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密切，藏族也绝不与其通婚嫁。
六十年代以前，普兰的国际贸易大户大都为印度商人。星散各处的商贸点也一度繁华。一九六二年被关闭的巴嘎区加尼玛市场，就曾有“那木嘎玛”的别称。“那木嘎玛”——天空星星。言其地帐篷像天上星星一样多。按照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的中印协议，大批印商全部撤回，普兰的国际贸易一度中止。直到八十年代国内改革开放之后，才渐渐兴旺。曾有一些印商意欲再度来此重操旧业，普兰县政府也表示了相应的积极态度，但迄今终于没见印商踪迹。有趣的是，现在的有经验的尼商中，多为当年给印商当雇工佣人的那批人。这些人当年吃得苦中苦，耳濡目染就出了徒，方得今朝腰缠万贯。
穿城而过的孔雀河上架起一座铁木桥，称“东风桥”。桥侧沿河畔坡地而设的“桥头市场”，是国内小城镇常见的杂货地摊格局。经商者为一九八五年后陆续进入的国内小商贩：四川、甘肃、青海、新疆及康巴人。这些人各显其长：四川人当然经营川味饭馆，另外从事电视机、收音机、手表、打火机的修理业；甘肃人则经销衣物百货，并屠宰；卖瓜果的是新疆人；据说康巴人专做大宗羊毛生意。在桥头市场浏览过，尽是些廉价小型商品。次丹多吉急需袜子，就花两元钱买了双没穿就已褪色的线袜，看了一下印刷粗陋的商标，是男女二人扛撅头劳动的场面，繁体字的公私合营字样，我判断它们为五十年代产品。
后来在科加村，次丹多吉所采访的一位老人，提着一双鞋质问：是什么人制造的这样不结实的鞋！
我们都感到百思莫解：从内地到边境，路途何其遥远艰险！小商贩们花同样的气力、担同样的风险，一些人干么净搞些残次品、过期货敷衍边地人！
桥的另一侧，则是尼泊尔商人半永久性居住区，傍着风蚀断崖一层层用碎石垒起小房小门小院子。一家临街的房门用布帘遮起，内中有人嗡嗡营营念经，鼓、钹有节奏地响着。说是正做法事，不许围观。老孙就陪我到处走走看看，指点一些他拍过的尼商。那些人见到老孙就讨要照片，他们不知道录相和照相不同。
和尼泊尔北部、西北部的人种不同，这些尼泊尔商人多属高鼻深目的雅利安人种了。一位看来很精干的中年商人巴尔肯·日古登，其父母过去就在普兰做红糖、盐巴生意，用赚来的钱在加德满都盖了一幢像样的房子。子承父业，巴尔肯现在普兰独立做生意。他打算明年把两个儿子都带来学做生意。他说，我们祖辈都靠普兰了。没有普兰，哪有我们的生意。
还有一尼商大约叫比丹，在普兰县银行存款达五十万元之巨。
穿过尼泊尔人聚居区，翻越一座极陡的坡，坡下面就是名叫“塘嘎”的国际市场了。一说国际，就有全球感。说了很久的国际市场忽然就在眼前，不禁相视失笑：哟！这大约是全世界最差劲的国际市场了吧！六、七排卵石垒的房上覆盖着帆布大篷而已。挨着门走过，转眼间走遍了整个市场。门面与商品大同小异，大都藏族所需日用品：红糖、木碗、首饰，经幡所用彩布，机织品等。卖主全是尼商。我只买了一只奶桃，几串石头项链。奶桃就是饱含植物油的椰子。据说扎达的底雅乡因海拔很低，就产奶桃，次丹多吉那一年待在底雅，就吃腻了奶桃，警告我们吃多了可要头昏胸闷的。彩石项链比拉萨的便宜。尽管便宜我们还是讨价还价，直降到六元钱一串——后来它们一直随我远行瑞士，被分送给我先后住过的苏黎世的两家女房东。同时指点地图告知购买地点——她们永不会到达的世界一隅，就因了这彩色石的项链，冥冥中便有些什么被触动，被引发。两位瑞士姑娘以夸张了的喜悦奉它们为神奇的东方尤物。
整个市场真冷清。明亮但寂寞的太阳使人慵倦。就随了我们的小伙子们钻进阴凉而熏香的体面铺面里长时间流连。那里的女店主一定是位俏丽的尼泊尔姑娘，有一位真真美得惊人。这位身披艳丽纱丽的娇小女郎，勾眉画眼，顾盼流眄，鼻饰耳饰，灿若星辰。令人遥遥想起吉普赛女郎，想起《巴黎圣母院》、《叶塞尼亚》的女主人公。只是眼前的女郎娇媚而不妖冶，沉静而不张狂。眼神中总闪现一种藏而不露的光亮，仿佛等待。
