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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怀好色岂闻主父梁武之探鷇裴炎直男何曾卖主背国以媚武
近来诗兴颇佳，唐人那种格律诗我作不来，古体诗倒是可以写写的：
赫赫七德舞
乐天来书之
分金赎人子
剪须懋公哭
媚娘施吕毒
遂良折笏走
可叹徐家子
世上无复有
哀哉平辽业
枉哉大理丞
除刑五覆奏
四百死囚归
爱民如爱子
千年一太宗！
李世民的身后事，《通鉴》与《新唐书》的记载大致相同，惟有死胖子李泰的一段话为《新唐书》所不载：“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青雀是李泰的小名，比李治的好听多了。李世民的幼稚病遭到了谏议大夫褚遂良的极力反对：“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后来李泰又对李治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被李治告诉了李世民：“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李元昌是###的人。包括齐王李佑在内，若不是为人所逼，是断不至于到谋反的地步的，李佑是被权万纪给逼的，太子是被李泰给逼的，也怪他时运不济，齐王的事正好把纥干承基给牵了出来，或许太子这个人的精神也有点不正常，一天到晚老想着做突厥人。至于李泰，倒没有谁逼他，是他自己把自己往死路上赶，他老爸就说了：“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籓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其实李世民对李治还是很不放心的，可惜这孩子有长孙无忌这么一个大靠山，借高阳公主房遗爱事件（这件事大多也是冤枉的）帮他扫除了李恪这最后一个障碍。不想李恪一语成谶，长孙无忌竟死于妇人之手。
还有一件事，《列传》亦不载：“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司马温公当然言过其实了，李世民是不至于自杀的，这个场合很有意思，刚好李治也在那里，不能不说他舅舅安排的巧妙了。
牝鸡之辰，惟家之索
“如果一大清早听见的是母鸡的鸣叫声，那么只可能是有人到家里来索取东西了。”我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引用《尚书》里的这句话，只是为了说明杜牧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他何以有那么多感伤的诗句。因为朋友的关系，杜牧向来与元白不和，同时，他也受到李党的排挤。关于牛李党争，陈寅恪先生有详尽且深刻的论述。我在这里要说的是，牛李党争的两方只是两个没有严密组织的模糊集团，牛僧儒（闲来无事，取牛僧儒《玄怪录》读之，我想那个杜子春就体现了理性力量的伟大胜利吧。任你是刀砍雷劈，还是被抓来受折磨的妻子的苦苦哀求，我自岿然不动，用最时兴的词来说，这也叫做钝感力，这是男性所独有的能力。杜子春转世投胎变成女人就做不到了。我想我这一类人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感情力量压过理性力量的吧）、李宗闽、李逢吉等人是牛党的骨干力量，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是李党的不二核心，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说开了去，谁是他们的绝对领袖，谁又依附于谁，这就很难说了，牛僧儒参与党争的史料就很少，比如：
“时僧孺与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李宗闽引荐牛僧儒。辛卯，以僧儒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相与排摈李德裕之党，稍稍逐之。”
李德裕与李宗闽交锋的史料倒是很常见，比如：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还东都。会留守李逢吉思复入相，仲言自言与郑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赂之。注引仲言见王守澄，守澄荐于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见之。时仲言有母服，难入禁中，乃使衣民服，号王山人。仲言仪状秀伟，倜傥尚气，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上见之，大悦，以为奇士，待遇日隆。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为谏言，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向所为，计陛下必尽知之，岂宜置之近侍？’上曰：‘然岂不容其改过？’对曰：‘臣闻惟颜回能不贰过。彼圣贤之过，但思虑不至，或失中道耳。至于仲言之恶，著于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对曰：‘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上曰：‘然则别除一官。’对曰：‘亦不可。’上顾王涯，涯对曰：‘可。’德裕挥手止之，上回顾适见，色殊不怿而罢。始，涯闻上欲用仲言，草谏疏极愤激；既而见上意坚，且畏其党盛，遂中变。寻以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佽封还敕书。德裕将出中书，谓涯曰：‘且喜给事中封敕！’涯即召肃、佽谓曰：‘李公适留语，令二阁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惊曰：‘德裕不欲封还，当面闻，何必使人传言！且有司封驳，岂复禀宰相意邪！’二人怅恨而去。王守澄、李仲言、郑注皆恶李德裕，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与德裕不相悦，引宗闵以敌之。”
总之，文宗朝主和的牛党得势，武宗朝主战的李党得势，到了宣宗时，牛李党争才算告一段落。
