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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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2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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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种谊派出去的四千沿边弓箭手,只有不到七百人生还,其余悉数战死。加上其他的战死者、受伤者,宋军的伤亡人数,其实也只是比西夏军略少而已。
  当然,这不会是战报的写法。虽然军法官们有自己的报告渠道,使得虚报战功更加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书记文书们,在战报上玩弄文字游戏,毕竟上司也不会当真为这种“小事”来斥责他们。
  但是不论他们的战报如何写法,也不论双方在平夏城的首次交锋谁胜谁败,战争,不过是刚刚拉开序幕而已。
  京兆府长安。
  新建的陕西路安抚使衙门。
  “公子,丰参议求见。”伤愈的侍剑,神态间更多了几分成稳。
  “喔。请他进来吧。”石越轻轻吹了吹墨迹,搁下手中的毛笔,又看了一眼自己所写的奏折。这是他第三份请罢乡兵的折子了。
  未多时,丰稷便大步走了进来。石越观看他神态,却见他眉宇之间,有掩饰不住的喜悦。
  “帅台大喜!”果然,丰稷刚刚进门,便连忙作揖贺喜。
  石越微微一笑,道:“何喜之有?”
  “高遵裕大败西夏军!”丰稷一面说,一面从袖中抽出一份战报,双手递给石越。
  石越不由微觉愕然,忙接过战报,细细读来。战报所叙,无非是在高遵裕的指挥下,平夏城宋军如何力挫强敌,杀伤敌人数万。随战报附上的,更有一串长长的有功人员的名单,与阵亡将领名单。石越读完之后,将战报放在案上,沉吟道:“相之,阵亡战士的名单呢?”
  “已径递枢府,请求抚恤并奉入忠烈祠受祀。”
  “有多少人战死?”
  “一共是五千另二十三人。其中军阶最高者,是翊麾校尉薛文臣、王傥。”
  “战死五千余人,受伤的只怕更多。刘昌祚的第一营更是撤消编制……”石越不由站了起来,背着双手,踱步思考。
  “神锐军第一军军都虞侯根据刘昌祚部幸存的军法官的报告,弹劾刘昌祚失落军旗金鼓,指挥使吴安国骄横跋扈,二人都已经被暂时监禁起来,准备押送回京兆府审讯。”丰稷小心翼翼地说道,“刘昌祚姑且不论,吴安国的表兄康大同最近刚刚增补入侍卫班直……”丰稷一面说,一面悄悄觑探石越的脸色,却见石越始终如同万年之花岗岩一般,没有任何表示,他心中不知为何,突然一惊,竟是不敢再说。
  “吴安国这个人,本府是知道的,料来少不了要得罪不少人。但这是卫尉寺的事情,我等最好不要多管。”石越在心里笑了笑,让吴安国受点挫折,并不是坏事,但是他的脸上,却依然是一脸的“刚毅木讷”。“刘昌祚失落旗鼓,按军法要如何处置?”
  “论法当斩。”
  “哦?!”
  “但是刘昌祚此番颇立功勋,以功折过,下官猜测,应当是降职的处分。至于究竟降到哪一级,非止是卫尉寺的事情,与兵部也有关系。”
  “如此,待他受处分之后,不必再回神锐军,调到龙卫军去吧。”
  丰稷震惊的望了石越一眼,不知道刘昌祚与石越是什么关系。龙卫军隶属侍卫马军司,是一支装备精良的纯骑兵部队,此时龙卫军的军官、节级基本上都已经从讲武学堂、骁胜军返回陕西路,并且早已完成了士卒的挑选工作,在庆州整编训练已有几个月,再有半年,就可以整编完毕。把刘昌祚从神锐军调入龙卫军,根本就是有意栽培。丰稷也不敢多问,忙答道:“是。”
  一面又说道:“按朝廷的章程,渭州经略使有权直接向枢密院报告战果。安抚使司的战报,不过是存档而已。但是这次高遵裕刻意将战报先递送帅司,再转递枢府。下官想来,这是高遵裕故作姿态,向帅台示好。刘昌祚本是高遵裕之部属,届时若要调动,下官以为,须得向高遵裕打个招呼才好。”
  “相之言之有理。此事便交你去办妥。”石越赞赏的点点头。
  “平夏城有此捷报,朝中便有反对之人,气势也自然会小了下去。然而下官所虑者,是怕朝廷有人得意忘形,竟然要求向西夏全面开战,反累国家。帅台何不拜表说明此事,且修书与文相公、吕相公及吴武部,言及利害,道平夏之役,不过特为为国家建藩蓠,以战止战,使陕西略得休息,而非为挑衅敌国。若诸公能为之然,庶几亦为朝廷之幸。”
  石越听到此言,心中不由一动,他与文彦博之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不好不坏。纵然是石越倾心结纳,文彦博却始终是爱理不理,对石越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反倒是对唐康这个孙女婿青眼有加。而吕惠卿更是口蜜腹剑之李林甫,更不必言。惟独吴充,二人很早就在朝堂之上,互相声援,平时也颇有交往。石越更是听说,吴充曾经有意将一个孙女许给石起之长子,只不过宋人招婿,首重进士,吴夫人疼爱此孙女,不欲太早许人,非要择一榜进士不可,方才作罢。此时自己远离京师,朝中无得力之人,万事不便,不若将此人情,专卖给吴充,既让吴充有机会在皇帝面表露一把,又是去一隐忧,岂非公私两便?他主意既定,便即笑道:“此事本府自有计较。”
  当下又与丰稷商议,如何奏功,如何抚恤,如何补给……却是浑然不知,高遵裕的战报之中,已是将种谊之功夺为己功。
  二人商议完毕后,丰稷无意识的向书案瞥了一眼,看见“乡兵”二字,不由笑道:“帅台又在为乡兵之事操劳?”
