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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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4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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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最担心的,便是他借着太后的名义,住在宫里头不出来,到时候居中应变、缓急难应。所以我于荆公、均实相公商量好了,若真的到了那一步,我们就要请旨带兵宿卫,直接到福宁点轮值。再设法将信不过的班直侍卫调到讲武学堂去读书,以策万全。可今日看来,这事却不用担心了,便是今日元旦,太后都不许诸亲王、郡王在宫里逗留,并明令日后问疾请安,亦只需上表疏即可,不必入宫;太后还叫诸王学太子的孝行,在府中为皇上斋戒、抄写佛经……”
  石越说完,陈良也忍不住在旁笑道:“本朝“安全”宗室之法,可以说无微不至。兵变夺位之事,学生也以为绝无可能。况且就算雍王控制了一点班直侍卫,也不至于那么糊涂,太后明明已经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表明态度,他没有太后的默许,怎能去赌太后到时候是去帮儿子还是帮孙子?太后虽然宠他,但是这手心手背,亦不过一念间的事。这岂非是拿着三族的性命开玩笑吗?”
  二人说的话可以说句句在理,连潘照临意识也觉得自己是疑神疑鬼,过于多虑了。不由也笑道:“公子与子柔说的是,原本担心的亦不过是太后,果真太后主意拿定了,管他什么王,原也不必放在眼里。”
  潘照临这话,石越心里确实深以为然、高太后不是一般的后妃;她自小就在宫里长大,又是开国元勋之后,出身就非比寻常,几十年积累的威望,又实际上继承了曹太后的政治遗产——在大多数的臣民的心目中,曹太后与高太后根本就是一体的——所以,她的影响力实在是非同小可。
  高提案后在班直侍卫,乃至殿前司禁军中,都有仅次于皇帝的影响力;而且在朝中愈多大曾,特别是旧党官员,很多人也从心里亲近高太后;再加上她在宗室臣民中的威望,果真高太后要帮雍王,那就真成了腹心之患。不说别的,朝中的官员,立马就要分裂成两派。在这国内形式乱一团的当儿,真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说是十五六年的励精图治毁于一旦,也绝非是危言耸听。
  因此,石越虽与王安石、司马光商量了对策,但在心理面,他便是连司马光也无法信任。在石越看来,每一个旧党官员,都可能转变为高太后的支持者。尽管他心里也明白,这种猜忌是非常致命的。所以,元旦朝会中高太后的一番表态,的确是令石越彻底放下心来。至于什么雍王,石越从未将之放在心上。一个亲王能有什么政治实力?值得操心的事情太多了,石越还真是无法将赵颢排上日程。
  真宗不豫,李迪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者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出,执政患之,无以为计。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过,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笔搅水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毒也,即上马去。
  所以,元旦朝会中高太后的一番表态,的确是令石越彻底地放下心来。至于什么雍王,石越从未将之放在心上。一个亲王能有什么政治实力?值得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石越还真是无法将赵颢排上日程。
  经历过坎坷不断的一年,在新年的第一天,总算是有个好兆头。此时,从屋外边隐隐约约传来石蕤与婢女们的欢笑声:“投麻豆罗!投麻豆罗!”石越笑着走到门口,远远望着女儿与婢女们围在一口井边,将麻子和赤豆一颗颗兴高采烈地丢进井中,每扔一颗,众人就发出一阵欢呼声。石越也不禁被这欢快的情绪感染,自言自语说道:“这瘟神也该走了。”
  潘照临与陈良望着石越的背景,不由相顾一笑。陈良笑着对潘照临说道:“我也有预感,今年该否极泰来了。”
