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而不是什么不断高涨；对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十大纲领〔41〕等有了比较深刻些的认识。前委对反对盲动主义解释得很详细，平江起义后，我对于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很有反感，觉得把房子烧了，人民住到哪里去？红军也没有房子住。反革命是人而不是房子。占领修水时，渣津、马坳一带群众已有初步发动，我军转移后，被平江游击队狗队长（老百姓这样称呼）把那块地方烧光。半个月后红军再去，农民挂白带子，对我们打土炮，封锁消息。当时盲动主义者叫这些群众为反水，对反水群众不是争取而是镇压。完全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错误当做真理，把执行错误政策的说成是坚决革命，把反对错误政策的同志，说成是对革命不坚决，军阀出身靠不住。“六大”解决了这些问题，是使人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讲了烧房子脱离群众。他讲了在遂川（井冈山南）的故事，说开始农民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站在旁边看了。你再去接近他一点，他又跑远一点。他又讲到红四军对宁冈反水的群众，是采取一系列办法去争取群众回家。我当时听了这些，印象是特别深刻的。这次直接接触了毛泽东同志，使我对他更加敬仰。
这次会议正是我三十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这次会议有王佐、袁文才两人参加。他们曾是当地两个绿林部队的首领，已加入了共产党。前委照顾他们的政治情况，把“六大”决议上关于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大意是争取其群众，孤立其头子这一段删去未传达。这件事以后被袁文才发现了，出了乱子。
在会议期间，湘赣两省反动军队，正在调整部署，准备“围剿”井冈山。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可是伤病残人员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似此，势必派队留守。当时，四军全部也不过五六千人，如分散，力量会更加单薄。为这些问题，四军前委开会讨论了多次，我也参加了这些会议。最后决定由红五军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留守井冈山，并让我任四军副军长，保护井冈山伤病员及一些家属小孩。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我回去同代远谈了，他当时是五军党委书记，由他召集了五军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邓萍、李灿、贺国中，可能还有李光。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如果我们长期留在井冈山，就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如果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四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也可能受到损失，甚至搞垮。故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第一种意见是大多数，第二种意见是我和代远。我们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计划转移到敌后，也就是敌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夹击敌军，以打败敌军的“围剿”。他们从小行洲向遂川及以南前进时，江西敌军之谢文彬旅即尾随红四军之后。如果部署得好，是可能歼灭或击溃该敌的。我四军进至大余、南康，遭受谢文彬旅袭击，经赣南安远、寻邬向闽西南转进了，这就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五军，五个连分守五条路，成为孤军奋战了。
井冈山突围
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白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围剿”井冈山之敌，湘赣两省各为四个旅八个团。进攻时，湘敌只发现七个团；赣敌除谢文彬旅尾随我四军外，还有三个旅六个团，进攻时只发现五个团。似此，进攻井冈山之敌，全部兵力大约是十二至十四个团。每团平均以二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四十倍之比。重层围攻三昼夜，我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我守黄洋界的李灿大队（连），八面山之彭、李大队（连）均被敌隔断。
我和贺国中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及后方勤杂人员等五百多人，在敌重层包围中突围，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灭。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重层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算是突出了敌军第一层包围。
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在烂草田击破敌军阻击小部队，算是突破了第二层包围。
突围的第三天，刚到大汾，又遭敌军三面伏击，在敌人三面火力交叉射击下，我们有全部被歼危险。只有集中三个大队突击一点。我军奋勇从中突破敌人伏击阵地，继续南进，算是冲出了敌人最后一层包围。可是敌方兵力大，我军人数少，突破口被敌封锁，后面伤病残人员又被包围，伤员亦无法救出。我红军被三四十倍优势之敌重层包围攻击，突围后又遇伏击，这样险恶的战斗环境，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外，其他任何军队都会被消灭。敌军攻占井冈山后，一时反动气焰嚣张，追击、侧击、堵击、伏击，他们满以为捞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什么也没有捞到，被英雄的红军打碎了他们的幻想。
