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族长，继承大开本的“家族圣经”
（19），在里面登记了一些必不可缺的记载后，他又尽量记下他能发现的家谱记录。
可是他对本地区及其过去的了解，当然也包括对他家族及其过去的了解，大多是从“陈年宿话老故事”中学到的——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何以采用谈话形式，也说明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所体会到的时间的流动何以如此精彩，基本上天衣无缝。他小说中的历史，总是既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和未来。
随着一个又一个月的时光流逝，随着威廉时而安静沉默，时而一反常规，随着他继续对抗逼他顺从的压力，变化越发明显了。人们在观察了这位观察者之后，说他是懒散的，“几乎没有生气”。有时候他和牛津镇广场上的老人们厮混在一起，那儿1907 年以后才竖立一块本县南北战争英雄纪念碑。他坐着或站着，一动不动，默不作声，仿佛被某种内心深处的场景、某种内在的自我意识所紧紧抓住了似的。
看到他在操场或广场上孤身一人，不声不响，一动不动，大家开始认为他是个“怪人”，对这一评价，他家里人，特别是他的父亲，越来越有同感了。对于任何形式的厌学，默里·福克纳几乎都能理解；他喜欢好的故事，也不下于任何人。威廉既不动又不响，一意逃避杂役和工作，春去夏来，过了一季又一季，老是听人讲故事，看故事书，念诗还写诗。默里的困惑也越来越加深了，尤其在听说威廉默默地站在那儿看着别的男孩们和他的女朋友埃斯特尔·奥尔德姆随着汉迪（20）的音乐跳舞以后。
到1916 年，眼看威廉重读十一年级的努力势必重蹈第一次的覆辙，焦虑由父亲扩及祖父了。观其行，明明是一个高智力的人，却推三阻四连个中学也不念毕业，拿他怎么办？本地另一个高智力的孩子菲尔·斯通至少当上了优秀生。小上校决心扭转局面，让孩子到他银行里去当会计。还有什么地方能更好地教育他，让他懂得苛刻的工作和凭血汗挣来的钱有着怎样的价值？威廉表面上依头顺脑，每天在银行柜台后蹲上好几小时。后来说到在银行里的几个月，他开玩笑道，“停学，进祖父的银行干活。懂得了他的烈酒能治百病。祖父认为是照管办公室的工友教的。狠狠惩罚了这位工友。”虽然他在银行里度过的时间给了他经验，使他后来能传授给一个叫拜他的文牍，但并未起到使他安顿下来的作用。他从来也不专心干职务工作，哪怕勉勉强强也不。他还断言，为了钱而工作是可鄙的。他一开始和出名的酒徒，甚至“镇上的酒鬼”来往，他母亲的焦虑加剧。人们借酒浇愁想摆脱困境或不愉快的处境，这点她了解得够多，也不希望了解更多的了。威廉耽在银行里的时间少起来了，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密西西比大学发起的活动上，母亲和其余的人对此都予以默许。
早先，就在自己的长子竭力摆脱学校、摆脱工作之后不久，莫德·福克纳发觉他的肩背稍稍有点伛偻。她决心教他学学曾祖父的走路姿势，据说总是昂着头，腰板笔挺，就每天给他穿一件帆布紧身马甲，让他肩背挺直一些。
他的表妹萨利·默里发觉类似的束身太拘束、太不舒服，经常找人替她松松背上的捆带。威廉穿上紧身马甲近两年，几乎从无怨言。后来才恢复打棒球、橄榄球、网球等穿了肩部紧身衣无法玩的运动。但是，这种紧身衣却适合于（甚至增强）他试行的不动不语的对策。他以此种对策来表现他对自我牺牲、自责自罚、自我表现的需要。使威廉烦恼的问题之一显然是和他的个子大小有关。朋友们都长得高大起来，他就愈加感到自己的不利；愈感到不利，他就愈加一心离群索居。他有时几乎放弃一切——不仅放弃打猎、跳舞，也放弃网球和橄榄球。仿佛为了要突出长得矮小的天命，他开始穿紧衣服，早饭只吃烤面包和清咖啡。可是，使他烦恼的，不止长得矮小这一点；还有眼看父母冲突不知道该怎样反应而产生的羞耻和内疚。
举家迁到牛津所引发的家道衰落，日渐加深，默里·福克纳不仅被大家视为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还被认为是个酒徒。偶尔喝醉酒，也是福克纳家男人的常事，正如福克纳家女人要容忍醉酒一样是常事。默里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失败而暴躁易怒，喝的酒也愈来愈多；他酒喝得愈多，莫德反对得愈凶。
