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些时候，我的补充还是十分有效的。有一次老师讲解不同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谈到中国的风水，说他刚看了一本书，于是把卧室里的镜子撤掉了，还说巴黎的中国城还有不少风水师傅。台下有人质疑有人反对，闹闹哄哄。我又举手要求补充。我说风水就是wind and water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谐，是中国人的大智慧。有些科学上不能解释的事，不能说就是无稽之谈。现在是有些骗子，并不懂风水，大家要小心，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因为的确有真正的大师，倒也不是你花两个钱就能请来的。老师点头称是。Sami这次倒很配合，开始介绍印度一种类似的理论，侧面印证了东方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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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二十岁的巴黎（43）
后来这位老师学乖了，每逢提到中国，都向我小心翼翼地看过来，有时候还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老师谈中国文化的时候，还多次提到face这个字眼儿，说中国人觉得face非常重要，千万不能lose face。呵呵，也许我就是中国人爱面子的一个注脚吧，就像哪怕自己家人确实有什么不好，外人在我面前批评起来，也总是不舒服，总要积极维护。不过相反的情况也有，这位老师在课前喜欢挑一条当日新闻给大家讨论一下，当他挑到“TCL收购Thomson全部电视部分”或者飞船的时候，我就觉得gain了一些face。
正是这位老师，在学期末组织了一个小party，在学校院子里面摆上桌子，铺了桌布，让不同国家的同学们各带一道自己国家的特色菜式过来。有一位中国同学带来一盘皮蛋，绿油油的搁在那里。同学们咨询她她也说不清，结果给人一种一堆蛋在化学试剂里面放了N天，全部霉掉长毛的感觉，闻上去也怪怪的。我还不明就里，看到别的盘子都渐渐空下去，还举着那盘皮蛋使劲推销：“吃呀，大家吃呀！”
很多时候，真正使我焦虑的，倒不是老师或者外国同学，而正是我的一些同胞。前面说过，有不少课程是和MBA一起选的。MBA专业的中国学生颇有几位，大部分也算得上成功人士，然而总体而言年龄偏大，英语很差。人在不能灵活运用某种语言工具的时候，就会给人一种比较呆的错觉——我在日常生活中和法国人打交道，一直比较呆。因此，在某些课上老师同学满嘴跑马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能够和同胞们同仇敌忾，可是他们全都呆呆坐着，缄口无言。我单枪匹马，没什么说服力。事后我埋怨道：“刚才有人胡说八道，你们怎么都没反应？”他们大惊失色：“谁说的？说什么了？我怎么没听见？”我郁闷。
我们这个系虽然针尖一样小，但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偶尔也组织一些活动，以吃喝为主。从左至右：奥地利的Margot，埃及的Suey，我，比利时的Marie，法属马提尼克的Aline，百慕大的Julie。
然而最郁闷的，还不是英语差，更在于个别人姿态不大方，上课像合了壳的蚌，考试时当着所有外国同学的面打小抄，这样还是怕不及格，要想方设法巴结一下老师。公众演讲课的老师每天都去健身房，课间吃两个橘子补充维生素，练出了很厉害的肌肉。有一位3来岁的中国女生，想过去称赞一下老师的身材不错，只听她用蹩脚英文大声说：“Sir； you have a nice body！”我们的老师也不是吃素的，竟然从上到下地红了脸。我用笔记本遮住面孔，心说：“我不认识她，我不认识她……”过了好久才抬头，结果就看见Vanessa在那里冲我挤眉弄眼。
后来就出了一件事。“国际商务谈判”是那种实战性质很强的课，好几个中国学生都选了它。没上几节课，班里的外国学生集体到系主任那里告状，说是中国学生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学习。原来这几个中国学生自己编成了一组，轮上和他们当对家，谈判就完全进行不起来。系主任费了很大的劲调停。我没有选这门课，但是听说后觉得很伤心，尤其因为Vanessa和Marie也选了这门课，告状的想必也有她们了。没想到她俩平日和我嘻嘻哈哈很亲热的样子，背地里也是不喜欢中国学生的，真是有些两面派。
