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妈妈她怕打雷、怕闪电——女的都这样。而且她们还不肯直说。自从那一晚，我比从前更爱妈妈了，因为我知道她也有害怕的东西，而且她在害怕的时候会来求助于我——虽然仅仅是那么一次，也令我深感骄傲。可我也知道，爸爸对妈妈比我更要紧：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害怕，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来找我，要不是爸爸，她谁都不会等、谁都不愿陪的，她让我睡在大床上、给我念书、和我说话、对我微笑，都为了她要陪着爸爸不睡觉——我到底是不要紧的，从小我就明白。到头来，她只会对我说一句倒了八辈子霉的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这世上的人都疯了，疯得一模一样，全巴望着我告诉他们处分的事——可笑的是，他们既然早就知道，又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告诉他们呢？
天知道，我曾经相信，我的爸妈绝不会欺骗我。可我错了。想到当我一心隐瞒处分的事时，他们两个早就知道这事，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现在回忆过去的一个多礼拜，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始终在刺探我！我曾经相信他们的，因为我以为他们是最好的爸爸和妈妈，可我错了。这对爸爸妈妈，他们送给我一只小猫，他们从不逼我干这干那，他们从事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他们在我眼前相爱，他们用绣上桃花的枕头套子和粉红的灯罩——可他们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事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件由一帮土豆似的家伙决定的事告诉别人？我为什么要被人耍来耍去、骗来骗去？我早明白，他们全为了他们自己：王海燕是为了满足她必须关心谁的欲望；李老师是为了持久地把我当成她那儿子的破烂代替人；樊斌是为了别叫我埋怨他而他能好过些；我的好父母，他们是为了保住他们父母的身份。
我认了。反正是我自己让王海燕以为我有多需要她狗屁的帮助，反正我至少得过一年才能离开肿眼泡的李老师，反正我死也摆脱不了同我一样倒霉的樊斌，反正我没法开除我的爸妈。我闷极了，我宁愿为了那道透露给樊斌的化学题给枪毙，也不要这么多人来关心我——他们哪里关心我？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所受的伤害，他们为了表演自己的难过，从不管我是不是会被闷死。
世上的人全是这样。即便是李老师的儿子死了，她所想的也不过是：我再见不到他了！谁见不到谁，还不是一样活吗？只有王海燕这种假模假式、夸夸其谈的人，才会津津乐道人和人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岂不知我再也不想和她有什么可怕的联系了，她漂亮也好、聪明也好、是Ｆ大学的疯狂大学生也好，总之我再也不想见到她。死的就让他好好死，活的就诚实点活，干吗都把“责任”、“情感”、“缘分”、“爱”一类让人恶心的字眼挂在嘴边，好好的日子还要故弄什么玄虚，故意搞得乱七八糟，再自以为是地去忏悔，像夜间谈话节目里那个不要脸的鼻音先生一样，其实不过想证明一个狗屁的高贵而已。
爸妈也很虚伪。既然那么想知道，干脆来问我。吞吞吐吐这些天，刺探来刺探去，憋出火气自找罪受。过去我需要他们重视，他们说“忙”，现在我不愿他们管，他们又痛心疾首。他们让我失望，他们怪谁？也不用那么看重“开明父母”的称号——即使看重，也不用假模假式地硬撑。
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我从床上起来，去开窗。风把雨往屋里吹——雨滴很细，可是密，兜头兜面过来，脸上只觉一阵凉意，手一摸，已经干了——这到底算什么呢？淋到还是没有淋到？我又想念针筒了。针筒这猫活得多快乐，它不思考，就没迷惑；不像我，一过了睡觉时间，就死活睡不着。
王海燕（二） 1
我同桌死了。
是煤气中毒——在洗澡的时候。