  潘照临却只是含笑不语。对于高太后在元旦朝会上所为,他心里其实感到很遗憾。他设法打探过皇帝的病情,几乎可以肯定,皇帝很难熬过这个春天。按目前的形势,在皇帝去世后,石越的权力会更加增大,但却始终有高太后、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掣肘。若是高太后果真站在雍王一边便好了,那样的话,石越就可以趁机辅佐太子继位,通过平叛,石越便能掌握更大的权力――如若高太后与雍王一起发动政变,那么在他们失败后,连旧党的势力也将受到严重打击。这对帮助石越忙走到权力之巅,是极为有利的。可惜的是,高太后似乎比他想象的要厉害。她在元旦朝会上的举动,甚至还可能缓和他与皇帝的关系。此前李向安传来话来,道皇帝已令李清臣、安焘写好遗诏,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据宫中传言,皇帝在遗诏中设立了辅政大臣。虽然传言未必可信,却也透露了皇帝很可能想加强宰执的权力,以在他死后制衡高太后的想法。这无疑也是对石越有利的。然而,若太后与皇帝的关系缓和,这传言很可能就会彻底变成谣言。
  不过,这些想法,潘照临却是绝不向任何人透露半分半毫的。
  在他看来,石越的性格中存在着极大的缺陷。石越最大的优点,莫过于善于妥协,善于谋求与不同派别的人合作,但潘照临却认为,这同时也是石越最大的缺点。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妥协与合作,都是必要的手段。但如今石越羽翼渐渐三江,石越却比以前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与新、旧两党能力合作,甚至甘心让司马光位居首相。这是潘照临所无法容忍的。
  但潘照临与石越相处十余年,也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说服石越的。他太了解石越,石越的性格中,温和有余而冷酷不足,即使对政敌,他也无法做到绝决无情,更何况是对同盟与部属。若是一个普通人,这也许算不是缺点,但对于一个首领来说,却是重大缺憾。潘照临觉得,这种性格正是石越最不如王安石、司马光的地方。
  王安石也罢,司马光也罢,他们绝不仅仅只是普通宰相,他们立场鲜明,对自己的决断充满信心,而且也能让身边的人感觉到这种信心,源于这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在必要时候,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断然的手段,对付反对者。无论他们身居任何职位,他们都会被人们视为领袖君臣的人物。这两人就像两面赤帜,插在任何地方,人们就会自觉地向那里集中。
  而石越,潘照临相信他不缺少这种潜力,而且也是当今除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外,恮具有这种潜力的人。但他的性格,却束缚着他,令他无法变成赤帜一样的人物。
  当年石越抚陕时,潘照临一度发现,石越曾经有过那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所以在陕西时,石越多有独断之举。那也是石越能够树立起他在西军中威信的重要原因。但是回到汴京后,那个充满信心的石越却渐渐消失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石越的性格中缺少那种天生的自信心。在陕西时,因为石越是一路的最高官员,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下属,他拥有最高的权力,承担最大的责任,又受到富弼的开解,能够无所顾忌地做事,在某种程度上,那种强烈的自我信念,实是由环境造就。而一旦他回到汴京,在这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城,自然而然的,石越便会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来应付。而且,潘照临发现,不知为何,在陕西,石越可以毫不顾忌改正官员的派系,但在汴京,他却对党争格外的敏感,甚至可以说是厌惧。
  石越的身份地位已经大不相同,但他却依然还在不自觉地扮演一个调和者的角色。他竭力与司马光、王安石能友好相处,能力合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又瞻前顾后,过多的反省,信心不足,时时顾忌司马光等人的想法,拿不出一个立场鲜明的解决方案。虽然潘照临对交钞危机等麻烦也束手无策,但却毫不妨碍他敏锐地觉察到石越在心态上面的问题。潘照临相信,正是这种心态,束缚了石越的才能,也束缚了他的野心。
