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儿吃！我告诉你们说，这可缺了大德啦！赶明儿养活孩子没屁眼儿！也不好好想想，要是你们自各儿家的孩子，出门在外的，能这么待他们吗！……”
生产队长荤的素的一块儿抡。
但他讲的，却是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圣人之道。
我当时就想，真该让家里那几个“缺了大德”的人也来听听。
有几家“访贫问苦”的对象因为经常去，与我们关系很熟。靠村东头的一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个子高，性格开朗，老人家天天到队里干活，推起小车跟小伙子一样。不管他的儿孙怎么劝，也不肯在家里闲呆着。他跟我们说：
“我一天不干活就非得病不可，他们不让我干活，简直就是盼我死！”
后来有一天他病倒了，我和同学去看他，他躺在炕上，伸出粗糙枯瘦的大手握住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颤巍巍地说：
“常无敌，下辈子见啦！…”
没有悲戚，他说得很从容。
第二天他就过世了。
我们全组同学到他家里去吊唁。按当地的习俗，他的长子披麻带孝，在门前施叩拜的大礼。
我们站在他的棺材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可敬的老人！终生劳作，死而后已，这就是养育我们的农民。
从农校毕业至今，我对农民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们中间，我能感受到人间最淳朴善良的情感，那是在我父母的家里一丁点儿也感受不到的。
七．毕业
实习圆满结束。我的实习总结作为典型之一在全校宣读。我也成了一个后进转变的样板。
但在我的入团发展会上，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发展会通常要邀请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参加。当程序进行到自由发言时，有积极分子提出异议，说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理由是我说过贫下中农“有油水”。
原来是“访贫问苦”时，越是解放前穷苦的家，材料就越多，我就说“有油水”；而一般的家，我就说“没油水”。当时没在意，还自以为很幽默，现在一上升到阶级立场问题，我还真不知怎么解释。团支部书记让我表态，我承认了这个说法不妥当，但声明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虽然十一名团员最终表决通过，我成为毕业前班上发展的最后一名团员，这件事还是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随便讲话可是要惹麻烦的。
毕业前的一个多月，爸爸和妈妈到学校来看过我一次。在床底下的一堆脏衣服中，妈妈挑了一两件说拿回去帮我洗，这真是破天荒的事。表示善意总是好的，只是一下子还真有点不适应；随后不久的一次“谈话”，才让我明白了他们这么做的用意。
毕业分配的时候到了，在“一切听从党安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召唤下，我们个个慷慨激昂。
校领导在大会上郑重地公布了分配方案。我们那一届多数是分配到农业局、农科所、
农场，还有一部分人留校。出人意料的是，居然还有分到教育局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这部分大约有六七十人，到北京市教育局报到。老局长亲自接见并给我们讲话。我们听过他的传达报告，知道他是教育界很有威望的专家。他告诉我们，北京市的农村中学开设了“农业基础”课，缺少这方面的师资，才把我们分配了过来。为打消我们的顾虑，老局长风趣地说：
“不是师范毕业不要紧，哪个老师都是从第一节课过来的。我还是个科班出身，第一节课慌里慌张，在讲台上没站稳，一脚踩到痰桶里，那个笑话可大喽！”
后来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还真注意地看了看墙角的痰桶。
局长讲完话后发给我们一个意向表，让我们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选择远近不同的区县，供组织参考，我选了最远的密云。
一九六五年秋，我奔赴密云，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四年的农校生活，努力回忆，也找不到什么浪漫的色彩。这似乎让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
我们那时没有“早恋”的称谓，对此有另一种说法，叫“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没有人会表露自己“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所以即便有，也极为秘密。毕业后虽有几对同学间的婚姻，他们也声明是参加工作后发展的，在学校真的没发现过一点蛛丝马迹。
但青春的萌动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好逑”的“君子”还是不少。
校舞蹈队有一名叫李红的女生，圆圆的脸蛋，苗条的身材；表演舞蹈时总是甜甜地笑着，样子很可爱。她成了我们班好几个男生暗恋的对象，我也是其中一个；但都仅限于集体活动或打饭时多看她两眼，不敢有什么别的举动。
毕业后各奔前程，几乎把她忘掉了。
“文革”后老同学见面聊天，才知道了她的遭遇。运动中她先是因出身不好受到冲击，后来在生活中屡遭坎坷；再后来，她年纪轻轻的就死了。
真是红颜薄命。
这个回忆还是不够浪漫。
在一般人眼里，“北京农业学校”不过是所不起眼的中专，没有什么可引以为傲。
但我感激我的母校，在我的心目中，任何学校无法和她相比。
第二章荒唐的年代第四章革命与人道
第四章 革命与人道
更新时间2005…9…4 10：25：00 字数：20465
第四章革命与人道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维克多。雨果
一．命定的职业
没想过会当老师。
只记得从小对老师就十分的崇拜。上小学时我坐在前排，时常盯着老师的脸和手看，发现老师的手都特别的不一般，白白净净，指甲缝里一点儿泥也没有；这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打心眼里觉得当老师的都非常的了不起。
