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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厕所和晚餐相比可不算什么了。菜式比辛普森 ①的申辩还多。餐巾像餐桌中间摆设的装饰品，食物美妙得我他妈的都不舍得碰。最棒的礼遇是约翰？图坐在我这桌。和我们在一起的正是这个有很多话可说的人，但他们却一直让我们说。
①美国黑人偶像，体育和影视明星，被控谋杀前妻及其男友。
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紧张极了。他怎么会注意我呢？别忘了，从来没有人—包括我爸爸—注意过我。自从爸爸离开后，我一直回避见人。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好说。但是，这里有这么一个人真的关注我。他想知道我对电影《校园大冲突》的看法，谁是我最喜爱的组员，我最喜欢《再见集中营》里的哪一段。
一个不认识我的人怎么会对我这么感兴趣？这个大富翁待我如待舞会之花，但是我的亲爸爸却当我不存在。约翰？图在七分钟里给我的关注比我爸爸七年里给的还多。
一切都很美妙，当我回到家，才意识到自己很多东西都没有 —不仅仅是梦幻般的水晶吊灯和全套大餐之类，更重要的是和爸爸的关系。奇怪的是，我居然羡慕图的孩子。如果我有他这么个爸爸就好了，我不要他的财产，都留给他自己的孩子好了。我希望他的孩子没有把他做的所有小事都想作当然，比如他说“早上好”或“晚安”，或者仅仅只是询问一下孩子们当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那些对我来说是多么美妙啊！拥有一个那样的爸爸将会是最完美的灰姑娘的故事—没有水晶鞋，只有一句“今天在学校里怎么样”。
日记 23
亲爱的日记：
一年级我学到很多，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人总在变，因为我变了。今年一开始，一切都开始变。我给自己放了“三个礼拜的假”，后来到学校，格鲁维尔小姐突然问我：“你为什么缺这么多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怎么回答呢？我要撒谎吗，告诉她我病了或者讨厌上学，所以逃课？逃课给我力量。逃课的时候我才是我自己。那时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而且不必回答任何人。况且在学校，也没有人注意过我。
我告诉格鲁维尔小姐：“没有人关心我做什么，我为什么要来上学呢？为什么有更好的事情不做而要来学校浪费我的时间呢？” 说话时，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受到了伤害。“你有什么‘更好的事情’要做？”她问。这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难回答。除了在朋友家的垫子上坐着，故作潇洒地抽烟，我并没做什么。我告诉她： “我家里出事了，必须在家帮忙。”我退缩了，不能告诉她我做了什么。她问我：“我能帮你吗？要我打电话到你家和你父母谈谈吗？” 我立刻说：“不用！他们会朝我撒气的。”妈妈当然以为我是去上学了。她根本不知道从上课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逃课。
妈妈一直逼我接受教育，因为家族其他人都辍学了 —除了她。她能毕业的唯一原因就是外婆给她施加压力。现在妈妈也强迫我。如果格鲁维尔小姐打电话到我家，告诉妈妈，她会发狂的，一定觉得我是个失败者。可成为一个失败者对于我还不算什么大问题。
我最怕的是被抓。在外面和朋友抽烟的时候，警察突然到了。哥们儿，我得离开。我拔腿就跑，跑得飞快，以至于都没有停下来看朋友是不是还跟着我。我就是想离开。到街角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就一个人。我跑回去找朋友，结果被抓了。他们把我送到少年看守所。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晚。我和一些女孩待在一个牢房里，她们都想揍我。警官告诉我可以打电话。于是我打电话给妈妈，对她撒了谎。当然，如果我能对妈妈撒谎，就能对格鲁维尔小姐撒谎。