  因此,潘照临知道自己的责任,便是要辅佐石越成为真正的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宰相,。但这些事情,却只能一步一步,不动声色地进行。
  “相公,”不知何时,侍剑出现在石越的身旁。
  “拜年飞帖都送完了?”石越问道。
  “各府上都送过了。”待剑笑着回道。送拜年飞帖,是当时官宦人家的习惯,当时有身份地位的官宦之家,并不会互相走动拜年,而只是派仆人将拜年的名帖送到新月戚友的府上。这种习俗发展下来,送拜年飞帖竟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亲自走动拜年,反而会显得没面子。在当时曾经流传着一个笑话,道是某君家穷,请不起仆人,到了元旦,望着一大堆拜年飞帖无从投送,只得长吁短叹,束手无策,恰好便在此时,他一个朋友的仆人送来拜年飞帖,他招呼那朋友的仆人喝酒,偷偷查看那仆人带的拜年飞帖,发现要投送的戚友与自己大部分相同,,于是此君竟生了个偷梁换柱之计,将那些拜年飞帖偷偷调包了,结果那些那朋友的仆人投送的飞帖,全成了他家的。此事后来揭穿,便成了汴京的一大笑料。开封人每到了过年,提起拜年飞帖,便会提起这件事来,当成一个新年的笑料。
  这个元旦,是石越拜相以后的第一个新年,石府在一天之内收到的拜年飞帖,差不多就堆满了一间小屋,而仅仅送拜年飞帖一事,便已让阖府的男仆累的人仰马翻。但以侍剑的身份,够得上他去送拜年飞帖的人家,倒也不会太多,因此回来得甚早。
  侍剑又给潘照临与陈良拜过年,一面笑道:“方才去桑府时,路过大相国寺,不料却听到些趣事。”
  “大相国寺那边,有好些人在说,太子东宫经常有赤光闪耀。许多人在那里赌咒发誓,说是自己亲眼所闻。”侍剑装着不经意地说着市井见闻,笑道:“这事实是太稀奇了,小的都想找个闲跑过去亲眼看看。”
  石越不由笑着摇摇头,转过头望着陈良,笑道:“看来子柔那位布衣之交不简单。”
  潘照临也歪了歪嘴,似笑非笑地说道:“那曹家小舍人的确非寻常商贾。这几日,街头巷尾,酒舍茶楼,到处都有人在说太子如何如何仁孝聪明;你看这几天各大报纸,那讲掌故的文章,都在那里大夸太宗和赵普,说他们如何英明,太祖做错的事,非太宗与赵普这样的君臣,断断不能纠正……那边厢赞太祖兄终弟及,他就夸太宗能传位嫡子,是纠正太祖之错。嘿嘿,这会儿,东宫竟冒赤光了……本朝是火德王,继承大统者,当然要有赤光护佑的。”
  石越微微颔首,道:“更难得的是时机也把握得甚是巧妙。”
  “时机?”陈良听见石越与潘照临夸赞曹友闻,正欲顺势再说几句曹友闻的好话,好让石越见他一见,但这时候听见石越这句,却糊涂起来,曹友闻做的这些事,又能有什么时机可言?他不由拿目光去询问潘照临。
  潘照临见石越也望着自己,显然也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能识透他话中之意,因眯着眼睛,淡淡笑道:“子柔可知,但凡能成大事业者,必是能顺应民心者。所谓英雄顺时势,时势造英雄。任你多有本事的人,若所生之时,没有那时势,也只能徒叹奈何。这时势说白了,便是人心。田烈武、曹友闻要做的事,看起来简单,实则微妙。他们若是无能之辈,心里便不免会抱了个念头,想要摆布人心,若是如此,那便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但若能识得人心的微妙之处,去顺应人心,那么便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
  说到这里,他瞥了一眼石越,见石越中有赞赏之意,又笑道:“如今天下百姓,心里想的是什么?”自从熙宁十四年起,百姓生活便愈见艰难,尤其是去年,更是怨声载道。民间原本对官家颇有怨言,不满之意郁集于心,这传播不利于太子的言论,百姓心里有怨气要发泄出去,便容易相信这些谣言。但自去年腊月起,这人心却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皇上的病情传出来,便是汴京的变通百姓,亦知道官家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
  “寻常百姓,通常亦没什么见识,但即使如此,他们却也不会相信换了官家,一切便会好转。相反,百姓虽然一面心怀不满,但心里面,对皇上却是信任的―――这是极易为人所忽视的――这种信任,是皇上用十八年励精图治,不知不觉地刻在人心中的,绝非那么轻易就可以磨去。百姓抱怨归抱怨,不满归不满,但一旦发觉要换官家了,心里面恐怕更多的是茫然、担忧,百姓只害怕将来的官家比不上皇上,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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