她满心厌恶喝酒。有时候，特别是在默里大着嗓门、骂骂咧咧以后，她很可能觉得他喝酒不仅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惩罚她。不管怎么说，在这场戏里，两人对干越演越烈。默里越喝越凶，莫德则夸大其词地数落他的失败、软弱和罪过。其余的人，包括小上校，都把去孟菲斯附近的基利疗养院“治疗”当作家庭传统，相沿成习，把“治疗”当作短期休假。在莫德的监督下，治疗成了一种既是惩罚又是补偿的仪式。她不仅陪丈夫去，还带上儿子们去亲眼看看。在他们的任性的父亲戒酒期间，威廉和弟弟们跟母亲一起住在疗养院提供的住房里，经过几天治疗，默里出院了，脸色苍白，虚弱无力，低声下气；然后全家一同乘火车返回牛津镇。
威廉和大多数孩子一样，经历过“寂寞和无名惆怅“的夜晚，那时，暂离父母使他觉得被永远遗弃，茫然若失。但是，去基利疗养院的旅行所体现的冲突，肯定引起了深刻的不安。在后来的年代里，他避而不提这些场面，却屡再亲身重蹈覆辙。
对于喝威士忌和“治疗”的个中况味，他跟他父亲一样，深有体会。但不像他父亲那样最终能控制饮酒而不进基利疗养院，威廉戒酒从未成功。尽管有不少时期也能控制一下，滴酒不沾也偶或持续一段时间，但始终未戒绝。有时候，他把纵酒和成功、解脱联系在一起，也同“长得更大、更聪明、更高”的感觉联系起来；有时又同超凡视力、幻想联翩两种状态，同存心找苦受，同清醒与忘却、同生与死的交接联系在一起。可是他始终把离群索居同痛苦、屈辱联系起未。而且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同需求温柔联系在一起，这种需求他认为无法用别的方式来表达。多年以后，就在他生活最阴暗的时期里，他接受一连串电休克治疗，每次醒来，医生发觉他像个孩子似的渴望温存。
他对围绕父亲饮酒的吵闹产生的直接反应是躲开父亲而转向母亲。在他的小说作品中，他很有特色地把同情和指责混和在一起。甚至他笔下的最可怕的恶棍，例如《圣殿》里的金鱼眼维泰利和《八月之光》里的帕西·格里姆，他写来也带着相当大的同情。对于所有濒临绝境的人，他表现出特殊的恻隐之心。在青年时期和成人初期，他把大部分同情心保留给他母亲，而把大部分指责留给父亲，他称父亲为“先生”，表面上始终保持尊敬，却把父亲看成是个使人难堪的失败者，是个无聊的人。他感觉到“蛇唇”之类的称呼完全意味着指责和摈弃，也明知父亲认为他不仅懒散，而且古怪——显然太像他母亲，对于诗又过分入迷——他找各种办法来表达他通常掩盖起来的指责。有一天黄昏，坐在门廊上，他对父亲近来常作的提议，报以轻蔑。默里·福克纳听说儿子像他曾祖父那样抽烟斗，就主动给他一支雪茄烟，“痛痛快快抽一下”。威廉接过雪茄烟，回答说，“谢谢您，先生，”然后伸手进口袋里摸出烟头，把雪茄一扯两半，拿一截装进烟斗，点燃后抽了起来。
他父亲眼睁睁看着他，一言不发，转身走开了。“他从此再也不给我雪茄烟了，”
儿子回忆道。默里·福克纳至死也不看他儿子写的东西，也许因为知道他会在书里看到什么。在第一部直接取材于家庭轶事的长篇小说《坟墓里的旗帜》中，他不但以家道衰落为主题，还把萨托里斯家一对双胞胎的父亲写成终生庸庸碌碌。我们几乎听不到小约翰·萨托里斯的名字，他“完全为了传宗接代”而活着，死于1901
年，也即默里·福克纳从里普利搬到牛津之前一年。
威廉对待母亲却远远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他用多种方式——让他做杂活他不做，玩忽学业，喝喝威士忌而游手好闲——来表达他的愤恨。但是一般说来，他母亲在世时（她直到1960 年才去世），他始终是个听话而敬佩母亲的儿子。他一离家，总不忘写信给她，常常根本不提父亲。只要人在牛津，他就天天都去看望她。1929
年他结婚以后，莫德明说她不喜欢跟媳妇在一起，他就让妻子留在家里，自己按母亲的期望，大部分日子都抽出时间来陪她。他一直对她很孝顺，从不反对。重提母亲临终讲到父亲的那句话：“我从来也没喜欢过他”，他往往伴以柔声一笑。
