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迟疑了一下，看了高太后一眼，小声回道：“娘娘，景城郡公现在在睿思殿。”
“桑充国、程颐究竟是怎么个好法，朕倒要听听堂兄亲口说说！”赵顼一双深陷的眸子，冷冷地望着赵仲璲，仿佛要穿透他的内心一般。
赵仲璲避开了皇帝的目光，恭谨而又坚定地说道：“桑充国、程颐负天下大名十余年，此二人，品行、学问、声望皆上上之选。明代遗贤，是宰相之失。官家虽不能用，何不留予子孙？臣以为，以此二者辅东宫，必能使东宫亲贤臣远小人，成为一代明君。”
“明代遗贤？”赵顼哼了一声。
赵仲璲上表推荐桑、程，一方面是听了士字辈的几个子侄的建议，宗室中都说皇太后属意此二人——他儿子甚至言之凿凿，说是某位国公曾经亲口说，听到皇太后夸赞桑、程，众人都撺掇着他来担这个头。另一方面，赵仲璲参预宗正寺事务，免不了要管理宗学，桑、程之名声、品行，自然是如雷贯耳。他亦不比寻常宗室，别人在这等事上，只能干着急，而他论亲论贵，都是可以说说话的。而且，纵然因为多管闲事被皇帝驳斥了，却到底也是在未来的皇帝那里立了一功。在他看来，以桑、程二人的资历，做资善堂直讲，是断无不许之理的。因此这才当了这出头鸟。却不料皇帝竟如此不喜桑、程。
但赵仲璲的这些私心后面，却也未始没有公心。凭他的本心，亦是认为桑充国与程颐，是极合适的，而且也相信推荐这二人，于社稷是有益无害的。因此皇帝虽然不悦，他却并未乱了方寸，并不肯便此退缩了。
他腾地跪了下来，朗声道：“臣有肺腑之言，敢陈于官家面前——皇太子年幼，若以朝中大臣于资善堂讲读，此一派说此一派的道理，彼一派讲彼一派的注疏，于东宫实有害无益。若其只顾了互相倾轧、争宠，于皇太子又有何益？桑充国、程颐虽是布衣，然盛名布于天下，且皆讲学十余年，亦有当师傅的资历。二人为人刚直，又脱于党争之外，实是极难得者。官家若要为太子寻师傅，舍此二人其谁？臣愿官家三思之。”
说到这里，他略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又继续说道：“且……且，官家若是有不讳之事，太子也须得有得力之人扶持。桑、程二人乃当世大儒，实为天下清议之领袖。二人虽为布衣，而门生遍于天下。得此二人在东宫，储君之位，谁得动摇？汉惠得商山四皓，而高帝知人心之向。伏乞官家三思之！”
他说完这些话，已是汗流浃背。这已经是挑得极明了，桑充国、程颐，是决计当不了权臣的，但是凭其声望与影响，若争取到太子一边，对于太子巩固大位，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说出这番话来，却也是后果难料。这已经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宫廷斗争当中。这可不是赵仲璲的本意。一个宗室，哪怕是宗正寺卿，对于皇帝家的家务事，也不应当知道得太清楚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是长寿的第一要诀。虽然身上都流着太宗皇帝的血，但是君臣之隔，有若天壤之别。赵仲璲心里一面是对自己强出头的悔恨，一面是对未来命运的忧惧，二者交杂在一起，全身都不由得微微地颤抖着。
他话说到这个份上，赵顼亦没有听不懂的。他斜靠在榻上，半睁双眼，静静地看着赵仲璲。半晌，方说道：“堂兄忠心可嘉，却是想左了一些事情。我家立国已久，人心早定，用不着什么商山四皓来示人心向背。且六哥位份早定，还有何人敢妄加觊觎？朕让堂兄代管宗正寺，是盼着堂兄以德治家，以正道服人。祖宗得此天下，是由天命德化，非是由权术算计。天命若在六哥这里，凭谁也夺不去；天命若不在六哥这里，费尽心机也守不住。朕用不着什么桑充国、程颐！”
“臣糊涂，臣糊涂！”赵仲璲忙不迭地叩头请罪。
“朕看堂兄不是糊涂，而是太明白了。”赵顼因身子虚弱，说话中气不足，语气却尖锐得象把利刃，“朕还没死，这大宋江山，作主的还是朕！堂兄莫要想得太远了。”
“官家……”
赵仲璲话未说完，便被赵顼打断，“这么些年来，堂兄每年四次，奔波于两京之间，祭祀祖宗，从未出过半点差错，也算是劳苦功高。但太忙了，看来也不是好事——朕想，宗正寺的事，堂兄暂时不要管了，还是好好读读圣人的书……”若非看在濮王赵宗晖的面子上，赵顼早就将赵仲璲赶到西外宗正司去了。
