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迷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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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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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李教授一直气不顺。作为海归,他第一次去见校长,就让他等了两个多小时,校长约见他的时间一再被推后,要他耐心等待。事后,他知道,校长正在接待一个上级部门的科级干部,商谈一些重要事情。
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是这种地位,事先约好的事会被硬生生地推后。对方不就是一个科长么!
今年,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也理解了校长大人的苦衷。原因是,他举办了一次成果鉴定会,邀请各方诸侯参加。在没有见到领导之前,唯一的沟通途径,就是领导的秘书。李教授才知道,别小看那些个科级领导,尤其是领导的秘书们,他会为你在更大的领导面前定调,决定你能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
在今天的资源配置体制中,谁有资源配置权,谁能与资源配置权沾边,谁就是红人。校长把政府官员当红人,而校长以及校长身边的人,就是教授、院长的红人。上面要讨好红人,下面要做好红人,校长们自然忙碌万分。
对话观点:
大学校长是上级机关任命的,因此,他必须向上负责,听上面的话,要向上面跑。
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成为一个行政组织,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长官意志根深蒂固,学校必须跟着政府走,跟着权力走。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很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在查“乱收费”查得很凶,为什么不查政府的投入足不足,到不到位呢?
对话人:杨德广
熊丙奇你担任过多年的大学校长,也出了不少教育专著和论文,你觉得怎样才能做好一名大学校长?
杨德广他必须把80%以上的精力投入到搞教育管理中去,在其位谋其政,搞自己业务的时间不能超过20%。
熊丙奇校长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杨德广我国绝大多数校长工作责任心、事业心很强,一年到头非常繁忙,非常辛苦,疲于奔命,废寝忘食。但是,我估计相当一部分校长能把50%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管理就已经不错了,其他精力一部分用在搞业务上,一部分花在出差开会、社交活动中。
熊丙奇我们的校长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会议、社交活动?
杨德广校长是应该有社交活动,这是加强联络,沟通关系,争取项目、经费不可缺少的。但是有些校长,会议太多,出差太多,向上跑关系太多。
熊丙奇为什么会如此?
杨德广这与我们校长的任命和学校的拨款机制有关系。大学校长是上级机关任命的,因此,他必须向上负责,听上面的话,要向上面跑。重点学科的审批、博士点的审批、科研项目的审批、新专业的审批等实权都在上级机关手中,因此校长(书记)必须多跑、多汇报。另外,大学的经费是靠政府拨的,就目前情况看,这种拨款体系还不规范、不科学,人为因素还比较多。有的校长与政府部门关系好,人头熟,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款。为了获得更多拨款,学校领导就要走上层路线,也因此而投入了很多精力。
作者补记在“985”工程中,争取进入“985”行列,在高等教育界被认为是最大的公关活动,成为学校利益、地方利益、政府利益的一种博弈,是不少学校校长任期中的“头号政绩工程”。邓伟志教授告诉我:“我亲眼看见好多大学的领导人,在教育部的财务处长、司局长面前,有时在一个科长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我被邀请去一所大学参加校庆,这所大学的校长是我的朋友,参加完校庆后,他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第二天不能陪我了,要去陪教育部的财务处长。他觉得这个处长对学校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就往那儿去了。”
熊丙奇我们的校长是任命的。政府换一届,相应地,校长也要换一届。对于任期制,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任期制,每个人都想在任期里干出一点业绩,所以就会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办法。事实上,三四年的任期很难做出什么成绩,再有才能的人也很难很好地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但没有任期,目前也不好办。有任期到时间了他下来,校长不会有太多意见,会心安理得的,如果超过任期多干几年,他会很高兴的。但是,如果没有任期,被学校解聘了,他会受不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氛围。另外,官本位对大学的影响比较大。

第12节:拨给大学经费
作者补记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哈佛大学只产生过7位校长,他们通常在35~56岁左右出任哈佛校长。哈佛校长平均任期22年,任期最长的达40年,任期最短的也有10年。(《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蓝劲松,《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2002年5月14日,现任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提到:“我坚信,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而从1978年到2004年的二十多年间,我国的北京大学出了6位校长,清华大学出了5位校长。他们出任校长时的平均年龄为57岁,不计算目前在任的校长,平均任期为7年。
杨德广大学必须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学校应该是学术性组织。但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成为一个行政组织,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长官意志根深蒂固,学校必须跟着政府走,跟着权力走。尤其是大学,长期处在政治化的大环境中,行政化的小环境中,导致不同程度地缺乏学术批判和学术精神,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缺乏办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把学术机构变成了等级制的行政机构,把学校、校长分成等级,强化了大学成为行政机构的依附性,大学必须附属和服从于政府。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也是采取行政管理办法,大学校长、书记实际上是官员,并直接掌握经济大权,层层下拨经费。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规律,从校长到处长、科长,到院长、系主任,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取代了学术权力。大学教授没有治学权,没有治校权。这种氛围,很难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长官。为此,必须改变传统的行政化的学校制度,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学校制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改革大学拨款制度,要建立规范、科学的拨款体系,政府不宜在拨款过程中介入过多,权钱结合是腐败的温床,而应该通过拨款委员会来拨给大学经费。
作者补记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典型的表现是部分高校党政一把手明确定级为“副部长级”(我国的副部长级大学日益增多,截至本书出版时的名单如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这明显强化了学校领导的官员意识,同时副部长级高校、正局级高校、副局级高校的级别定位,让高校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另外,大学对政府的服从,往往表现为对某个人的服务,甚至讨好。哈佛大学可以拒绝时任总统里根提出的授予其名誉博士的想法,而我们的大学,非但没有哪个领导、哪个教授敢站出来反对,相反,还会主动建议,主动策划,用教授、博士等资源去攀附关系。在我们这里,正直的反对之声有时甚至可能招来一场祸害,丢官事小,停职事大,连混口饭吃都可能有困难;附和的公关策划,会被认为聪明、能干、有创意,平步青云那是自然的。尽管都知道,我们要为政治文明服务,要为政治科学服务,而不是为哪一句话、哪一个人服务。
熊丙奇具体怎样执行?
