一定会改变。
那天下午出庭的最后一位证人，是在托伦斯警局服务了32年的梅森警探。他在命案当晚负责侦讯凯文，并提供侦讯过程的录像带在法庭播放。如同肯尼先生所说，凯文供称在案发之前，曾在一处公车站牌边受到被害人的持枪威胁，但凯文跳上了公交车而得以逃跑。
我本来以为这段证词会使案情有新的发展——凯文有足够理由担心生命受到威胁，或至少在受到同一位男孩的挑衅时，因惊恐而失去理智——然而检察官和律师都没有对这卷录像带表现出太大的兴趣。罗丝小姐宣布她没有其他的问题，肯尼先生也放弃了对证人继续质询。那天的审讯就到此为止。
到了审讯的第四天，凯文的辩护律师终于有比较积极的动作。肯尼先生传唤了私家侦探史卓先生出庭作证，和罗伯警探的背景相似，史卓先生的专长也在于调查帮派介入的犯罪事件，他与洛杉矶警察局的合作已超过20年了。肯尼先生花了很长的时间，询问史卓先生关于洛杉矶地区的帮派活动情形，和凯文的案子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猜肯尼先生这么做，是为了要建立这位证人的专业权威。最后他才问到了重点：
“史卓先生，根据您调查帮派活动的经验，特别是红血与蓝鬼这两个帮派，有没有听说过‘兄弟，最近混得怎么样啊？’这种用语？”
“我听过。”
“你觉得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这可能有几种情形。如果问话的人是在自己的地盘上碰到伙伴，那这句话就只是一种单纯的问候。就像‘嗨！你好吗？’之类的招呼语。如果他碰到的人不确定是属于哪一边的，这句话等于是昭告他自己的帮派属性，并让对方知道进入了谁的地盘。所以根据对方的响应，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如果问话的人看到一个敌对帮派的成员，这句话就可能是一种明确的挑战，表示有事情要发生了。”
“你说有事情要发生是什么意思？”
“如果问话的人碰到一个曾经与他有过节，或是他一直在追赶的人，那这句话问完就会开始一场枪战。”
“如果蓝鬼帮的人对于一个他认为是红血帮的人问这句话，并在另一个场合曾持枪追赶对方，这句话的意思会是什么？”
“表示他下定了决心要伤害对方。”
“是用枪械吗？”
“我会如此假定。不管在加州还是其他州，几乎每个帮派的斗争都和枪击有关，很少有例外。”
轮到罗丝小姐质询证人时，她立刻针对史卓先生证词的关键处提出质疑：
“我只是想弄清楚一件事，史卓先生。你说蓝鬼和红血帮之间的冲突都会牵涉枪击吗？”
“他们不是使用枪械就是刀子。是的，我会说几乎每一次都是如此。”
罗丝小姐要求史卓先生分析帮派斗争中使用武器的频率，他回答有九成到九成五的比例。罗丝小姐转向陪审团，表现出对于史卓先生的话不敢置信的样子。她保证会提出资料证明史卓先生的估计是无稽之谈。
肯尼先生接下来的质询十分简短。他引用了10年前他和史卓先生合作的一个案例，当时史卓先生是负责侦办案件的警官。“史卓先生，那个案件是一个蓝鬼帮成员，在行动的车辆上开枪射击一个红血帮成员，你记得吗？”
“我记得。”
“而那个案子中的凶手强森先生，在开枪射击被害人前说了什么？”
“他对被害人说‘兄弟，最近混得怎么样啊？’”
凯文的律师转向法官。“我已问完问题。如果法官大人允许，被告一方的发言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我以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律师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结束辩护。他只传唤了一名证人，而且这名证人甚至和本案毫无关联！凯文难道不用亲自上台作证吗？
检察官罗丝小姐则又传唤了梅森警探以提出反证。她提醒陪审团，梅森先生在托伦斯警局服务已超过30年并仍在职中，不像律师找来的史卓先生，早就退休超过6年了。罗丝小姐问梅森先生，在案发的购物中心，警方是否有围捕可疑的帮派分子并加以搜身？梅森先生回答他的确在现场指挥搜索。