所以，有一天格鲁维尔小姐指出我的平均学分是分，但仍有潜力时，我有了负罪感。格鲁维尔小姐对我说的话将改变我的一生。她说，她相信我。我从来没有从任何人，特别是老师口中听说这些话……
现在你能理解我为什么很高兴待在格鲁维尔小姐班上再读一年了。既然格鲁维尔小姐关心我，我也开始关心我自己。我甚至停止逃课。我讨厌承认，但我真的开始喜欢学校。我都等不及了 —明年再把格鲁维尔小姐的课上一遍。你永远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令人兴奋的事。
格鲁维尔小姐的日记
亲爱的日记：
自从我开始在威尔森高中实习以来，似乎总有些老师和我过不去。根据他们的说法，我太热情，太不成熟，而且我的教学风格太反传统。他们在教师休息室里批判的学生就是当地报纸颂扬的学生。事态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到了—我的学生受邀去见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这使得一些老师狂躁难安。
实习期间我忍受了所有的谣言，去年秋天返回威尔森上班时，我犹豫不决。我被分配去教阅读能力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年级学生，英语部主任挑衅地对我说：“让我们看看你怎么应付这些孩子，能人！”
能人？真希望她知道去教一年级令我多么紧张和恐惧。她甚至没有花时间了解我，就已经给我扣帽子了。就像我保护的学生一样，我也忍受着偏见。我穿套装，老师们就叫我首席女歌手；我带学生去实地考察，就令其他老师“难堪”；甚至有些人厚颜无耻地说约翰？图是我“傍的大款”。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总有一半新来的老师离职。
在一个老师打印并散发了我写给斯皮尔伯格秘书的一封信后，我开始考虑离开威尔森。那封信只是谢谢那位秘书帮助我组织春天去容忍博物馆的实地考察。一个老师给我看一封书信的复印件 —某些部分被着重标出—我失去了理智。一个老师，我的同事，打开我的电脑并打印了一封私人信件，还复印了多份！在我看来，她侵犯了我的隐私，触到我做人的底线。我所有压抑住的憎恨全部爆发出来，我决定离开威尔森。
我参加了另外一所高中的面试，并且拿到了录用通知，差点就能干干脆脆地离开，直到我错误地告诉校长，我打算离开。当时他吃了一惊，问我原因。
“所有的老师都在斥责我！”我冲口而出。
“但是你的学生呢？”他问，“他们没有签名让你上二年级的英语课吗？如果你在开学的第一天没有出现，他们不会失望吗？”
接下来，我的虚伪击中了我。一整年来我都鼓励我的学生不要用标签化的字眼，比如“所有”和其他笼统的概括。我甚至让受过偏见之害的人来描述给人扣帽子的危险。大屠杀的幸存者雷内？费尔斯通重申了我的观点，她对我的学生这么说：“不要让少数人的行为决定你对整组人的看法。记住，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现在我的看法也有偏见，因为我说“所有的”老师，实际上是有一些人讨厌我，还有一些老师是支持我的。
如果一些老师得逞，把我驱逐出威尔森，孩子们就会成为永远的失败者。他们会认为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样，令他们失望。我意识到我要有始有终。而且，我还没成为一名与学生心气相投的老师。所以，我决定留在威尔森，把精力放在课上，而不是进行无关紧要的斗争。
我留了下来，去年的大多数学生也留了下来。除此之外，我会有一批新学生—没人要的孩子！我的班级就像垃圾场，收容受罚转学的学生、改造中或尚在观察中的孩子。如果六月份毕业的沙罗德能够改变命运，这些新来的学生就有希望了。讽刺的是，“希望” 是他们字典里没有的词。
我问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他认为自己能否毕业。他说：“毕业？见鬼，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十六岁生日！”对这些孩子中的某些人来说，死亡似乎比文凭更真实。
他们对宿命的态度影响了我对文学读物的选择。种族事件演变成关于宽容的单元，我打算重新拿它说事儿，并就这个主题扩大范围。我订了四本关于处在危机中的年轻人的书：托德？斯特劳斯写的《波浪》、埃利？维赛尔的《夜》、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莎拉塔的《围城日记：一个孩子在萨拉热窝的生活》。最后两本是课程重点。