后来又有一门课，分组做presentation。有位同学法瑞尔因为看病去了，回来的时候组已经分完，只剩下全是中国同学的那个小组还空一个位置。她一看这情形，竟然呜呜地哭起来，并且当天晚上还给她的几个好朋友发了邮件，说她们“在关键时刻扔下她不管，迫使她加入一个肯定得不了好分数的小组”……
得知这些，我仰天长叹。怎么办呢？我又没有法力使中国学生的英语一夜之间突飞猛进，那么，只有自己努力学好。然而作为一名munication的学生，总是在和语言打交道，我虽然没有哪一门课是特别差的，但是在一群英语是母语或是几乎像母语一般的同学中间，还是很难做到鹤立鸡群。
◇BOOK。◇欢◇迎访◇问◇
第44节：二十岁的巴黎（44）
可是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学期，系里专为我们这届四个MBC开设了“会计与经济学基础”一课。这已经是把MBA里名目繁多的会计学和经济学做了很大的压缩，就是考虑到MBC学生数学不是强项，只要大家入门即可。我在巴黎高科的这帮朋友，都是理科大牛，就是数学15分的卷子考个14来分说是马失前蹄，玩牌的时候你手里有什么牌他们算得比你还要清楚的那一种。我平日里已经有严重的自卑感，不料到了这门课上，我多年的屈辱一扫而空，简直是容光焕发起来。
这所谓的“会计与经济”，在我看来，不过是些拐了两道弯的数学游戏罢了。可是那几位可怜的美女们，从上一届MBC耸人听闻的介绍开始，就紧张得不得了。Aline和Marie也就罢了，可是Vanessa堂堂多伦多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竟然也紧张到这个地步，真是匪夷所思。
真正上课的时候，她们可怜地缩在教室一角，手里捧着个计算器，一脸茫然。教授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有五个儿子，本来耐性已经好得出奇，竟然也有被折磨得发脾气的时候。他在台上大讲特讲asset、liability、credit、debit……的时候，那三个美丽的脑袋已经快要爆裂。只见Marie很可怜地咽了一口水，有气无力地说：“老师，能不能休息五分钟？我头一阵阵的疼。”Aline更加神奇，整个被支晕了，还很勤恳地提问：“老师，那上一个式子的加3，到了下一个式子，怎么变成减3了呢？”Vanessa很聪明地告诉她：“从等号右边移到左边了呀！”教授翻了两轮白眼，关切地问：“Aline你没事吧？”
我大大咧咧坐在第一排，肚子都快笑疼了，然后故意把题目做得飞快。小测验一个半小时的卷子5分钟答完，交卷子时看见Aline慌得把计算器掉到地上，草稿纸堆了一桌子。后来，某一堂课之前，我们四个并排坐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等教授。Aline忧郁地说：“如果老师生病不来就好了。”Marie说：“凡凡是不怕这门课的。唉，你怎么学得这么好呢？”我轻描淡写地说：“中国学生英文差点，数学还行。”
我们这个系虽然针尖一样小，但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偶尔也组织一些活动，以吃喝为主。中国学生是从来不参加的。一开始，我也不爱参加，尤其是头一学期在费塞特家的时候根本没空参加，可是渐渐地，就发现他们组织活动时设置的默认值等于“除中国学生外所有人”，邀请函从来不发到中国学生的信箱去。课间他们热烈讨论头天晚上party的时候，中国学生仍旧黑咕隆咚坐成一团，像牛一样在纸上写写算算。
与老师也是一样。课间他们和老师一块儿在院子里抽烟闲聊，课后一起去喝一瓶小酒。他们总是和系主任吵架，但是系主任还是更加喜欢他们。我们中国学生尊师重道，整天绵羊一样，在老师眼中却是面目模糊的一群。
于是我勉强自己参加他们的活动。正好这个时候，MIM国际市场专业又来了一位中国女生石玮，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和我一届。石玮十分大方，个头娇小但是能量巨大，一来就报名系里的服务小组，当上了小干部，整天管这管那的，很受大家欢迎。我和她很谈得来，并且有了她壮胆，也就能够经常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大伙儿一起出去玩儿了。次数一多，发现中国外国的学生还不都一样，坐下来也就是八卦，A老师如何如何，B同学和C同学如何如何。一次从一家满是咖喱味儿的印度馆子出来，Sarah紧紧扯住我的胳膊，黑夜里双眼贼亮，意犹未尽地说：“你还知道什么八卦，快说，快说！”八卦这个词她用的是gossip，这个词我认识了十来年，从没觉得它这么传神过，而且这以后一提起就能想起Sarah那神神叨叨的模样来。后来Sarah比我们先毕业了，毕业后还写信来问学校里面有没有新的gossip。
