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同时又有中国背景，可以最终成为中美两国之间交流的桥梁，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看得出Morrison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只是继续强调他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他还说，如果年轻人只是希望过幸福舒适的生活，那么留在美国或者欧洲发展当然不错；但是想要有自己的事业，中国就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地方。
想想Morrison的话中其实大有道理，长期以来出国发展的模式一直被强调为“桥梁模式”——引进国外的新的先进的，改变中国的旧的落后的。事实上对于“海归”的期望，人们更多也是在“引进”的部分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但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和扩大，原来那道存在于中国和世界之间的鸿沟正随着英语的普及、通信和交通的便利而越来越狭窄，桥梁作用的淡化也自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另外，大量的“海归”派回国，一方面给中国的确带来了新的思维、观念、技术和动力，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环境下竞争，“海归”也并非总是能马到功成。其实，在中国能否成功，无论是对于有“杂交优势”的“海归”派，还是对于气势咄咄逼人却也在大力推行“本土化”的跨国公司，关键的关键还是要具备了解中国、在中国境内把事情做成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于出国要有一个客观、平和的心态，不可简单地把国外的文凭看成是一把可以开启成功大门的金钥匙；另外，无论你将来是打定了主意留在国外发展，还是准备深造后回国大展宏图，都请记住，你的“中国背景”的强弱永远会对你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肤色与种族，那么这一点你也无法改变。
加强我的“中国背景”是我选择留在国内深造的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有幸能够遇到吴志攀教授并且成为他的弟子。吴老师是一位睿智而深邃的法律学者，同时也是知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对学生严格要求、悉心照顾，让学生有机会在他的指导下完成许多有挑战性的科研项目，并且注意对学生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他的教育思想大大超前于传统的大学教育思想。因此，当我得知可以忝列门墙之下时，心中的高兴程度不亚于得到了美国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对于我而言，这是本科生活结束时最棒的选择。
（三）大四的你，更需要总结
大四的你，需要选择，更需要总结。很多人会忽略这一点，他们在准备出国、找工作或是考研的繁忙中奔波，或是在牌桌前酒桌前昏天黑地，却丝毫没有想过总结一下过去四年里的得与失、对与错。其实大四与其说是大学生活的结束；不妨说是“后大学”生活的开始——因为你接受的教育和训练还远远不够，如果把大四当作世界末日前的狂欢，那就太不积极了。
大四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其实这也是对自己在大学四年里专业知识学习总结的一个方式。有的同学仅仅花了一个星期就剪刀加浆糊地完成了自己的论文，我觉得这既是对自己大学四年学习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最终获得的大学文凭的不尊重。尽管本科阶段并不存在特别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现一个自己的确感兴趣的问题，独立地搜集资料、研究分析，哪怕这个问题已经被很多著名的权威反复论证过了，但是即便你仅仅是做了一个严谨、全面的文献综述型的论文，也一样会给你带来额外的收获。
保送研究生之后，我平心静气地花了两个月时间来写论文，而在此之前的思考和相关的实习时间就更长了——这个文章，也成为我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四）敢说北大学生不会玩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每写完一段，就发给我的几个好朋友一段，让他们给我提意见。一个朋友在email里回信告诉我：怎么读着你的文章，就觉得你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学习狂工作狂——太正襟危坐了，说点我们怎么玩的事情。
这本书当然不是一副板起面孔来说教的书，确实该说说大学里玩的事情了，这可是大学教育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平心而论，我觉得中国的学生真可怜，从小就不太会玩；到了北大之后我更发现，在一个将近200人的年级里，没有几个学生真会玩。奇怪了，玩还有什么不会的？你难道没看见北大每个男生宿舍里的电脑屏幕上闪烁的都是游戏爆机的画面？不知道北大学生中有多少“双扣”、“拱猪”甚至麻将高手？不知道北大有这么多的社团，从漫画到街舞都有一批追随者和爱好者？你居然还敢说北大学生不会玩？
嗯，看来我必须要先界定一下“玩”的概念。的确，在宿舍里打牌、玩游戏、和一些兴趣相同的好朋友在一起消磨时间，这些都是玩，而且，只要心情愉快、让时间过得更快，玩什么、怎么玩，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但我的观察和我的感觉是，这些大学生所习惯的“玩”，更多的还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封闭式的、消极被动的娱乐，比起我们的国际上的同龄人，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差异：
第一，玩的精神。有一次和美国朋友聊天，我谈到北大的学生往往在玩的时候有一种“罪恶感”，一边玩一边怪自己“堕落”，因为大部分中国学生都经历过漫长痛苦的应试教育阶段，在他们的心中，玩总是有一种负面的色彩在里面，必须节制。美国的朋友大声惊呼，这正好和美国学生对玩的态度相反，美国学生觉得不能够出去玩、不得不天天学习是一种很不“酷”的事情，他们经常抱怨的是“Ican’tbelieveIhaven’tgoneoutfortwoweeks！”（我简直无法相信居然有两周没出去玩了！）。而且，对于那种埋头读书的人，在大学中被称为“nerd”（猥琐的书呆子），每个人都尽量避免被别人看成nerd。因此，playhard是一个成功的大学生必须要具备的素质之一。后来在我去美国Tufts大学和在摩根实习时，都有机会和美国孩子一起同住同玩，即便是在最繁忙的工作和期末考试阶段，大家仍然有一种“workhard；playhard”的精神。我们在实习的时候往往工作到半夜两点下班，然后大家去兰桂坊狂欢到三四点，第二天继续九点半回来精神抖擞地上班，公司的美国高层就非常欣赏这种“硬朗”的作风。中国的学生，如果没有在大学里养成良好的“玩”的习惯，看起来还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