赵顼并不知道高太后亦是被人利用了。他不欲桑充国、程颐当赵佣的师傅，自然也有他的考虑。白水潭学院的势力越来越大，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朝中一股极庞大的势力。他不可能解散白水潭学院，皇帝也有他做不到的事情。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白水潭学院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势力。但是，他却不愿意因桑、程为太子师，而助涨白水潭的声势。在赵顼看来，反而应当给其余的学院适当的扶持，以防止一家独大。所以，在最近几届殿试中，他都有意提升嵩阳、应天府书院的进士的名次，当然赵顼做得极巧妙，从未引起过注意——皇帝在二甲里面调换调换名次，是无伤大雅的事，若是一甲，则难免会有争议。
而另一方面，赵顼对桑充国的印象很一般。十余年前的事情，赵顼当然不可能老记在心上，桑充国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布衣而已。他甚至淡忘了是什么事情，然而在心里却留下了一个坏印象，这让他下意识地生出排斥的心理。至于程颐，皇帝了解甚少——他没有读过程颐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赵顼却记得程颐的哥哥程颢，他也并不是太喜欢程颢。更何况，“皇太后属意的人选”，这种传闻让赵顼感到极不舒服。
他宁可从馆阁中找几个饱学之士去做资善堂讲读。
“臣遵旨……”
然而，不管当事人有什么想法。景城郡公赵仲璲的一份奏折，到底已经成为了离弦之箭，难收覆水。汹涌澎湃的暗流，仿佛找到了一道口子，哗地便喷射出来。皇太后的真正意愿，没有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赵仲璲的那份奏折，与那个逐渐传扬开来的流言。对于皇太后的这个“想法”，士林交相称誉，百官纷纷上表称许。在他们看来，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正是众望所归，皇太后的这番见识，更显出她一贯的贤明。虽然朝中也有人反对这道任命，比如常秩等人，便因为程颢曾经“背叛”王安石，兼以政治立场不同，性格迥异，平时便不太看程颐对眼，因而大加反对。但是，到底隔着桑充国这层关系——没有人愿意得罪桑充国，他毕竟是王安石的女婿，石越的妻兄，数以百计的中下层官员的山长，极有影响力的《汴京新闻》的总编——所以，常秩等人反对的理由，仅仅是程颐、桑充国皆为布衣。这样的理由显得过于无力，尤其是常秩本人即是以布衣受征召的。这让常秩等人的反对在道德上尤其不占优势。支持者由此而对常秩大加讥讽，让常秩狼狈不堪。白水潭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这件事情上充分体现出来——在白水潭，依然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桑、程被荐为资善堂直讲，位份虽低，但却格外的荣誉。不仅仅是白水潭出身的官员对此大唱赞歌，朝中的百官，更是跨越派系纷争，纷纷上表支持，生怕落后了。从来人情都是爱锦上添花，许多纵使心里不以为然的人，或者心怀嫉妒的人，这时候亦都不免要违心要附和一下。
吊诡的是，虽然此事朝野称赞，几乎没有什么有力的反对者，又有“皇太后的属意”，但皇帝却似乎一直病得厉害，连替皇太子选师傅这等大事，也搁置着迟迟没有处理。
便在这闹腾腾的朝局中，汴京东城之外的一个渡口边，两个老人对坐在一座简陋的草亭之中，以两杯浊酒，互道离别之情。三朝元老，太傅文彦博要从此地出发，离开这天下最繁华也是最纷扰的所在，去应天府怡养晚年。在城门之时，他便谢绝了前来送行的门生故吏、亲朋好友，但司马光坚执着要送他到渡口之前，文彦博却无法拒绝。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这一去，二人此生也许便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这既是生离，也是死别。而文彦博心里也有许多放不下的记挂，想在临行之前，托付给司马光。