  石越点点头,喟然叹道:“乡兵一日不罢,陕西一日不能恢复。”
  “朝廷诸公不能及此。”丰稷略一欠身,微微笑道:“然则帅台操之过急也。”
  “救民于水火,焉能不急?”
  “欲速则不达。帅台为政,虽然不惮革新,却向以持重著称,岂不明是理?本朝之制,虽宰相不能专权。一令之下,政事堂、枢密院、诸部寺台、给事中,行文移牒,反复辩议,旬月不决,亦是常事。陕西乡兵,数以十万计,一朝罢之,朝廷焉能不疑惑?帅台策至之日,圣意固难测,而政事堂诸公则已各执己见。诸相真正支持帅台者,以下官之陋见,实不过司马君实、冯当世二参政而已。恕下官直言,帅台便是写再多的奏折,只恐亦无济于事。”
  石越苦笑数声,道:“李潜光先生亦曾为我言之。然义所当为……哎!”
  “帅台何不折衷缓缓图之?”
  “苦无良策!”
  丰稷起身,轻踱数步,皱眉沉思,忽然停步,俯身向石越说道:“帅台欲罢废乡兵,何不从役法上着手?”
  “从役法着手?!”石越反问一句,霍然眼睛一亮,腾地起身,击掌笑道:“相之所言甚妙!”他在房中反复踱了数步,苦苦思索,究竟要从何处寻一个借口,来改革这个弊政。
  丰稷站在那里,望着石越,突然想起一事,忙说道:“免役法不可以再行。”说罢又觉得自己不免杞人忧天,当下不由自失地一笑。
  石越闻听此言,猛然一惊,只觉眼前豁然开朗,不由哈哈大笑,伸手指着丰稷,笑道:“相之!相之!”
  丰稷被石越一阵大笑,顿觉莫名其妙,又觉尴尬,只得随着石越哈哈干笑了几声。
  却听石越笑道:“相之知否?古今以来,役未有不扰民者,若欲役不扰民,除非免役!”
  “帅台,万万不可!”
  “相之莫急。”石越缓缓笑道,“王介甫之免役法,本府必不再效颦!”
  丰稷不好意思的一笑,欠身拱手道:“免役法未必不佳,只是若冒然再提,只恐朝廷从此多事。朝中有人欲复此政久矣,惟不得一籍口。毕竟新法诸政,只是‘暂罢’而已。”
  石越摆摆手,笑道:“我岂是孟浪之人。相之,可知役法之弊,最烈者为何事?”
  “下官以为,本朝役法之弊,最烈者为衙前,次为弓手,次为里正、户长。至于州县曹司、壮丁、散从以及拣稻之属,百姓受害甚微,此为难免之事。”
  “正是如此。”石越点点头,叹道:“本府巡视地方,询问乡老,亦颇得其情。衙前本是藩镇割据之遗制,‘衙’者,通‘牙’也。其职为守护官物府库,押纲运。自本朝立国,太祖皇帝罢藩镇,选诸道精兵为禁军,州郡所存厢军,非老即弱,且数额亦锐减。于是地方守牧,点百姓为里正衙前、乡户衙前,而以厢军为长名衙前。其后长名衙前亦渐有百姓充者。逮至今日,长名衙前久习于公门,熟知情弊,上下交通,竟有因此致富者。而国家有酬奖衙前之法,亦为长名衙前所独占,里正衙前与乡户衙前,难分一杯羹。盖真困百姓者,里正衙前与乡户衙前也!”