“在搜索行动中发现了任何枪械吗？”
“没有。”
“你处理过的案件中，有没有涉及人身攻击但没有严重到致命的例子？”
梅森警探描述他最近遇到的案件，是一群蓝鬼帮与红血帮的成员争吵，先是用汽车互相冲撞对方，然后改为徒手斗殴。冲突中有几位红血帮的成员受到严重伤害，必须住院治疗。但过程中没有任何人使用枪械。
罗丝小姐接着问警探，是否有看过因挑衅的言论在前而引发徒手打斗的案例。
“是的，有些案件是这样的。”
“而你说的这些案件，并没有涉及枪械吗？”
“没有。”
审讯会到此暂停。
我在隔天前往爱达荷州参加为期一周的会议，无法到托伦斯聆听审判的结论以及陪审团的判决。情况看来十分不乐观，我虽然很想知道审判的最新发展，但又不想用电话打扰凯文的家人，决定等到我回洛杉矶时再打听结果。
我在星期五晚上返抵家中，星期六早晨到了管训院上课。我经过交谊厅时，看到凯文从厨房里向我挥手。他一手拿着锅铲，一手拿着罐沾酱，身上穿回了橘色的囚犯装。如果他被宣告无罪，人就不会留在管训院里了。“马克，要不要吃点儿玉米片？我刚刚才热过的。”
“好啊！我吃一点。”
凯文给了我一些玉米片和沾酱，然后又忙着回头在炉台上翻炒一些食物。
“结果怎么样？”我问。
凯文没有抬起头。“罪名成立。一项是谋杀，两项是企图谋杀。我对判决的结果并不觉得惊讶。”
他又翻炒了一会儿锅里的东西，我关心地询问他的情况。
“还好，至少一切都结束了。”
“我很遗憾，凯文。”
“是啊！但还是谢谢你到了法庭。在那里能看到一些友善的面孔，感觉真好。”凯文将热锅中的食物铲到一个大塑料碗里，然后说：“我到月底才会被判刑，所以还要留在这里一阵子。我会帮忙写作班新来的家伙。”
“什么新来的家伙？”
“他已经在图书馆里了，是老席要他参加的。”
我问凯文是否希望我在判决听证会上为他说话，他点点头，“律师要我转告你，最好把你想说的内容写下来交给法官，这样就会成为正式的书面记录，以防万一你那天有事不能出席。”凯文又给了我几块玉米片，然后催促我离开厨房。我经过警卫室时，席先生招手要我进去。
“你偷吃了我的玉米片吗？”席先生问。
我关上身后的门，在席先生的面前坐下。“我上个星期参加了凯文的审判会。”
“我知道。我还听说凯文的辩护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席先生说，“这比一般的时间要短，但也没有短很多。”他指指图书室，“孩子们都在等你。你在这里只需要专心在你能力所及的工作上，其他的事情你只能想办法接受。”
席先生对凯文的审判一副厌倦的神情，令我很难过。我曾多次目睹他和凯文的互动，知道他们两人有父子一般的感情。而现在凯文只差一个判决听证会就要面临牢狱生活，难道席先生的反应就只是这样吗？
我等了一会儿，但席先生没有再说什么。我只好站起来问道：“新来的孩子是谁？”
“他叫托亚，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学生就告诉我。”
新学生独自沉默地坐在桌子远远的一角。我进入图书室时，他礼貌性地站起来，但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正眼看我。不管是在管训院里还是外面，他的模样是我见过最令人害怕的。他至少有快三百磅重，除了肌肉以外不是突出的骨头就是疤痕。
“欢迎加入写作班，”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都叫我托亚。”
“听这个姓氏，你是来自萨摩亚群岛吗？”
“没错，但托亚只是简称。我原来的姓太难念了，你不会发音的。”
“你的名字呢？”
“我也叫马克，不过你叫我托亚就行了。”
我向其他男孩打招呼，他们不像往常一般戏弄这位新同学，而且每个人都和托亚保持远远的距离。
“你听说了杰森的事吗？”王彬问我。
“我刚刚才知道的。”
“他不是唯一有麻烦的人。荷西伦德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