“文公，便不能为天下稍忍片刻？！”几杯酒下肚，司马光亦忍不住抱怨起来。国事艰难至此，政局偏偏还动荡不安，朝中吕惠卿打而不倒，石越居心叵测；宫中皇帝重病，太子年幼，偏偏还有个贤王在那里虎视眈眈，更兼皇太后与皇帝母子猜疑，在这个当儿，司马光亦不免深感独木难支。偏偏文彦博居然在此时撂挑子不干了。他心里的这些苦闷，更能与何人说？
“君实，我是不得不走啊。”文彦博涩声苦笑着，“皇上是有为之主，我以老朽之身，久居枢府，于皇上而言，实乃是不得已。当初新官制推行，兵部权重，枢府若无老臣镇守，两府对掌大柄便成一句空话。其后军制改革，裁汰老弱，整编禁军——君实当知道，我开始是反对的，我担心兵骄已久，仓促为之，唯恐生变。但皇上与石子明辈锐意为之，让我居枢府，亦不过是愈借我的那点虚名，来镇压人心。我知圣意不可变，又恐由他人为之，激起兵变，于国家不利，这才勉为其难。不料这一做，竟做了十年。君实熟知国朝典故，想想国朝有几个臣子，能一掌密院十年之久的？”
他摇摇头，叹道：“如今军制改革大势已定，灵夏亦已收复，我在密院，对着一个西南夷叛乱束手无策，皇上口里不说，心里实是已有不满。我此时不走，难道要等将来被赶走么？朝中之事，以后便只能靠君实你了。”文彦博自知此去之后，也许此生再难回到汴京，司马光又是可以放心之人，因此竟毫无忌讳，将肺腑之言都说了出来。
司马光亦不由黯然。
却听文彦博又道：“我等想扳倒福建子，却到底还是小看他了。益州师久而无功，密院也理当有人负责，我有这个把柄在他手中，他便总有话说。如今我既然出外，平叛之将又是他一力推荐的，以后他便少了许多话说。我自请出外，亦是替他做个榜样……”
司马光微微点头，但想起此事，又不觉愤然，道：“若没有石子明给他出主意……”
“君实！”文彦博打了司马光的话，道：“若是果真王厚和慕容谦能平益州之乱，便让福建子多做几年宰相，也不要紧。我们要扳倒福建子，是认定有他在相位，益州局势便只会恶化，于国家不利。千万不要到最后，自己蒙了自己的双眼，将本末倒置。晚唐牛李党争，前车之鉴不远。便是我反对王厚、慕容谦之任命，亦是以为益州之乱，非徒用兵可定者。王、慕毕竟年轻，我怕他们为了取悦上司，急于成功，反害了国家。”
“文公说得极是。”司马光不觉郝然。
“君子与小人之别，不在于有党无党。君子之党，以社稷万民为重；小人之党，则一党之私为重。”
“文公以为，石子明是君子，还是小人？”司马光始终耿耿。
文彦博默然了好一会，方缓缓说道：“谓其小人则太过，谓其君子则不实。君实以后，亦要留心他。”
司马光叹息了一声。应付一个吕惠卿，他已经筋疲力尽，再加上一个敌友难分的石越，他实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他端起酒杯，轻抿了一口，抬眼注视文彦博，低声道：“凭我一人之力是不行了。如今朝中非止是益州之患，福建子之奸，石子明之难测。皇帝病重至此，难免有不讳之事，太子年幼，外头又一个贤王……我非有伊尹、诸葛之材，哪里撑得住这些许多事？”
文彦博直视司马光的双眼，淡淡道：“君实最忧心的，还是皇上母子相忌吧？”
“形迹已露。外间说以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是承皇太后之意，我是将信将疑。但桑、程皆是正人，为资善堂直讲亦甚妥当，便不是皇太后之意，外间既然这么传言，按理皇上亦当顺水推舟允诺了。这方是母慈子孝之意。但皇上却久久不允……”
文彦博点了点头，“倘是母子无间，纵有一千个贤王，亦无能为也。”
“外人见着这般情形，亦不免生了疑忌，便会以为皇太后有他意。小人便由此而非份之心，想着定策之功。”司马光忧心忡忡地说道，“倘若西南局势变坏，波及到益州；或北边有异动，那便有了立长君的理由……”
因为皇帝一病，所有的事情，竟突然便交织在一起，让局势越发的恶劣起来。
文彦博低着头想了很久，这才说道：“益州败坏也罢、交钞出事也罢、北边异动也罢，倘真要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