福克纳敬佩母亲的品格——意志坚定，自尊心强，以多种方式把这一点写进小说作品中。在他看来，莫德同老上校的最小的孩子巴玛姑母（21）和小上校的独生女儿霍兰姑姑（22）一样，都是刚强不屈的人。父亲的有目共睹的无能和褊狭的见解，他又厌恶，又瞧不起，也写进了他的小说。在一个人的坚强和另一个人的软弱之间，他更喜欢的是坚强。但是有迹象表明，要在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是痛苦的；也有迹象表明，他害怕选择带来的后果。他怨恨母亲强迫他作选择，对待父母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不仅直接写进作品，更为引人瞩目的是他往往颠倒过来写。在他的作品中，母亲们的日子通常不如父亲们过得好，女人们的健康或许也不及男人好。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碰到许多有缺点而失败的父母，但我们也感觉得出，他对女人存着各式各样的深刻不快，或者至少说，对女人“相当不信任”——这是后来他继女用的字眼。
此外，轮到他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共同生活环境，他就回想起他跟父亲一起在“会所”的生活天地（见中篇小说《熊》中）。《熊》里的森林提供了一个节奏缓慢的世界，那里的猎人和猎物都个子比较高大，比较勇敢，比较聪明。
在这个世界里，严重的创伤也得以愈合，同时这也是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
福克纳对这一理想深表怀疑，正如他怀疑艾克·麦卡斯林（23）的英雄气概和殉道精神，却又被它吸引住。他小说中充满的浓烈的怀乡思旧之情往往和大森林、儿童时代的消失，也就是说，远在沮丧、分裂和痛苦之前的生活天地，联系在一起。
这个生活天地那时还毋须在外观上加以装点修饰。
福克纳的小说就这样泄露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中所掩饰的一切：他把分裂和痛苦的肇端不仅和时间的流逝，也和势不两立的父母的所作所为，联系了起来。在屡再失败的父亲身上，他看到了极为明显的软弱。母亲使他完全明白父亲的软弱，又强迫他在那种软弱和她的坚强之间作出选择。因此，在他母亲身上，他看到过分的坚强。此外，他的小说也泄露出内心深处的同情的指向，那是对着孩子们的。《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莎·科尔德菲尔德小姐（24）在母亲的死亡和父亲的生存之间进退两难，发现自己的童年时期还没领略到就消失了。在《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康普生是个没有称职父亲的孩子（25），正如《我弥留之际》中的达尔（26）从根本上说“从来不曾有过母亲”。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查尔斯·邦（27）发觉自己既看不到自己的生身父亲，又背上“弟兄过多”的包袱，成了母亲报复和父亲反击的工具。查尔斯觉察到处境艰难的痛苦，发现自己的年龄好像比原来想的要轻些，因此更加脆弱。一明白自己既是个半孤儿，一半是受操纵的工具，一半是个勉强的竞争者，又有一半是牺牲品，“因而深感绝望和耻辱，好比眼看着父亲体力勇气不够而又不能替代他时，深感绝望和耻辱。”这些被遗弃的子女引起人们思考的问题，福克纳的其他小说人物都加以证实。康普生、萨托里斯、麦卡斯林三家都背上了家口众多的重荷，喘不过气来，犹如困兽不能脱身。他们像霍桑笔下的平奇思家族一样，都害上一种紧张性的精神分裂症：他们发觉，静止而重复老样是容易的，变动和更新几无可能。同时，这些人也使我们想起狄更斯作品中的遭遗弃并被剥夺一切的孩子们，主要因为福克纳笔下的这些人物有的无法接近父母，有的父母不称职，有的父母早逝，例如萨托里斯家的双胞胎。班吉、小昆丁和凯蒂（28）失去了父母的温存和热爱，转而依靠迪尔西（29），或者互相依靠。托马斯·塞德潘没有学习的榜样，没有监护人，就自选了一位替身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