可谓陋室藏娇了。我注意到凡有女店主的店铺，在用卵石土坯草草垒砌的房框内，总有一角收拾得讲究，铺着鲜艳华丽的地毯床具，熏着极浓极俗艳的印度香——令人恍然置身于某个已布好的舞台，那儿正期待着某个人物出现，将有些什么故事发生……
依稀听说过一个美女子的故事，大约一尼商富翁的妾，大约私奔之类，没刻意打听。反正我不写小说。
弄不明白的一些暗示。疑疑惑惑想到一点，正值商贸旺季，仅有为数极少的买主，他们赚什么钱呢？后来方才得知，此地不以零售为主，而是靠批发转让，起到中转站、集散地的作用罢了。一些尼商还与阿里当地的外贸公司有大宗生意。
阿里因其地势高寒，所产羊毛、山羊绒质量很高，历来为重要的出口原料，而近邻的拉达克等地也历来视其为特殊利源。日土等地所产山羊绒，被克什米尔纺成名贵的“开司米”，行销世界，尼泊尔也购进大批羊毛进行清洗等初加工后再转手销出。六十年代以来通道不通，一度阻止了民间外流，但近些年来又由普兰再度流出。胆子大的一些康巴人就以高于国家的收购价格收买羊毛，以秘密方式在偏远乡村与尼商成交，换回黄金、虎骨及名贵的水獭皮张等。普兰的有关部门也在打击此类倒卖活动，终因鞭长莫及而难以杜绝。
从普兰的狭窄山口骡马道上，还流入了一些淫秽物品：裸体扑克和画报之类，然后沿着那条通往神山圣湖的朝圣之路，往北流向新疆喀什，往东流向拉萨，再成为当地“黄”源之一和“扫黄”对象。
与通商口岸的特征相适应，普兰的机构设置中就格外增加了海关、动植物检疫、边防检查等机构。但是开展工作之难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下乡住科加村时，曾遇到驻谢尔瓦村的几位海关和检疫人员。每年十一月中旬至第二年五月大雪封山期间，撤回拉萨或狮泉河；商道通行的六至十月驻站。根据尼泊尔的具体情况与友好关系，国家规定海关税收减免百分之九十。鉴于近年来扎达县发现从国外传播而来的某些疫病情况，加强了检疫工作。当然，检疫只能抽查，每只牲畜检疫内容多达二十多项，检疫收费很低，每只羊二元，牛马大畜五元。就这样，许多尼泊尔人还交纳不起。检疫是有效果的，在丁嘎就发现了几只有疫病症状的羊子。
海关与边防检查站有联检关系，协同缉私，一九八八年查出价值四十万元的皮张、虎骨和淫秽物品之类。
同是在科加，我们又见到了前往边境线引渡尼泊尔人的县边防检查站的负责人。这个编制极少的检查站，要负责二百一十公里长的边境线，二十几条通道。近几个月来，由于风闻达赖喇嘛要在印度讲经，一些信徒就擅自偷越国境。所以每月都能截获小批量的越境者。本次是在几天前的科加截获的八个：四个拉萨人和四个康巴人。由一尼泊尔人担任向导，事先曾讲明：每人交费二百元，安全抵尼境时再结帐。
等我们从科加返回普兰，集体应邀去边防检查站做客，喝咖啡，就见这位负责人真真操心透顶：所截获之人，都须管吃管住，还管开车把他们遣送回家——所有这些，都是在拉萨，在其它地方工作的人所体验不到的。不仅是工作繁重、麻烦事多——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尼泊尔人、内地人、藏族尤其是康巴人，外加文化生活单调，副食、日用品价格昂贵。总之我觉得，常年在这里工作，是一种牺牲。
在县上还见到一位山东老乡，援藏不久的王副县长。从富庶的家乡茫茫人海中来到偏远县城，这落差也够大的。这些援藏干部与我们不同，我们年轻时进藏，大多在藏成家，西藏已变为生命的一部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则抛妻别子，怪不容易的。西藏的干部轮换制度始终在尝试之中，至今也未有成熟完善的方案出台。