长大了也一直保留对老师的那份恭敬，只是对叫我“小白专”的那位中学班主任心存芥蒂。
上了农业学校，却当上了老师，谁也没有想到。
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的，因为在你做出选择之前，社会的诸等因素就已经替你决定了。
是否人人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我自己确实是让马克思说着了。
去密云之前，爸爸妈妈找我认真地谈了一次话。
“你要参加革命工作了，教师也是国家干部，你有什么打算吗？”爸爸说。
我不知怎么回答。
妈妈见他言不及义，插嘴说：
“你看你也挣钱了，我们养你这么大也不容易，家里吃饭的人多，挣钱的人少，你每个月要给家里点钱，帮助家里。行不行啊？”
他们的表情还和气，用的也是少有的商量的口吻。我才明白为什么近来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还有前些日子到学校给我拿衣服洗所做出的善意姿态；原来他们是必须要和我商量点什么了。
可我还真没想过钱的事。
记得在南京时，家里曾雇有一个女佣，有一回那个佣人逗我：
“无敌，奶奶对你这么好，长大了挣钱给奶奶花，对不对？”
我那时才上学，反应不过来。我想我的零花钱都是从奶奶那里挣的，从奶奶那里挣来钱又给奶奶花，奶奶怎么没说？我正认真思考着，奶奶笑着说：
“无敌挣钱会给奶奶花的，无敌有良心，长大了有出息！”
我才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是的，我挣钱先要给奶奶花。
看我没回答，妈妈有点沉不住气，绷着脸站起身进了里屋。
爸爸说：“行，你好好考虑考虑。”
晚上躺在床上，我思来想去。想到过去他们对我的种种，心潮难平。
如果要报复他们，我就此便可以与他们一刀两断。
但转过来又想，这么做，奶奶是不会同意的。
奶奶心地善良，她教人有良心。
过去的已经过去，或许他们心里也会有一点反省。
家里弟弟们还小，最小的老四才六岁，最大的妹妹也在上初中。
还有对我好的外公。
我不能连他们一起报复。
临走之前我告诉爸爸，我会给家里寄钱的。
第一次挣钱回北京看奶奶时，我给奶奶买了两瓶水果罐头，奶奶非常高兴，不住的说：
“不要乱花钱嘛，不要乱花钱嘛！”
看着奶奶笑容满面的样子，我心里十分自豪，我终于能为奶奶做点什么了。
第一次发工资，我给家里寄了十五元，当时我的见习工资是三十二元。
工作之后的有一次回家，爸爸满脸的正经，对我说：
“你是知道的，你小时候表现不好，所以没让他们叫你哥哥。现在你长大成人了，也工作了，应该叫他们改口了…。”
没有叫哥哥是因为我“表现不好”！真是个堂而皇之而又荒谬十足的托词，亏他想得出！
照他的理论，我都可以不叫他们父母。
不过我不想和他争论。
弟弟妹妹们被叫了过来，依次叫了我一声哥哥，有那么点不自然。
这一天距我八岁到北京，开始“表现不好”的那一天整整十二年。
我心里明白，我这个“哥哥”的名分是用挣钱的身份换来的，倒像是用钱捐来的一个“官”。
他们更看重的是钱。
有一个月刚开支，妈妈来信，说是外公要去南京，要用钱，让我多寄点回来。我向互助会（注）借了钱凑够三十块钱寄回家。过些日子回北京，看见外公在家里，根本哪儿也没去。妈妈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什么解释也没有。
我也没问什么，因为问也没有用。
她似乎急于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
看来我的估计错了，不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没有丝毫的反省之意。
（注）：当时大多数单位都有互助会，一般每月从工资里扣两块钱，年终返还。参加者可从互助会借支，然后分期还清。
二。密云一中
深夜，一阵突然的剧烈心跳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拉着了灯看看周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是两人一间的教师宿舍，同宿舍的人周末回家了，我一个人留守。
我想坐起来，可是刚一抬起身就感觉天晕地转，几乎要失去知觉；只好躺下来不敢再动。
我意识到是中了煤气。昨晚和往常不一样，我是用水和了碎煤渣封的火。取暖的蜂窝煤一天四块，不省着点不行；没想到弄巧成拙，坏了事。
隔壁有李老师在，宿舍的墙本来也不怎么隔音；可是我浑身无力，用尽了气力，也声音细微，根本喊不动。
我伸手在床头后面的桌子上乱摸，摸到了一个墨水瓶。我把它拿过来，拧开盖把墨水倒掉，然后用瓶子在枕边敲墙，敲击声在深夜显得格外的清晰。不一会儿，李老师醒了：
“怎么啦？无敌？”
“殿华，你快过来，我中煤气了。”
李老师动作迅速，因为门还别着，他果断地将玻璃击碎，伸进手开了门，然后打开了窗户。
一阵寒风吹进宿舍，致命的煤气如隐身的女巫，随风飘然而去。
一九六五年初冬，在“密云一中”，我参加工作才三个多月就险遭不幸。
真令人后怕。
这次死里逃生，既归功于李老师的及时援手，也亏了自己处置的冷静：如果我有大的动作，定会导致昏迷，那就一切都完了。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自助者天助”。教训是沉重的：煤气熏得我一个多星期都头昏脑胀。
初为人师的我绝对是“出师不利”。
我是那年秋天分配到离县城三四里地的“密云一中”的。到学校没两天，就把校长兼书记打了个头破血流。
校园里有一口水井，是全校师生的水源。井有十多米深，井台上立着用来打水的辘轳。我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劳动技能，打一桶水拎到厨房去；刚把水桶打满了向上摇，郭校长走了过来。我们的校长是领导过密云抗日游击队的传奇式人物，人称“郭大麻子”，特别有首长的风度，说话有密云山区的口音，软软的，很好听：
“小常啊，放下放下，你干不了的！来来来，快给我！”说着就要接我手里的辘轳把。
“郭校长，我行！”我还坚持不肯放手。
我们两人争执起来。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我看争他不过，松手了，结果他也没抓住。水桶下落，失控的辘轳把飞速转动，一下子打在他的前额上，顿时鲜血直流。我慌了，赶忙上前扶住他。他用手捂住伤口，血顺着手指淌出来。这时他还不住地安慰我：
“小常啊，别害怕，不要紧的。”
众人赶来，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学校的小马车，送到县医院包扎。
好半天才回来，我去看校长，他头上裹着纱布躺在床上。
“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