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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
说说《庄老通辨》。
此书见解应为钱穆最具独创性的发明。其上篇主要论证了《老子》成书年代在《庄子》之后。其论证方法概括起来无非两种：其一，根据字义进行推断；其二，根据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作一推断。
我认为由前一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多半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庄子》齐生死，《老子》常言生，常言育，与《易》《庸》近同，比如，《庄子》言未始有常，即无常，《易》《庸》则以化为常，《老子》心中亦有一常道一常名，比如，《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则不说“有生于无”，再比如，《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老子》将名与道并列，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公孙龙子之学说。我以为这样一些先后次序似乎在逻辑上说不通，就好像西方哲学，是先客后主，最后主客合一，还是先主后客，最后主客合一，并不一定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根据时代背景作推论就确凿得多了，但说《老子》多言人事，言民之巧智多欲，是战国中后期景象，说《左传》极少言及，我认为没有说不等于没有，《春秋》是鲁国国史，自然不会涉及下层，所谓弑君多少多少，篡国多少多少，可见当时上层贵族腐朽堕落已极，在这种大环境下，还想保持民风之淳朴，多半不大可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游士阶层在当时确实还没有大量出现，比起战国，人员的流动性还不是很大，所以孔子说：“士怀而居，不足以为士也”，就是劝大家都走出去，不要关在家里做宅男宅女，老子则正好相反，要大家乖乖呆在家里：“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从他们各自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看，无疑，孔子在春秋，老子时代则比较晚。还有一点也是必须注意的，钱先生是一位通儒，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地位，就像罗根泽先生说的，后世道家子弟为了抬高先祖，便附会了一段孔子曾向老聃请教的故事在《庄子》外篇，而儒家经典则不见（关于《庄子》外篇之晚出，可参看刘笑敢先生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郭店楚简出土后，老庄先后已经不是个问题了。汤一介先生在一次讲座中引用了郭店楚简上的话：“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是郭店楚简《语丛一》36、37号简上面的文字，其他五艺，只有关于《书》的44号简是不完整的，38、39号简说：“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42号简说：“礼，交之行序也”，43号简说：“乐，或生或教者也”，40、41号简说：“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近五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以居延汉简、云梦秦简、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影响最大，前两者以法律文书、典章制度为多，后两者的思想史学术价值最大，特别是郭店楚简中《子思子》原籍的发现，填补了孔孟之间近一百年学术思想之空白，特别是儒学内家一派，意义尤为重大。《隋书 音乐志上》载沈约奏曰：“《中庸》、《表记》、《防记》、《淄衣》，皆取《子思子》。”《隋书 经籍志》《子思子》条下注云：“鲁穆公师孔汲撰。”遂有《中庸》乃子思所作之说。另外，《文选》李善注中也引有《子思子》，均见于今本《礼记 淄衣》及郭店简淄衣篇，后者虽通假字太多，书写也不如前者规范，然遣词用句较之前者尤佳，更为接近其原始形态。一直没有提到墓主人的身份，这个问题李零在《郭店楚简校读记》附录一里说得较为详细，根据郭店战国一号墓出土的一件漆耳杯底部之四字铭文“东宫之师”（或“东宫之杯”）来判断，有几种说法，一是墓主应为楚太子的老师（另有鸠杖为旁证），这种说法以李学勤为代表；一是四字铭文只表示耳杯的制作者为东宫之工匠，以裘锡圭为代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四字铭文什么也不能够说明，耳杯可能只是一件礼品。李零对前两种说法均表示怀疑，如果墓主是太子的老师，其墓葬规格不会这么低，只有一椁一棺，如果墓主是东宫的宫师，他的墓中也不可能保留这些儒道学说的典籍以及大量贵族随葬品，且四字铭文后应有工匠之名姓。李零遂认为将四字铭文释为“东宫之杯”较为合宜。这样看来，简书对于我们了解原始儒道两家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上面邓先生批评儒家不是谈到了儒家亲情观的伪善吗？让我们看看《语丛一》55—58号简是怎么说的吧：“为孝，此非孝也；为悌，此非悌也。不可为也，而不可不为也。为之，此非也。弗为，此非也。”孝悌是儒家的话语，无为无不为却是道家的话语，刻意为之是不对的，什么也不做也是不对的，这不是“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什么？
