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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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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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猪猡”“亡国奴崽”。

    他非常生气:“臭日本鬼欺负人!”

    对方居然一拥而上,大打出手。吴春河兄弟俩寡不敌众,被他们推倒在地,拳打脚踢。好一会儿警察赶到,对方一哄而散。

    吴春河的弟弟被打得头破血流,居然还受处罚,被关进学校禁闭室,吴春河陪着关了半天。这是为什么?原来他们犯了校规。学校里禁止使用汉语,吴春河兄弟俩在校门边拿闽南话互相大声打招呼,被视为公然挑战“皇民化”教育的恶劣举动。

    吴春河说:“让他们等着。”

    他回到了大陆。他在上海上大学期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守军不抵抗,仓皇逃进关内,日本侵略军兵不血刃,占领东北全境。吴春河悲愤不已,与大批学生投身抗日救亡活动,而后参加了共产党。

    他说:“愿意忍受天大磨难,决不忍受沦为山本太郎。”

    他从上海回福建,去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书时,大姐在这所学校读书。有一天大姐班上的国文老师生病,姐夫临时代课,上课时他不断对花名册,认了两节课,其他人的名字和座位号老是记不准,唯独记下一个“十二号钱金凤”。

    大姐批评他:“吴先生记性不好。”

    他回答:“我记住你了。”

    他能记住大姐,是因为她格外出众。我大姐如母亲所骂是“紧性鬼”,生于小巷人家,长于贫穷艰困,却心高气傲,不甘人后。大姐个子不高,小巧玲珑,她有个小名叫“美人”,颇名副其实。大姐的性格像母亲,敢怒敢言,却又如父亲所教有一种自知自觉,因而显得不一般,引吴先生注意。

    大姐他们的国文老师病愈后回校上课,吴春河不再代课,但是他想方设法让大姐留在身边,提出要大姐参加他们的剧社活动。

    大姐很意外。吴先生说:“你会演戏。”

    大姐从来没登过台,吴先生怎么会如此肯定?他告诉大姐,一个人往往并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别人却可能知道。他一看大姐就认为合适,模样很好,个性鲜明。

    大姐干脆拒绝:“我不想演戏。”

    几天后一个晚自习,吴春河到教室找大姐,拿了一叠油印稿纸给她。是一个剧本,俄国果戈里的《巡按》,也叫《钦差大臣》。大姐看了剧本,觉得挺有趣。几天后吴先生又给她带来新的剧本,叫《伤兵》,是一出抗日戏。隔两天他又送来新剧本,大姐问他:“吴先生这是做什么?”

    他把“山本太郎”的故事告诉了大姐,说别把剧社当做演戏。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压迫和黑暗,很多的不合理和腐败,应当唤起民众改变。日寇虎视眈眈要灭中国,国家民族到了危亡之际,要唤起民众抵抗。大姐籍贯是台湾,跟他一样,台湾人比谁都更深切感受日寇和腐败政府之祸害,特别应当行动起来。

    大姐说:“吴先生满肚子道理。”

    吴春河说改变社会和人生需要寻找真理,他有很多很好的书,里边有真理。钱小姐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借她看,可以明白很多道理。

    看了吴先生的剧本,听了吴先生的道理,大姐却不改初衷,没答应演戏。

    “阿姆知道会把我骂死。”她说。

    吴春河说:“要紧的是自己怎么想。”

    吴先生很执着,想做什么总能做到,大姐这边说不通,他就迂回行事。他打听了大姐的情况,知道同级隔壁班林壮国是钱金凤的同学,一起从厦门到漳州读省立二师,关系密切是一对恋人。吴先生转而动员林壮国参加剧社活动。林壮国是乡下穷孩子,吴先生的道理特别听得进去,男子汉敢想敢为,不顾忌招惹阿姆骂,就参加了剧社活动,还把大姐拉到了剧社的排练现场。大姐出于好奇跟着走,到那里才知道其貌不扬的吴先生居然是导演,也当演员。那一天排《阿片》,吴先生在戏里演一个抽鸦片的官员,躺在床上直叫唤,说他恨不得在屁股上也插一支烟枪。