可是这件事，在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我《人民日报》通讯员说成是彭德怀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我看这种人对根据地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伟大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位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去胡说八道吧，谨慎点吧，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
从大汾突围出来，这时只有五百余人。越过上犹、崇义大山，从南康上游渡过章水。时值腊月三十日过大年时节，离河岸不到三里即一大村庄，有数百户，大地主家大摆筵席，庆祝年三十晚。红军一到，他们当然跑了。从井冈山突围以来，已有二十日，在敌不断追击、侧击下，饥疲交困已达极点，遇此机会，大家是喜笑颜开，饱食饱饮自不待说。在吃饭时，我说要快走，离开这村五里也好。其他同志都不同意立即走，主张明天拂晓走。我说：“此地离粤赣公路线敌军据点，远者四十里，近者才三十里，渡河地某镇有电话，恐已通知敌军。我军渡河近三小时，敌军可能已经出动，晚上十二点，敌军可能达到此地将我们包围住，明早拂晓攻击。过去敌军不敢轻率，现在是打破井冈山的时候，反动派气焰嚣张，敌军劲头很大。”他们都说，拂晓前出发没有问题。事实是，大家都很疲劳，把紧急情况看成了一般情况。平日滕代远同志对军事行动从不干预，这次他也不同意，把我气得难以形容。
这天晚上我没有睡，也不能睡，到各连去看，都睡得很死，甚至守卫的也睡着了。我在外面走来走去，大概一点了，爆竹声中飞来子弹声，我即叫号兵吹紧急集合。在村外刚集合，敌军赶到，枪声一响就有些乱，我令向信丰方向前进，贺国中说，你带队走前面，我走最后掩护。走了约十里，贺赶来说，就是不见李光来，他可能带走了一些部队。天亮了，集合队伍检查，仅剩二百八十三人枪。其余半数李光带了不知走向何方。他们说，等一会儿，或者派人去找吧。我说：都不是办法，只有走出危险界。
走了约十里，有些小部队在前面山上一字排开，望远镜中看到，很不整齐，知是民团，一冲就逃跑了，敌人也疲劳了未追。我们占领了有利阵地，隐蔽休息，赶快煮饭吃。一个半小时出发，走信丰东南之小河镇（信河之渡河点），向东走，经重石镇，向会昌方向走，然后向兴国去找地方党。这是一个大方向，使每个同志都知道。后来知道李光带了与我们相等的人枪，向广东南雄地区去了，群龙无首，不到一个月全部被消灭，李光下落不明。那天如果预先告诉了大方向，可能不致如此，这是领导者不周密所致。
二月上中旬之间，我们到了鄠都之桥头。该地有党的秘密支部，有小游击队，对周围情况熟悉。他们替我们侦察敌情，准备向导，以便一旦发现敌情，随时可以行动。并替我们收买了近千发子弹。
休息了两三天，敌人又来了，我们转移到兴国县的莲塘和东山，该地也有地下党支部，并与赣南红二、四团（小部队）取得联系。在白区有无地下党组织显然是不同的。在这里休息了大约五天，白军刘士毅旅来进攻。当地党通知我们，该旅只来五个营，有一个营和民团留守鄠都城。这时我们还保存三百人，二百八十三支步枪。我们决定当即出发，绕过刘旅主力，奔袭鄠都城。十八小时走了一百四十里，夜半到达，出敌不意，突然爬城袭击，立予猛攻，消灭该旅一个营、靖卫团和县警备队全部一共六七百人，缴获三四百支步枪，还缴了两挺轻机枪。县长逃脱。我被敌数旅之众，穷追堵击一个月有余，刚一落下脚来，即进行一百四十余里之奔袭，而且是攻城，这是完全出乎敌意料之外的。可见没有准备的优势并不等于真优势，有准备而加勇敢的军队，可以打败无准备的优势之兵。
此役之后，鄠都一带群众，对这支红军称为天兵。红军对敌军伤兵，给他们上药，每人还发了两元零用钱。发了传单，向他们作了口头宣传。又将死者收集到一处，等刘士毅旅回城处理。俘虏兵三百余人，看了无不感动，其中半数以上当了红军。
在井冈山突围以后，连遭败仗，力争打了这样一个胜仗，意义很大；但必须谨慎，不轻敌，才能保住这个胜利。估计敌主力一定回城救援，在下午约三时至五时之间可到鄠都城。我军须在午后三时以前渡过鄠都河，进到小密宿营。这时，已是午后二时余，一切准备就绪，就是找不到党代表滕代远同志。时间紧迫，最后在邮局收发处找到了他——因收集文件报纸时不慎，驳壳枪走火，从胸前洞穿，负重伤，倒在房内。
我渡最后一船，渡河完毕已近三时。刘旅先头部队四时返城，隔河相望，甚有意思。刘旅只射击，未敢渡河追击。
我们主力到城南三四十里的小密，已近黄昏，小部留河岸警戒。此地依山傍溪，群众全无惊慌，见到红军不但不跑，反而喜笑颜开。黄昏后，地下党支部书记来接头，他问我们是哪里来的红军，告以实情。他说：“昨晚听到城内枪声激烈，今早城郊有人过往说，昨晚红军打开了城，我不大相信，还以为是白军自己打仗。”我说：“你们能帮忙吗？”他说：“可以。党支部有二十余同志，还有农民会组织。”我说有二十余重伤员，其中有军党代表滕代远。他说：“有办法安置，群众好，我们会用一切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医药也可设法买到。”我说还有余枪，昨晚缴获三四百支枪，破旧的烧毁了，完全好的枪还有百数十支，交你们保存。他说：“我们有党员和可靠群众，每人保存一支。”他又说：“能不能给几支枪，组织秘密游击队？”我说，可以。他说：“离这里四十里，还有地下党区委。”我说：“就是子弹少。”他说：“子弹不给都行，这里有钱，可收买零散子弹。”他问：“烧毁了多少枪？”我说：“在鄠都烧掉了约两百多支，放走了约五百俘虏，如早知道这里有地下党，就不会烧掉了。”他痛惜极了，说：“我们不知道，实在可惜！今早我为什么不派人或自己进城呢！老彭呀！我们老想搞几支枪，总是没办法搞到手，如早搞到几十支枪，这里就成为苏区了。”这时，贺国中进来了，他说，布置了警戒，同俘虏兵讲了话，大概有小半愿当红军。我介绍了上述情况，他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正在想伤员怎么办！”
代远同志伤重，但无论如何不肯留下，要随队去，他说：“现在负责人仅你和贺国中两个人怎办？”我说：“你的伤太重，在胸部洞穿，还不知伤了肺没有，随军行动好不了，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