启蒙就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昨晚看山东卫视《新杏坛》傅佩荣在孟子故居讲孟子。他说孟子修身的工夫归纳起来有三点，曰养，曰反，曰化。《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可见，浩然之气所统摄的层次为直、义和道。接着孟子又重点解释了义：“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义不是天生就具有的品格，也不是做了一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事就具有的，而是要日积月累慢慢地培养的。孟子接着强调了义的培养不在外部：“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可见义的培养并不是一时的斗狠斗气，而是要从心的维度去挖掘，不做有愧于心的事情。《告子上》：“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朱熹集注：“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智也。”“（公都子）曰：‘均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是如此地强调心的作用。那么养心的诀窍又是什么呢？《尽心下》：“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如果为人欲望不多，善性即使丧失，也不会很多。如果为人欲望很多，善性即使保存，也不会很多。如果你天天想着如何搞钱，那么你就离犯罪距离不远了。如果你每天吃饱穿暖睡好就满足了，那么你也就不会跑去犯罪。以上是养。关于义还要再多说一点。孟子将仁与义视为同等重要的范畴。《尽心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也。’”儒家也不是不讲利。但是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义。合于义的则取之，不合于义的，就算将天下都送给你，不为也，所谓重义轻利、舍生取义者是也。《离娄下》：“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有一个人对我蛮横无理，我首先要做的是反省我自己，是不是做到“爱人”了，是不是做到“敬人”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的反省工夫做足了，如果那个人还是对我蛮横无理，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与禽兽又有什么分别呢？“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是反的工夫。在同一章里，还记载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曾子在武城居住的时候，越国的军队前来侵犯。曾子一看大事不妙，脚底一抹油便跑掉了。曾子说：“我走以后，不要让其他人住到我家里，毁坏那些树木。”敌寇退走了，曾子便返回了故居。曾子身边的人说：“武城居民对先生是那样的忠诚和尊敬，敌寇来袭，你却早早躲开，给百姓做了个不好的榜样，恐怕不能这样做吧。”子思在卫国居住时，齐国的军队来进犯。有人说：“敌寇就要来了，何不去躲一躲？”子思说：“如果我走了，君主和谁来守城呢？”奇怪的是孟子对这两件事情的评论：“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异地则皆然。”孟子这段奇怪的话讲的是身份不同，各行其事。孟子还有段话讲的是职守不同，各尽其责：“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接下来的两句话说的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这是与前面的禹、稷、颜回作对照，以说明古今之不同也。这是孟子的政治思维。当然，不能将孟子的思维方式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至现代的民主思想来做比较，所以孟子的政治理念我只能同意百分之五十。比如他说王权不是人能够传给人的，而是天所授予人的。之所以授给舜，是因为尧的儿子无能，之所以授给禹，是因为舜的儿子无能，之所以授给启，而没有授给益，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他怎么不说，之所以没有授给益而授给启是因为启把益给杀了呢？这种天授王权的理论显然是说不通的。不过，孟子也确实是不容易。生于乱世，却到处去宣扬性善论。千百年来，孟子所受到的最大的委屈，便是后人将他的性善论曲解为人性本善。我遍览《孟子》一书，找不到一处提到“本善”二字的。孟子拼命地强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他拼命地强调：“徐行后长者谓之悌，疾行先长者谓之不悌。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他拼命地讲：“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他拼命地反驳告子的人性无善无不善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他拼命地说道德的实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内心追求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践行的过程，之所以会有好人坏人之分，乃是外部的力量所造成的。践仁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化：“王者之民皓皓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以前我不喜欢儒家，只是觉得儒家规矩太多，三从四德，烦不胜烦。今读《孟子》，读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只是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并没有说规矩越多越可以成方圆，“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只要行为端正，不自欺，即使没有规矩，又何害于品格修为？所谓“祖宗不足法”然也。视之今日诸生，不择手段考试舞弊者有之，为一己之私欲贪污纳贿者有之，到处粘贴性病色情广告者亦有之，“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道之不传久矣！圣贤之书放着不读，偏要去弄些奇巧淫邪之术，马列之末流，奉为经典圭臬，荼毒无数，为害也久矣！马列虽真正将“民贵君轻”的理想变为纲领，然不事先从内心修养上着手实施教化而冒然言亲民、言爱民，则民也非民矣，乱民也。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
在我见到的所有中国现代学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