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学生们和安妮、莎拉塔有很多相似点。很多学生都是十五岁，莎拉塔也是十五岁，而安妮？弗兰克是在十五岁时去世的。我认为年龄、被疏远和年少的愤怒等方面的相似才是最关键的部分。
我很自然地选择了安妮？弗兰克的书，也真的很高兴发现了波斯尼亚女孩莎拉塔的书，评论家称赞她是“当代的安妮？弗兰克”。去年春天，《视野》杂志的封面人物故事是写莎拉塔？菲力波维克的，文章吸引我去读她关于被战火吞噬的波斯尼亚的日记。莎拉塔十岁时开始写日记。她管日记叫“咪咪”—和安妮？弗兰克叫日记“凯蒂”相似。安妮的生活由于纳粹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她一样莎拉塔的生活在萨拉热窝战争中也发生了巨变。在此之前莎拉塔的生活重心是学习和看音乐电视，而后来，学校关闭，国家图书馆被破坏。随着战争升级，她在枪林弹雨中长期忍受缺衣少食的生活，并眼睁睁看着同龄人死亡。
一九九一年，莎拉塔十一岁时看到她曾经和平的家乡爆发了战争；今天，我的学生们亲眼见到洛杉矶在罗德尼？金审判后燃起大火。当莎拉塔在她曾经玩耍的街道上躲避狙击手的子弹时，我的学生们也在躲避飞车发射的流弹；当莎拉塔看着她的朋友被无情的战争暴力残杀时，我的学生们也看着他们的朋友被无情的帮派暴力杀害。在萨拉热窝，莎拉塔描述士兵如何用“战争的黑笔”在塞尔维亚人身上刻上“S”，在克罗地亚人身上刻上“C”，在穆斯林身上刻上“M”。我想我的学生们也会争着说，有一支同样的“黑笔”，在他们身上做了标记，“W”代表白人，“B”代表黑人，“L”代表拉美人，“A”代表亚洲人。
我想我的学生们会与我选择的所有书本里的小主人公感同身受。但书一时到不了，我会让他们读一些短篇故事，然后让他们扮演相关角色。我想他们对于生活如何反映艺术会很惊讶。
日记 24
亲爱的日记：
早上五点—闹铃把我叫醒时，屋里还是一片黑暗。太阳还没有出来，我决定不起床。但我的闹钟看法不同，一直在响。
我把闹钟扔到地板上，表示对它的感谢。铃声戛然而止。我四处张望，看闹钟在哪里，这时才意识到，原来我自己也在地板上躺着。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床。我打开灯，开始我的一天。我绕过房间里的衣橱镜去拿衣服。镜子照出我睡觉的地方—一块厚毯子和一个枕头。
从镜子里也能看出，房间不是我的。我感到伤感，快要哭出来了。我从衣橱里抓出我的衣服，走过长长的走廊到了浴室。淋浴的时候我哭了。泪水混着热水从我脸上淌下来，还有伴随泪水而来的疼痛。这是我应付目前状态的唯一方法。房间、走廊、浴室都不属于我。这不是我的家。我妈妈就在大厅的一个房间里睡觉，但这仍旧不是我的家。我再也没有家了。
早上五点半，我出了浴室，准备出发。我必须提醒自己：今天是我在威尔森上二年级的第一天。我得开心起来，一个夏天没见到我的朋友们，今天终于有机会了。但是，我在想朋友们的暑假是不是和我的一样糟糕。这个夏天是我短短十四年生涯中最差的一段时光，全都缘于一个我永远无法忘记的电话。
我妈妈在哭泣，在祈祷和恳求，恳求别人能多给点时间，似乎她正在竭力呼吸最后一口气。虽然我从来不关心“大人的事情”，这次却全神贯注地倾听。我从不愿看我妈妈哭泣。
挂掉电话，她转身看见我迷惑而恐慌地站着。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她就立马紧紧地搂住我，拥抱我，然后说对不起我。她又哭了起来，这次比我刚进来时哭得还凶。她的泪水像子弹一样击打着我的衬衫。她告诉我，我们将要被驱逐出去。她一直在跟我道歉，说她不是一个好母亲。她拖欠房租一个月了。房东又很需要钱，这让情况更糟糕。我只有十四岁，太小了，找不到工作。在街区唯一能找到的事就是卖毒品—我决定一试。
孩子们还在享受暑假的欢乐时，我把衣服和东西打包到箱子里，寻思最终会到哪里安顿。妈妈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去哪里。我们没有家人可以依靠，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足够的钱找到其他安身的地方。我们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