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比以前更加果断更加自信了。虽然有几个短篇，如《大亨》直到他去世时还没有刊登出来，他坚持把写出来的大都寄了出去，不因退稿而踌躇。第三，他的短篇开始刊登出来，记录上的40 来篇中有20 篇在这两年内发表。
第一炮是《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登在《论坛》1930 年4 月号上。
这是自从《两面派》以来福克纳的短篇第一次出现在重要的杂志上；《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节俭》；《美国信使》录用了《荣誉》；继之，《斯克里布纳》在5 月又刊登了《干旱》。后来福克纳开玩笑说，那无数的退稿签条就是他的学艺过程。退稿签条继续收到，但已掺杂着采用通知，有几篇还带来可观的稿费。着眼商业化而构思的作品终于也开始有收益了。像《晚邮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节俭》这么简单的故事，福克纳得到750 元稿费，比以前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还多。
英国即将出版他的作品的消息，以及短篇小说零零星星的成功大大鼓舞了福克纳，他决定购置住宅，他和埃斯特尔都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而且都希望有一座气派宏伟的房子。问题当然又是钱。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名门望族留下来的豪华旧宅要价仍然不低。福克纳想出了一个唯一可行的办法：他去找布赖恩特夫妇，他们有一幢南北战争以前建造的大私邸，叫作谢戈格居，但已年久失修。他们如果卖给他，他愿意把房子修葺一番。布赖恩特夫妇在1923 年继承了这所房子以及周围的几英亩土地，但是他们住在科菲维尔附近的一座精美的庄园里。谢戈格居有时有人租用，有时空关着，听其破败下去。
他们当然不愿坐视其倾圯，但也不等钱用，因此愿意连同4 英亩土地一起出售；所提条件，福克纳觉得尚能应付。房主同意他先付一笔押金，然后长期低息分期付清，将来还可以买下周围更多的土地——贝利树林。
1930 年6 月，福克纳一家从舒适的公寓迁入新居。房子坐落在一条两旁雪松耸立的蜿蜒的汽车路尽头，方向朝南，白色大圆柱的门廊，十分典雅，一派富丽堂皇的气象；但是几乎不能住人，地板塌陷，屋顶漏雨，没有电，没有水管装置。福克纳决定大加修缮，还要改装现代化设备，把创作也搁在一边了。1930 年整个夏天，他一心扑在房子上，干劲不亚于创作。有些事情，如油漆、糊墙纸、装帘子、美化庭园，埃斯特尔、维多利亚和马尔科姆帮他做；重打屋基、翻修房顶之类的重活还得雇人干；有些活，如装电线、铺管子等等，必须请技工。但有不少活都是他亲自动手，有些则独自一个人干。
翻修工程进行了好几年。第一年夏天成绩不小。随着工程的进展，帐单越叠越厚。付清欠款将是又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福克纳舍得花时间、舍得用钱。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不仅仅是一个住所。这幢房子、特别是周围的土地，象征逝去岁月的恢复。童年时代，他在屋子周围的树林里做游戏；战后他又去树林里，先带了迪安和朋友们，后来带了一支童子军。但是他寻求的还不止是自己的童年回忆，他要找回家族的历史。在他构筑的家园里，他留出一间房间给考利奶奶。后来他在献给考利奶妈的《去吧，摩西》中追述了她对他一家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不计报酬”，特别是她给了福克纳“无限的热诚和挚爱”。福克纳需要一个佣人领班时，找回了内德·巴尼特大叔。内德大叔侍候过老上校和小上校，一直保持对家族的忠诚，珍惜家族的往昔荣华，依旧穿上长尾礼服、系绸领带，按照老规矩做事有板有眼，庄重体面。内德大叔的到来比考利奶妈更能让人猜到福克纳的追求。他和埃斯特尔快要有自己的孩子了，预产期在3 月。他希望有个女儿，打算以巴玛姑姑——老上校最钟爱的一个孩子——的名字来命名。同时，他要建立一个能令人一望而知其显赫历史的家族，也能使他自己被一致公认为这个家族的核心。福克纳的父亲当时正在建造一所紧贴大宅的小小的砖房；福克纳却在重建一座古老的大厦。恢复一座古老的庄园。他要为新家园起一个合适的名字，最后决定叫作“山楸别业”，因为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称山楸树为和平与安全的象征，是苏格兰特产，而福克纳一向把苏格兰视为他远祖的故乡。