真不能相信，那是我的同桌。只是在昨天，她还笑眯眯地告诉我她天天熬到什么时候睡；她手里拿着一方白地缀粉蓝色碎花的手帕，轻轻地抹一下鼻尖，抱怨着说，天越来越热，希望高考那两天下雨，可就好死了。
她不应该说什么“好死了”。现在看起来，从她出生那一天起，她就不该说一个跟死有关的字，那都是凶兆。现在，她真死了。这种事，这种事如果不是降临到天天耳鬓厮磨的人身上，叫人怎么能够相信呢？
今天一天，她没有来上课；要不是刚才，班主任特地打电话通知我，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已经不在了。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秦庾——我天天等他来电话，每次电话铃响都会神经紧张——我赶在提起话筒之前清清喉咙，然后才有礼貌地对着话筒说“喂”。电话那头，班主任林老师的声音说：“王海燕。”我听出来是谁，心一松，说：“林老师啊。有事儿吗？”“王海燕——”“林老师？”我听她欲言又止，和平时雷厉风行的做派完全不同，心里像感觉到什么似的，猛一下紧张起来。只听她低沉着嗓音，心事重重地又叫了声“王海燕”，顿一顿，似乎要说什么，却再次停滞不前。我屏住呼吸，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一边用空着的左手去扭电话线，一边嘎着声音催促道：“林老师……什么事？”她这才很迟缓很迟缓——几乎是拖泥带水地说：“你同桌——她——不在了。”“不在？她哪儿去了？”我甚至没有反应过来，紧接上去就问。沉默——林老师沉默，我也沉默。我攥着电话听筒，眼神迷离地凝望前方那堵雪白的墙，头顶上的灯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猛然间跳动着闪了一闪，我的太阳穴被闪得生疼。我似乎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又似乎不十分明白——这一切都像在做梦，那么不真实，不真实到连我的心脏都似乎没有跳动。世界刹那间安静下来，所有的嘈杂都退得远远的；安静到不真实的空气中，只有林老师的声音，在缓缓叙述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原委：她爸爸去值夜班，她妈妈到小姐妹家去学习一种新的绒线编织花样，她一个人在家里复习功课，也许因为疲劳，她开了热水器洗澡，然后——林老师没有说下去，似乎是顺理成章地，事情就发生了。整个叙述过程中，我和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着说同桌的名字，好像这样一来，死的就可以是另外一个人了。
然而，我同桌真的是死了。死了。虽然我不愿意说她的名字。虽然她的模样、她的声音还近近地在我眼前、在我耳畔。虽然除了我之外，班里的其他同学还继续以为她仍旧在世上，鲜活、乖巧，和他们一道抱怨功课、抱怨高考、抱怨教育体制、抱怨盼不完过不完的未来。她已经死了——死，就这么简单。
我们究竟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她刚刚开始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抱有信心，她刚刚开始对所填的志愿有了志在必得的勇气——真的，最近几天，她不知为了什么，变得很自信、很朝气，前段日子为各方面的重负所压下去的快乐，奇迹般又活了回来，三年以来，我头一次看到她这样镇定地面对挑战……
有一天，她趴在桌上演算着数学题，我刚刚从老师办公室回来——张老师叫我去帮他理些卷子——坐定在椅子上，拿垫板扇扇风。她忽然微微抬了头，放下笔，竖起一双手，仔仔细细端详了一会儿。我的眼光也被引了过去，看着她一个个小贝壳似的指甲。她有点感觉到我的目光，扭头冲我一笑，又去径自打量自己的手。一双手翻过来翻过去的。蓦地她叹口气，仍然注视着手，说：“你说，抹上指甲油，好不好？”我忍不住笑起来，问了句：“你？你说蔻丹么？”“不是的，”她望着手，竟有些陶然欲醉的模样，“我在想，考完之后，我要抹上那种冰蓝色的指甲油。”我坐在位子上，已经想象到她的手指甲染上冰蓝色之后，整个人会显得多清爽。还没来得及做番评论，她已经收手拿起笔，在草稿本上走笔如飞，一边点点头，下了什么巨大的决心似的说：“嗯，就是这样！”