    “吴先生错了。”大姐忍不住提意见。

    这句台词应当是“多插”一支烟枪,吴春河没有背准。

    有人赶紧翻剧本,果然不错。大姐的记性真好。

    “瞧,你会演戏。”吴春河说。

    大姐终于成了剧社演员,很快成了台柱子。大姐个性很强,脾气直爽,排戏时有啥说啥,毫不顾忌。那年寒假我随大姐到漳州,在剧社排练现场第一次见到吴春河,当时他们排戏,吴春河演一个老头,拿根鞭子抽大姐。排练中身为导演的吴春河出了岔子:他在嘴唇上粘两撇假胡子,可能因为拿鞭子打人力气过大,两撇胡子相继掉落,一旁看的人顿时哄笑。大姐很生气,朝吴春河嚷嚷。

    “拿口水粘牢!”她叫。

    吴春河笑笑,没说话,从地上捡起假胡子又安在唇上。

    当年我能记住姐夫,不是因为他长得太不出众,只因为听到大姐对他喊叫。

    大姐在剧社与林壮国演对手戏,一对恋人旗鼓相当,特别投入,他们的演出总是博得满堂喝彩。没想到剧社被认“左倾”,为当局所不容,下重手杀鸡吓猴,就在我跟去看排演当晚,林壮国遭到暗算,死在大姐怀里。大姐痛失恋人,万分悲伤,有一个人陪着她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就是颜俊杰。

    颜俊杰是大姐与吴春河故事里的另一个人,或者应当倒过来说,吴春河是大姐与颜俊杰故事里的另一个人,这才能分出先来后到。颜俊杰从小在我们家晃来晃去,那时就有如我们姐妹的兄长。大哥离家投红军前托颜俊杰关照家中老小,颜俊杰不负所托,不时到家里探望我们,当时他对大姐已经很用心。大姐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不让她读书,要找人家嫁她,大姐逃离家门,与林壮国一起去漳州报考,两人的路费还是颜俊杰偷偷接济的。没他相帮大姐很难走出家门,大姐对他十分感激。

    颜俊杰父亲在海外做生意,做航运也做侨批。闽南话“信”念为“批”,所谓“侨批”即海外华侨与家人联络的信件。这种侨批又与侨汇相关,华侨写信问平安同时汇钱给国内家人,由民间机构在海外收批,送到国内结汇兑付。颜俊杰父亲在厦门、漳州等地开有侨批馆,生意做得颇大。颜俊杰高中毕业后不想再读书,也不愿去印尼受父亲管制,他父亲给他找事做,让他学着管理侨批馆生意,因此经常来往于漳厦之间。每到漳州,只要有空,他都会到学校看看大姐,问一问有什么需要。

    林壮国出事时,剧社的人被当局作为嫌疑人关进看守所,大姐和我也在内。颜俊杰恰在漳州,听到消息后迅速赶到警察局,给办案警察塞了钱,设法把大姐和我保了出来。大姐一见他,整个人都垮了,放声大哭,要死要活。他非常担心,把我们接到他们家的侨批店住,亲自照料我们。几天后大姐情绪稍稍平稳,他交代店里伙计看着大姐,自己动身把我送回厦门,转身又立刻赶回漳州。

    颜俊杰本来就像大哥一样,大姐早把他看做自家人,一向很亲密。林壮国过世后,颜俊杰无微不至呵护大姐,帮助她熬过那一段日子,让大姐倍觉可贵,渐渐地颜俊杰从兄长变成了男友。那时候吴春河于大姐只是吴先生,其他的什么都不是,颜俊杰却对吴春河相当警惕。林壮国出事之后,吴春河依旧锲而不舍,一直拉着大姐参加剧社活动,颜俊杰很不放心,除了担心大姐有危险,还担心吴先生别有企图。

    大姐笑他:“颜少爷小心眼了。”

    大姐一向自有主张,性子也烈。林壮国之死让她备受刺激,没把她吓倒,倒让她更趋反抗。她坚持参加剧社活动,决不退缩。颜俊杰知道她的脾气,不敢阻止,只是千方百计保护她。大姐知道颜俊杰生性敏感,她敢对所有人使性子,不高兴了谁都敢说,包括对吴先生,独独对颜俊杰从不嚷嚷。

    吴颜之间后来发生逆转,原因还在日寇。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全面抗战开始,中华大地烽火连天。厦门面对台湾,谣言满天,都说日军立刻就要攻打厦门,颜俊杰的父亲担心家人安危,从印尼派人到厦门带人,逼着颜俊杰随母亲一起去雅加达。颜俊杰急往漳州找大姐,提出让大姐跟他一起去南洋。

    大姐问:“是你家老爷的意思吗?”