牛津镇人大都为福克纳的小说而惋惜，但是显然赞许他整修山楸别业的愿望。
结婚成家进一步加深了初返牛津时产生的印象。1930 年9 月6 日《节俭》在《晚邮报》上发表，进一步保证了他重当牛津名流。《节俭》是一则平铺直叙的战争故事，为福克纳带来的当地人士的赞许远远超过《大理石牧神》和前几部小说的总和。
写作一些讲水仙女和牧神的诗和讲变态和白痴的长篇，是一回事；写一些能让人在美容院、理发室读的短篇，是另一回事。
再说，谁都知道《晚邮报》的稿酬高，这么一个短篇就给好几百元，到了9 月就传说这家杂志还要出福克纳的两个短篇呢！其中一篇名《殉葬》，讲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印第安人，故事很精彩。另一篇《杰姆西德院子里的蜥蜴》，写弗莱姆·斯诺普斯的故事。两篇的稿费都高达750 元，内容都是牛津镇的人所能欣赏的。
福克纳和牛津的亲善关系没能持续很久，比他以前经历过的更加艰辛的日子还在后头。但是在新的矛盾产生以前，福克纳找到另一种方式来表示自己重登社交界。
当地人上演《伊根下士》——一部讲第一次大战中一个爱尔兰士兵的喜剧，菲尔·斯通的弟弟吉姆饰演主角，伊根的死党、犹太人伊齐·戈尔德斯坦这个滑稽角色由威廉·福克纳扮演。有好几个福克纳的朋友参加演出，但是谁也没想到福克纳也会决定参加。然而伊齐·戈尔德斯坦这一角色既熟悉又陌生，对福克纳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反映了福克纳在牛津的处境。
福克纳自己说过，他在牛津既觉得舒适自在、又有点拘束。
与此同时，哈尔·史密斯决定出版《圣殿》，引起牛津人的公愤。他以前说过，出版《圣殿》会使作者和出版者都坐牢；现在他认为这本书可能赚钱，不仅能帮助福克纳还清欠帐，也能挽救财政陷入困境的乔纳森·凯普和哈里森·史密斯出版公司。11 月，史密斯寄来校样，福克纳读后自己也觉得生气。他知道自己写这本书是出于懊丧和愤怒，当然也为了赚钱。使他吃惊的是这些动机暴露得太明显了。作品写得粗俗不堪：“我读了，写得太差了，处理方式也低级。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冲动昭然若揭，从书中每个字都看得出来，所以我说我不能让它出版。”福克纳在写给哈尔·史密斯的信中建议把这部稿子报废，但是史密斯把解决经济困难的希望押在它身上，他需要赚钱，弃之可惜。因此回信说他要出版此书，福克纳回信说，如果要出《圣殿》，必须重新写过。史密斯告诉他说，重写的话，重新排版的费用，福克纳必须承担一半。即使如此，福克纳仍然坚持要重写后才让出版。
福克纳深知他必须“为这份权利付出代价”，但照旧开始重写起来。他不惜工本，大段大段地重写，然而丝毫没有减少小说中的恐怖和暴力场面——坦波尔遭强奸和诱奸，金鱼眼杀人害命，反而增加了私刑毒打李·古德温一节。删去和修改的部分都是些只与个人有关而与全局关系不大的材料，尤其是霍拉斯·本博这个写诗失败而当上律师的制造花瓶的工人。
在《坟墓里的旗帜》中，霍拉斯·本博钟情于妹妹娜西莎，虽在《圣殿》中同贝尔·米切尔结婚，但仍然藕断丝连，他的妻子贝尔说，“你和妹妹相爱？书上怎么说来的？叫什么情结？”贝尔的淫欲令他反感，他既怨她性欲太强，又嫌她唾手可得。于是他缩进狂想中去，不仅想他的妹妹娜西莎，还想他的继女小贝尔。乱伦之念对他始终极有魅力，其中奥妙就在于它使贞洁与狂暴的高潮得以调和。在《坟墓里的旗帜》中，霍拉斯坐在娜西莎的床上，陶醉于“把手按在她遮住的膝盖上所引起的那种放肆的宁谧感”。和见了水仙女而想入非非的神话主角一样，他满足于这种狂热的宁静，亲昵的贞洁，它提供他在狂想中制造一种“不容置疑的高潮”所需要的经验依据。在《坟墓里的旗帜》中，他眼看着贝尔的前夫哈里·米切尔抚爱小贝尔，小贝尔则盯住霍拉斯，“那份满面春风的羞涩，令人心醉”。