杨德广我赞同按生均原则进行拨款,首先要确定每个学生拨款的基数,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国家对学校的不同发展定位,乘一定的系数。这种拨款方式,比较公开,可以确保学校的经费有稳定的来源。目前,我国很多学校,政府的投资只能满足职工发工资,这种教育投资,势必逼迫一些学校乱收费,或者变相鼓励一些教师把精力放在兼职赚钱上。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很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在查“乱收费”查得很凶,为什么不查政府的投入足不足,到不到位呢?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很快,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民办学校现在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来自学生收费,国家一分钱也不投入,而在国外,私立学校的政府投资经费达到办学总经费的20%,学生收费最多占办学总经费的一半。
作者补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4年8月公布了2004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朱剑红,《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事实上,自1995年以来,我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关注教育乱收费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整治,比如“一费制”,比如设立举报电话,还比如进行“集中治理”。可是,十年来整治教育乱收费,似乎收效甚微。“一费制”走了调,举报变成了形式,治理成为一阵风。(《教育乱收费何以在禁区边缘大行其道》,熊丙奇,《文汇报》,2004年9月1日。)有意思的是,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作《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通过对38个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查出各类违规问题金额高达90。6亿元,占审计资金总额的6%。审计署对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后查出,12个部门存在预算编报不真实的问题,一些部门的下属单位虚报多领预算资金多达4。91亿元;26个部门违规转移挪用财政性资金10。75亿元;14个部门向下属单位或相关单位转移财政性资金9。35亿元;19个部门或其下属单位隐瞒截留财政资金和其他收入,设置账外账、“小金库”共3。5亿元;31个部门挤占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21。42亿元。而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据审计,2004年,国家发改委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4。5亿元时直接预留74。8亿元。在审批下达的229。7亿元中,实际落实到项目的资金未达到要求。审计署抽查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2003年至2004年下达的县际和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发现9省124个项目存在以多种名义重复申报,或多报建设规模等现象,以此获取中央补助资金13。2亿元。(《年底才下达当年计划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批评》,CCTV经济信息联播,2005年6月28日。)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投入的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缺口接近750亿元(《我国义务教育完成率和经费问题分析》,沈百福、王红,《教育发展研究》,2003年9月。),而我们的中央部委各类违规问题金额达到90。6亿元。

第13节:校长难以履行职责
熊丙奇很多人说,政府其实已经认识到目前拨款存在的问题,但是,要改革很难。
杨德广这是一种行政化的习惯思维,舍不得放权,而有钱才有权,习惯于管人,支配人。中央一直在提倡淡化行政职能,可是教育系统做得很不够。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现代教育意识不够。必须看到,现在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可以统、包、管,学校也可以等、靠、要,但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已无力统、包、管了。淡化行政职能,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势在必行,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加强监督、评估,不能陷入具体事务、拨款中去。
熊丙奇一边是政府给予学校的自主权不够,另一边是学校总是看政府的脸色,不敢动作,这是不是我国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现状?
杨德广客观上说,这几年来,大学的自主权多了起来,但是,不少校长并没有用好这个自主权,他们凡事都要听政府的意见,生怕做错什么,不敢承担责任。
熊丙奇这与任命制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据说校长往往只有做事的责任,而很少有决策的权力,包括在副校长的任用上,也很少有发言权,是不是这样?
杨德广校长当然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但只有一票。这与国外大学校长有很大不同。同样是用人,同样要经过挑选、听取意见等环节,但国外大学最终的决定权在大学校长手中,而我们的校长最多在挑选时、听取意见时发表那一票的意见。就是在选择副校长时,也是如此。以我国目前的体制,校长无权选择副校长,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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