杜牧所生活的时代，除了士人的争斗，皇权的废立也被宦官掌握着。有一次，唐宪宗问宰相崔群：“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崔群所言非虚，果然，宪宗自己就死于一次疑似政变：“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即位的穆宗和敬宗也不是什么好鸟：“上（敬宗）游戏无度，狎暱群小，善击球，好手抟，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又以钱万缗付内园令召募力士，昼夜不离侧。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复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宦官小过，动遭捶挞，皆怨且惧。十二月，辛丑，上夜猎还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苏佐明等弑上于室内。刘克明等矫称上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句当军国事。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外庑。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这就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是在黄雀的身后是不是还潜伏着更为凶猛的捕食者呢？这个故事里的黄雀王守澄后来很快也被吃掉了，那是文宗朝的事了：“李训、郑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训因进讲，数以微言动上。上见其才辩，意训可与谋大事，且以训、注皆因王守澄以进，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诚告之。训、注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炟赫。注多在禁中，或时休沐，宾客填门，赂遗山积。外人但知训、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兴宁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五月，乙丑，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悦。宪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陈弘志所为。时弘志为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为上谋召之，至青泥驿，癸亥，封杖杀之。李训、郑注密言于上，请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赐鸩，杀之，赠扬州大都督。训、注本因守澄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李训、郑注同样没有逃脱螳螂的命运，大和九年发生了著名的甘露事变，李郑没有除掉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仇士良，反倒命丧黄泉。
没有任何出人头地机会的天才诗人杜牧就这样做着“十年一觉扬州梦”，作为一个纵欲主义者的天才诗人杜牧为什么还会“尘世难逢开口笑”，“但将酩酊酬佳节”呢？现在，他的诗作的价值终于被同样失意落寞的人们所发现，他确实再也“不必登临恨落晖”了。
一个不解之谜
拜读了入谷仙介先生的《王维研究》，先生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古籍钻研之精深，对华夏文化认识之透彻，着实令我们这些晚辈汗颜。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对王维和陶渊明所作的比较，认为两者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重合的地方：“王维以陶渊明式的用田园来保持自己的主体性这一观念为基础，融合大小谢的观察现实中的农民和客观写景两种方法，使田园诗的创作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在诗的世界里导入农民作为独立的客观存在，是王维的一大功劳，使他的田园诗成为到杜甫、白居易的写实诗的过渡。尽管如此，他却在表现农村、农民的诗里，加入了与贵族官场对立的隐逸世界，其结果，使他的田园成了乌托邦。”入谷仙介先生在书中提了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大诗人之中，王维为什么独与李白没有过交往？不知为何，入谷仙介先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两人几乎同岁，又都是桂冠诗人，虽然李白并不是正统的官场诗人，又或许两人并不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或者文人集团，但两人应该没有任何道理从未有过接触。据说王维的诗丢失了十之###，或许这十之###里就有涉及李白，又或许机缘巧合两人确实并无赠答也在情理之中，总之，暂且存此疑难，有待学理精通之高士来破解。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看了几篇文章，一篇是《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一篇是《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徐复观的知识分子论》，一篇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发展观叙论》，现仅就各方观点作一个粗略的梳理。
一、现在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并不存在一个徐复观所谓“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局面”，所以也不存在什么“道”与“势”的生死抗衡。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附庸，也应该分而论之，王戎是的，山涛是的，向秀是的，阮籍可以说是的，稷康就不是的，刘伶也不是。宋代政治更是相权政治。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都是很可怜的，如东汉中后期的那些皇帝，如唐代中后期的那些皇帝，还有明代中后期的那些皇帝。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流一直是具有独立性的。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里所引的王祥不向司马昭跪拜的事迹即是道统。
二、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思想史家，徐复观并没有把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在他看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以唐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唐宋之前，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还能保持相当独立的姿态。汉代的察举制虽然将士人引向仕途，但能否入选，不是像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