第二，玩的文化。在中国的大学文化中，玩的功能就是娱乐消遣；在美国的大学生文化中，玩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功能：社交。这也许不仅仅是文化差异，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大学生交际的圈子比较狭窄、固定，而美国的大学生交际的圈子一直处于高度流动的状态。这两种不同的人际交往的常态文化，既决定了“玩”的功能不一样，也反过来决定了玩的内容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玩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和新的人一起体验新的好玩的感觉。尽管这些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一想到我们98级法学院毕业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同学之间从来没有说过话或者彼此不认识，我就不由得苦笑。
其实，扩大自己人际交往的范围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关键在于要有积极参与的心态，每个人都要有乐于互相介绍朋友认识的热情。在大学里有的人甚至连班级组织的春游活动都没兴趣参加，这种在人际关系上的懒惰和消极实在不好。另外，除了和你班级里、同宿舍、老乡、高中同学之外的朋友一起玩，想一想为什么你在和你的朋友玩的时候不带上他们不认识的新朋友去呢？或者为什么不主动提出去参加和你并不那么熟悉的朋友的活动呢？也许一开始感觉有些不自在，但是当你能够很快习惯并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际交往能力已经得到了提高，而也许正是由于你交际圈子的扩大，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故事出现在你本来平凡的生活里。
（五）辩论的话题
辩论，是我希望与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话题。
从我的初中开始，“大专辩论赛”就突然成为了中国电视收视率极高的一个节目。电视媒体惊喜地发现，大学生辩论赛拥有吸引观众的所有要素：衣冠楚楚的辩手和富丽堂皇的辩论会场构成了优美的形式，引经据典的辩词和唇枪舌剑的辩论构成了令人愉悦与刺激的内容，优雅的主持人和幽默的嘉宾带来了明星效应的光环，另外，任何观众能够对每个台上的辩手品头论足并且做出自己认为谁该胜利的判断，甚至还可以意犹未尽地和家人同事对辩题继续讨论——这一切正符合电视节目参与性、互动性的国际潮流。最后，家长们一般还会结合节目对孩子们做出种种鼓励或者教育，节目的寓教于乐性又成为了一个亮点。而大学生辩论赛的辩手借助媒体的强势，也迅速成为了许多学生心目中的偶像，辩手身上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口才、机智、渊博、好学等等优点，成为了许多不能上电视而内心深处渴望被关注的学生模仿的对象。辩论之风一时间也风靡校园。
到了北大之后我进一步发现：北大人好辩，北大人也辩得好。长于思辨，勇于怀疑，敢论天下事，一直就是北大学生心中自我定位的形象和气质。北大的一位教授说，北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训练有素的怀疑者。怀疑者当然比较喜欢和人辩论。
而我参加辩论赛之初，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好玩的游戏。游戏总要有输赢，目的是满足人类争强好胜之天性。不管辩论双方如何斗智斗力，或者口若悬河，有战国说客纵论天下之势，或者言辞恳切，有良臣忠相痛陈时弊之风，但游戏终归只是游戏。可是，当辩论赛由于承载了太多成败胜负的患得患失时，就如同本来是弘扬大众体育精神的奥运会，最后变成了专业运动员一生荣辱所系，其结果必然是游戏精神的丧失和游戏规则的异化。
在辩论时，一个人的反应、性情、价值、涉猎、词锋……都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千人辩论，应有千种风格。然而，在几届新加坡大专辩论赛之后，许多人在听到中国国内的任何大学生辩论赛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过度繁复的修辞、华丽押韵的词藻、朗诵似的语速与表情、生搬硬套的名人名言，还有在自由辩论中的自说自话，使得听众觉得双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支离破碎。这种辩风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之盛行，孙东东老师干脆一言以蔽之：“花辩”。
“花辩”之风为什么会产生、盛行以至于到了最后泛滥成灾呢？究其原因，一是过分的追求辩论的观赏性，双方辩手在准备的时候更多地是考虑如何把话说得更漂亮，而不是如何把话说得更有道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来的辩论队伍对“花辩”刚刚出现在辩论场上所获得的成功的迷信，对权威经验的盲从，束缚了辩论思路和语言上的创新，最后导致的是亦步亦趋带来的沉闷与乏味。
与“花辩”相比较，有时候从台湾地区来的辩论队伍朴实无华的辩风、幽默生动的语言、临场发挥机智的妙言妙语，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这种辩论，我称之为“素辩”。但是从比赛结果来看，“素辩”遭遇“花辩”时，后者胜出的概率却还大一些。
这是因为“花辩”的另一个特点在起作用：“花辩”一般都会为自己的立场设置一条固若金汤的逻辑底线，尽管面对一个充分辩证的辩题，任何只站在一方的逻辑都是不全面的，但是花辩的高明之处在于总是会寻找到一个价值立场，来弥补自己逻辑上的漏洞。当自己的逻辑被攻击时，价值就可以跳出来阻挡对方的进攻。这个策略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值得质疑的，但是在辩论中辩手过分依赖逻辑＋价值的“黄金组合”时，特别是如果辩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在价值层面上展开时，辩论有很大可能陷入到某种形式语言暴力的滥用中。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加强环境立法会促进还是会阻碍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命题，正方的逻辑可以是：加强环境立法——保护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大的经济发展，反方的逻辑是：加强环境立法——限制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对经济发展带来客观的限制作用。反方的逻辑漏洞在于：对经济发展短期的限制，从长远来看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反方把用于弥补逻辑漏洞的价值设立为：对经济发展短期限制导致的成本的承担者与未来长期的获益者并不必然是相同的，因此必须承认牺牲者短期遭受的经济发展不利的后果，否则无法实现应有的社会公正。这个看上去颇为复杂的价值在辩论中可以被简化抽象成为：加强环境立法，依靠环境资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