    颜俊杰承认是他自己的意思。到南洋后生米做成熟饭,他父亲没有办法,会同意的。

    大姐顾虑:“这是跟少爷私奔啊。”

    颜俊杰提出,如果大姐愿意,他可以立刻给父亲写信,告知大姐的情况,除非父亲同意他们成婚并一起走,否则他不去南洋。

    大姐说她要想一想。

    大姐欲言又止,颜俊杰感觉她有话不说。他四处打探,反复追问,这才搞明白,原来是吴先生插了一手:剧社里有一部分人准备前往龙岩,慰问抗日将士后北上投新四军,吴春河动员大姐一起走。

    “这家伙真是个赤色分子!”颜俊杰大惊。

    “赤色分子怎么啦?”

    “难道你也是?”

    大姐还不是,但是她不觉得反对黑暗、抗日救亡不对。她父亲和大哥不也是吗?

    “你是女子!”

    大姐说女子也可以革命。

    大姐反过来动员颜俊杰不要到南洋,不如跟她一起,随剧社同学到龙岩去投新四军。日寇进逼,国家危亡,年轻男女应当挺身而出。

    颜俊杰跑去找吴春河理论。吴春河竟然不承认动员大姐投军,也不承认剧社人员去龙岩慰问后另有安排。

    “大丈夫敢做敢当,偷鸡摸狗什么勾当!”颜俊杰骂。

    吴春河不改口:“没有这个事。”

    颜俊杰认定吴春河当面撒谎,拿他当傻瓜,一时怒起,举拳痛打。吴春河不是他的老师,他没必要跟这人客气。两人早因为大姐心存芥蒂,此刻吴春河横刀夺爱又公然狡辩,更让颜俊杰怒火攻心,他出拳极重,打得吴春河无力招架,头破血流。

    吴春河始终一句话:“没有。”

    其实不是没有,是不能说,因为慰问和投军是内部密议,不能公开。

    大姐得知颜俊杰打吴先生,气坏了。她把颜俊杰关在门外,不跟他说话,不听他解释,颜俊杰负气返回厦门。然后大姐又跟吴春河吵,因为吴春河责怪她把消息泄露给颜俊杰,大姐认为自己没有错,颜俊杰是她男友,她了解颜俊杰,两人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她愿意颜俊杰跟大家同行。

    吴春河说:“他不可能。”

    几天后颜俊杰被父亲派来的人带着,悻悻然离开厦门去南洋,与大姐失之交臂。大姐自己在投军前夕返回厦门,被母亲一枚大锁扣住,也与新四军失之交臂。

    日寇侵占厦门。过了一年多,吴春河来到厦门,找到了我们家。

    他还记得我,我却几乎认不出几年前那个掉了胡子、挨大姐嚷嚷的吴先生。那几年我身边每个人都发生很大变化,我感觉吴先生比谁的变化都大。他进我们家时西装革履,活像南洋侨商,不再是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模样。最让我惊讶的是牙齿,他嘴巴一张,金光闪闪,前门镶两颗大金牙,看上去异常耀眼。

    他性情依旧,隐忍而和气。他说他的门牙并非虫子蛀坏,是特意拔掉的。为什么拔掉?因为原来的牙长得不好看。

    他原先的一嘴牙确实不怎么样,可谓犬牙交错。特别是门牙外翘,凸起于牙床,把他的上唇顶起来,让他总像是撅着嘴。他的新金牙虽然还有些翘,撅嘴幅度却略略显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好看多少。

    大姐对他非常冷淡。

    那时大姐在岛内一所小学教书,远走高飞之梦已经不存。于日寇铁蹄之下艰难谋生,让大姐备觉屈辱,心绪难平。大姐这种处境是她自己造成的,至多怪到母亲头上,与吴春河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她迁怒吴春河,因为他听任她被弃之不顾。

    大姐对吴春河冷嘲热讽。

    “吴先生不是去新四军了?”

    “又回来了。”

    “当叛徒投日本了?”

    “没有。”

    “是待不下去了?”

    “不好说。”

    “不说你来做什么?”

    她往外赶人,对吴春河没好脸色。吴春河一如既往地不跟她计较,这个人非常能忍,惊人地执着。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到我们家走一趟,大姐在,他就把自己提交给大姐冷嘲热讽,大姐不在,他就跟我们聊聊天。大姐很烦他,有时一进家门看见就朝他嚷嚷,说他吃饱了没事干,两颗大金牙到别地方龇去,不要趁她不在戳到这里。吴春河不在乎,只说自己不是来让大姐烦,是来跟母亲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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