再说石玮，有一回我们去巴黎现代化新区拉德方斯，为有“新凯旋门”之称的大拱门拍照，那时正逢国内非典闹得很厉害，假期有回国的中国同学回来后都要先隔离一周。上了地铁，突然有三四个黑人少年冲我们指手画脚，“SARS，SARS”的混喊一气，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我一看就气了，什么跟什么啊，正在那儿搜肠刮肚地想发表一些言论，看见石玮倒是面不改色，她镇定地冲着那帮人说：“SIDA，SIDA（艾滋病）。”他们愣了一下，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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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二十岁的巴黎（45）
我和同学们外出“不务正业”的时候，若是从前，我大约会感到一些良心上的不安。而在巴黎，我却恰恰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当我在那里天花乱坠地忽悠中国文化的时候，我的外国同学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课堂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生活更在于体会。中国学生不爱参加活动，部分是因为钱，可也不尽然。我总是记得美国的Sharam如何跷着二郎腿，大大咧咧地讲述他在加油站辛苦工作的历程，就是为了挣点钱享受巴黎，多两欧元就可以多喝一瓶啤酒。而我们有些中国同学，哪怕家里是开油田的，也不愿意出去撒点野，且理由众多。然而那些理由是不堪一击的：“英语不好”、“没有共同话题”……正因为这样才更要去说英语啊，才更要去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啊。
如果来一趟法国，只为了一张文凭，电影院没去过，咖啡没喝过，奶酪没吃过，一年完了老师同学名字跟脸对不上，英文依旧很糟，法语一个字不会，那是干什么来了？还不如在人大天桥下面找人拿个萝卜盖个章就完了。那样倒也简单，我这本巴黎书儿只写校园纪事一二三四就行，且每一篇里面都是“今日某点至某点上某课，看某书某页至某页。又：中国城购白菜一棵”。
有一次，在一家闹哄哄的小酒吧，大约是多喝了两口酒，我向Vanessa提起那一次“国际谈判”的风波，并且问她是不是对中国学生有偏见。Vanessa吃惊地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们绝对不是针对某个国家的。如果你交了很多的学费，却和一群七八岁的小孩子一起上课，你会不会觉得很亏？”我想了想，当然亏了，可是又说：“你就是说英语的，中国人当然说不了你那么好。”Vanessa说：“既然到外国来用英文上课，就应该有这个准备。尤其是这种口头表达的、分组的课，连大致表达思想的水平都没有，我很怀疑他们自己能学到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凡凡你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啊！加拿大华人很多，多伦多大学里中国学生的比例特别高，我绝对不会有什么偏见。‘跨文化交流’课上不是总在说stereotype这个词吗？对于某个国家，人们总有先入为主的笼统概念；可是与那个国家的人实际接触之后，笼统概念就不再起作用了，完全是因人而异。你和石玮等等，都是好样儿的，咱们难道不是好朋友吗？”
听了她的解释，我不知是舒了一口气还是更加难过。Stereotype这个词，原指印刷上用的铅版，一旦上了机器，印出来的铅字就板上钉钉了，引申为人们脑海中的固有观念，不一定是确切的。然而，一个stereotype毕竟是由成千上万的个人印象长期塑造起来的，Vanessa并没有完全明白，我绝不是仅仅关心我的个人形象。我希望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如同李白的诗篇，张扬个性，魅力超群。我希望除了我们古老灿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