和《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康普生一样，霍拉斯把忍冬花的芳香同良宵、心猿意马、不能完全克制的情欲联想在一起，不过，他的对象不仅是娜西莎和小贝尔，还包括他的母亲。这类意念之强烈，竟使他的梦想比生活更加必要。有时他梦见一些东西神秘而“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有时他梦见日后会有的东西。不过，他总是从半截子经验走向想象中的实现。他想起自己感受到小贝尔的动人魅力时，就回想到“玉米棒的隐约而愤怒的骚动”，又把这些骚动同强奸坦波尔的报道联系起来。然后独自坐着，手捧小贝尔的相片（而不是那只叫作娜西莎的花瓶），仿佛看到继女遭到奸污，“赤条条仰面朝天被捆绑在一辆平板车上，在漆黑的地道里疾驶而去。”《圣殿》修订稿中的霍拉斯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仍然情感错综复杂，茫然若失，继续进行各种各样的错位和替换，继续把乱伦看作情爱的最完美形式。但是，修订稿中霍拉斯的故事大加改动，特别是一些使它成为“弗洛伊德学说”的段落，“研究一个陷于半掩半露的乱伦妄想而不能自拔，以致丧失意志，不能行动、毫无勇气的人”。
在《圣殿》第一稿中，霍拉斯这条线同坦波尔的主线分庭抗礼；第二稿中，它不是对抗而是引申坦波尔的故事。
从一个插曲到另一个插曲，霍拉斯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受金鱼眼的变态和暴力摧残的女人，他企图为李·古德温辩护，虽然用心良苦，但是软弱无力，结果一败涂地。到头来，只好承认恶的普遍存在，也承认自己无能而感到内疚，甚至多少也意识到是种种内在力量，包括他的乱伦狂想，削弱了他的战斗力。
在《圣殿》的修订稿中，小说成功地表现了这一切而不觉支离破碎。
福克纳改动了霍拉斯的作用，也改动了娜西莎和小贝尔的作用。她们在《圣殿》第二稿中有着两种重要功能：说明霍拉斯的弱点的由来，也说明对南方妇女的一种看法。后者对于我们理解坦波尔和她的一生至关重要。小贝尔虽然楚楚动人，但更多的是挑逗欲念；虽然大胆，但更多的是愚蠢。她和坦波尔有一些共同之处，包括难以克制的性欲。娜西莎则相反，她体现重名誉、爱体面的品格。她认为性欲的一切表现既可厌又危险，因此始终主张克制。在娜西莎眼里，鲁比·拉玛对李·古德温的忠贞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她居然不结婚就跟人同居。娜西莎的这一判断中，我们不仅看到她崇尚克制，还看到她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社会依靠克制，特别要克制性冲动；绝无可能指望男人有足够的克制力，因此女人必须背上文明的十字架。
娜西莎的这些信念条条都和她的社会合拍。和她的社会一样，与其说是天真无邪，倒不如说愤世嫉俗；不是大惊小怪，而是容易生气。她把男人想象得十恶不赦，换言之，金鱼眼的性变态和她哥哥一度以她为目标、如今一心想着奸污继女的妄想狂，都赶不上她心中的怀疑。她对女人要求极高，认为文明全靠女人自我克制、也强使别人克制，才得以维持。然而，她如此要求女人，却又认为女人难以守身自持——小贝尔的勾勾搭搭不足为奇，鲁比·拉玛藐视习俗才是罪过，十分凶险。坦波尔的经历，从嬉皮笑脸卖弄风骚开始，后来好奇地跃跃欲试，然后放纵情欲和堕落，直到用尽心机重返受人尊敬的社会，刻画出娜西莎和她的社会所能看到的唯一出路。
一方面因为她看到的出路条条险峻，另一方面因为她对于体面把握不稳，娜西莎对女人的不信任不亚于对男人的鄙视。然而由于我们鄙视坦波尔，由于我们无不觉得坦波尔的痛苦和堕落太过分了，我们可能会觉得《圣殿》对书中男人的同情多于女人。连小说中最露骨地摧残妇女的金鱼眼原来也受到过他母亲的摧残。除了鲁比·拉玛这个唯一重要的例外，书中的妇女不是走向一个极端，便是走向另一极端；不是主张克制，便是诱奸男人，风骚淫荡。这两个极端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坦波尔初试云雨，便挑逗勾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