  “诚如府台所言。”丰稷愤慨的说道,“朝廷之法,家产值二百贯可充衙前。于是州县差人,若百姓家中,鸡、犬、箕、帚、锄,只须值得一文钱,便要计算入内,又虚报浮增,只待算满家产达到二百贯,便定差为衙前。入衙门后,上下欺压,各种费用,便花去百贯。最苦者是押送纲运至京或者其他州县,雇佣脚力、关津捐纳所动用之钱物,一次至少三五百贯,大都要衙前自己掏钱垫付。万一失落,更要赔偿。又或者一人为衙前,本已充作场务,官府又要他去押纲运,只得让家人来权管场务,自己去押送,而官府或又有差遣,于是一人为衙前,全家要服役。本家之农务,反倒荒废。而若以家人管场务,未免生疏,若有失落官物,又须赔偿……如此全家破败,弃卖田业,父子离散,沦为乞丐者,比比皆是。现今京兆府内的乞丐,十之八九,谁不曾做过衙前?!”
  石越倒料不到丰稷颇知民间疾苦,他却不知道,百姓这般惨状,此前宋之大臣,多有奏折论及,大宋朝凡是关心时务之官员,大多读过。反倒是石越自己没有时间去读宋朝历代大臣的奏章。
  丰稷越说越是愤懑,又道:“帅台可知弓手之苦乎?”他不待石越回答,便即说道:“弓手之苦,在于役期过久,甚至是漫无时限。一朝为弓手,终身为弓手,竟有四五十年为弓手者!此害亦不逊于衙前。衙前、弓手、里正,惟里正为催赋税,略有微利,然若地方有豪强拒不纳租,则不免又有赔垫之苦!本朝百姓受困于役法者,或者寄田于豪门虚报逃亡,以避役法;或者故意浪费不敢勤劳增产;或者为减低户等,亲族分居;更为甚者,有为成为单丁,而宁可孀母改嫁,或者父亲自缢以救儿子者!”
  石越默然无语,为了逃避役法之害,父亲自杀而救儿子,这件事他却听说过,这是韩绛的奏折上所举的事例,本是新党为推行免役法而攻击差役法的口实。宋朝之富裕,石越固然是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然而宋朝之贫穷,也是不可否认之事实。宋朝固然有前所未有的富裕的市民阶层和缙绅阶层,但是宋朝一样有生活困苦不堪的农民!
  既便不谈论一个人类本身应有的良知,仅仅从纯粹的功利主义出发,石越也不认为以中国如此庞大的国度,农民不富裕而国家可以真正的强盛。
  无论表面上有多好看,那都只是用沙子堆成的城堡!
  “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从二夫。寡时十八九,嫁时六十余。昔日遗腹儿,今兹垂白须。子岂不欲养?母定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产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牵连送出门,急若盗贼驱。儿孙孙有妇,大小攀且呼。回头与永诀,欲死无刑诛!”
  丰稷背手诵读此诗,言辞凄恻,石越在一旁听来,只觉句句血泪,不忍卒听。侍立一旁的侍剑,早已是泪流满面。
  “这是?”
  丰稷略觉奇怪的望了石越一眼,叹道:“这是盱江先生李觏的《哀老妇诗》。”
  “原来是李泰伯。”
  原来这李觏是建昌军南城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也是庆历新政的著名学者,曾为太学直讲。李觏去逝已久,不过他的学术观点最近却经常被各大学院、《学刊》所引用、阐发。他的《原文》、《富国策》诸文被一再重印。盖是因为李觏早在十几年前,就明确提出“人非利不生”、“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不仅受到王安石的赞誉,也被“石学”一派的读书人所重视。石越本来不曾听说此人,因此自是没有听过这首在当时非常著名的《哀老妇诗》,但是却从《西湖学刊》上,看到过此人的生平。
  丰稷虽然略觉奇怪石越不曾听过此诗,但是他也听说过石越的生平,便也不以为异,只是向石越拱手为礼,道:“帅台若果能解民之倒悬,则天下幸甚,百姓幸甚!”
  石越沉吟半晌,忽然抓起案上写到一半的奏章,揉成一团,一把丢进纸篓当中,慨然道:“罢乡兵、改役法,本府必不敢辞!天下之事,当自陕西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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