还有一天，我坐在她身边读一本莫名其妙的武打小说（反正我在教室里时，总是尽量不出声音），她正看文言文。她把下巴颏儿贴在课桌边缘，左手往后撑着椅子，右手放在桌上，五个手指头弹钢琴似的动来动去。我无意间一瞥，只见她脸上漾着淡淡的笑意，整个人的样子特别舒展——我只瞥她那么一眼，也被她感染了幸福的气息。看她开心成这样，我心下诧异，凑过去看她的语文书——“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再看她自己——眉头舒展，眼神又清又亮，嘴边一缕笑意，若即若离、似有似无，像风里的歌声，风过、风住，抓也抓不牢，可是曲意总在那里。我忍不住问：“喂，看情书啊？美成这样，至于吗？”她轻轻“嗯”了一声——音调里显然是有段时间不讲话，想说又发不出声的样子——如大梦初醒般扭头看我，眼睛懒懒地只睁开一半，笑眯眯地说：“你才美呢。人家复习功课也来不及。”我笑道：“那你又幸福得不得了了？”她抿嘴一笑，不置可否，转过脸向着窗外——望了一会儿，把整个半边面孔贴在课桌上，背对着我懒洋洋地说：“天气多好。太阳多亮。文言文我已经全掌握了……”越说声音越低，越低越是幸福无比。
那时看着她，我心里的不快一扫而空。我想，多好啊，她从没这么笃定过，她可以考好了。
那时的她，身上有种快乐的光，亮得令人不敢正视。
可我刚才挂上电话，什么都说不出来，蜷在沙发里面，只希望缩到无限小。这样热的天，我却手脚冰冷，一个劲儿地颤抖。我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无可奈何的颤抖。我想，也许这时我最该做的事是哭，把做家务的爸爸妈妈都哭过来，好告诉他们，我的同桌，我三年的同桌死掉了，死掉了。可我欲哭无泪，而终于颤抖了。
门一开，姐姐甩掉高跟鞋走进来。她是新新人类，穿上露肩装向全上海进行了一整天的肩膀展示，这会儿得意万分地哼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看到我，她一下子呆了。
“怎么？”她瞪住我问。
我上下打量她一番——染成浅栗色的长发、抹得沉甸甸的上眼睑、颜色要死不活的淡色嘴唇、华泽的白肩膀、硕大无朋的Ｓｗａｔｃｈ运动手表……染上冰蓝色的指甲——她活得多尽兴啊，在属于她的Ｄｉｓｃｏ舞厅里，她活得多尽兴啊！
“怎么了，小燕？”她尝试着来拉我的手。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躲过她的手，躲进了房间。她扑了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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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二） 2
门开了一条小缝，顿一顿，缝大了一些，姐姐轻轻闪了进来。
“你喝不喝水？”她说。
她已经换上了她的*风格睡袍，长头发编个麻花辫垂在胸前。我瞥她一眼，懒得动弹。我坐在窗边，孤零零地呆望着外面的风景——如果居民楼也算得上风景的话。
在这个房间里，我和姐姐各自占据一块地盘。靠窗的写字台是我的，里角的梳妆台是她的，我们每人一张床，整整齐齐放在挨墙的角落；这些年姐姐的衣橱有扩张趋势，她已经把一部分衣服放到我衣橱里来了——为了报答我的谦让精神，她买了张单人小沙发送给我——就是我现在坐的这一张——沙发是温暖的橙红色，圆圆的造型，放纵自己陷在里面，再忙乱、再烦心，也会马上惬意和浪漫起来；书橱由我们两个合用，不过她的时装杂志一向塞在床底下，方便她躺在床上时随便取出来翻阅。
暮色四合，我蜷在沙发里也不知蜷了多久，脑子昏昏沉沉，像在水面上漂。窗外除去居民楼，就是楼前的几株瘦骨伶仃的小香樟树，随时可能死掉的样子，很不讨人喜欢。我固执地望定对面居民楼黑洞洞的门口——刚刚走出来一个提酱油瓶的女人，梳着莫名其妙的发髻，有一簇头发钢硬地指着青天；现在是个穿睡衣裤的男人——睡衣裤是最普通的白底小蓝花布做的——他踢蹋着拖鞋，不修边幅地露出一大片瘦骨嶙峋的胸膛，嘴里叼根烟，手上却端着个ＢＰ机——这是我最讨厌看到的一种男人，一望而知是养尊处优的小康家庭里出来的没出息男人。刚才我一直盯着对面楼房六楼的一扇窗玻璃看，从那上面看得见被残蚀的夕阳——窗玻璃上的夕阳像在水中，颤巍巍晃来晃去，看得人头脑发晕，后来，这夕阳渐薄渐远，终于淡出了。
我以嫌恶的目光打量那睡衣男人时，心里就在琢磨着淡出的夕阳。看夕阳总让人怅然，即便一百个不打紧那太阳明天照常升起，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