现在该来谈一谈普兰的一大名胜——古宫了。在去往塘嘎市场的路上，贤柏林寺遗址所在山巅之下的山腰，蜂窝似地满布着窑洞，有古旧的楼台悬空伸出，其上斜挂数条经幡迎风飞舞。这就是传说中的仙女引超拉姆的飞升处。这神迹源自于藏族著名的《洛桑王子》的故事。据说由民间故事后成为八大藏戏之一的。故事梗概如下：一渔夫（猎人）因救了湖中龙王的命，得到捆仙索，缚住了美丽的仙女引超拉姆，本意想娶其为妻，但因身份低贱，仙女抵死不从。后经高人指点，渔夫便把引超拉姆献给了洛桑王子，被封为王妃。由于王子和仙女恩爱异常，引起了他先前的五百位后妃的忌妒。妒忌的后妃们与一位凶残巫师勾结起来密谋陷害。巫师谎称北方有敌，使洛桑王子出征迎敌；后又蒙蔽了老迈昏庸的国王，巫师率领五百后妃要对引超拉姆剖腹取心。万般无奈，引超拉姆只得忍痛飞向天庭。待到洛桑王子凯旋，发现人去楼空，便解甲卸刀，追寻而去。一路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天宫。随后又战胜了引超拉姆父王的种种刁难和考验，终于双双返回家乡。巫师和五百后妃都受到了应有惩处。最后是一大团圆结局：洛桑王子继承了王位，引超拉姆做了王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这是一个典型的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故事。这类故事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版本，搞不清谁是谁的翻版，大约出自同样的理想愿望和同一个思维模式。例如李秀明主演的《孔雀公主》，据说是取材于云南傣族民间传说，但两剧人物、故事情节几无二致。
普兰人以洛桑王子的同乡为自豪（如同格萨尔一样，人们极乐意认英雄为同乡，到处都有格萨尔的诞生地，赛马称王地以及生活作战遗迹。洛桑王子也是）。但藏戏中的五百后妃，被认为不确，因为普兰县城，古宫一带的洞穴曾住过二千五百后妃，现遗址尚存。孔雀河沿岸也还有洛桑王子的许多遗址；有一个村庄的人们都自称是那位捉了仙女又奉献的渔夫的后代。因为当年洛桑王子为答谢渔夫，曾免去他的全部差税。
登上这高数十米的古宫，钻进供奉引超拉姆塑像的洞窟，见满墙壁画被烟熏得油亮，看守这座古迹的一位少年热心地描述当初引超拉姆如何从此地飞升的情景。他也肯定地说，洛桑王子就是娶过二千五百名嫔妃。
我们尾随他又看过几个洞。那洞顶被经年烟熏，油烟已结成奇形怪状的黑极亮极之物，有如金属。看来从前是住过很多代人，同时看来这片洞窟群早年距离地面不应该如此之高。当时就想，如果古宫仅是附会，那么这数百眼洞穴曾住过什么人呢？象雄人？当地土王？
感谢少年的热心指点，把刚才在塘嘎市场买彩石项链时还价节省的钱，都供在引超拉姆像前了。
下得坡来，就见一印度青年身背简单行囊，身着单薄衣衫正迎面埋头往上走来。一看见我们，就善意地微笑着立在一旁，为我们让路。旁边有人端起相机，他赶忙调整一下姿势，更加友善地微笑起来。他个头矮小精瘦，头发蓬乱，面色青白，拄一根木棍。他是一位苦行者。
印度宗教中的苦修行为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早在唐僧玄类一千三百多年前到印度取经时，就惊愕地看到印度教徒的苦修状况。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道，这些人“或断发，或椎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普兰外宾馆的翻译汪清格勒去年曾见到前往神山朝圣的四位印度中年人，二十年来只吃苹果维持生命，并将以此终其一生。
还有更残酷的更不可思议的。藏传佛教中的幽闭苦修直至形灭盖源于此。
我对印度教了解不深，只知那是一个众神世界和偶像崇拜世界。正因为不甚了解，所以看到后期印度教艺术时大吃一惊：想不到一个在十几个世纪前就创造出《吠陀》巨著，登上古代哲学峰巅，又在其后伟大的佛教艺术登峰造极的同一个印度，后来的宗教艺术会如此不堪。
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曾说：“几千年前曾在《奥义书》中达到哲学顶峰的印度人，现在却身处宫殿，沉迷于对牛和猿猴的卑躬屈膝的崇拜之中。”
恰好一大群朝圣归来的印度人与我们同住普兰外宾馆，男女老少都有，穿着都很体面。刚刚徒步转过神山不免疲劳，但看来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