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康见石越这神情，大为不解，不由道：“要战便战，又有何惧？如今大宋也不比五年前了。”
石越看了他一眼，“和辽国打仗有什么好处？”
“可以首付幽蓟，一雪前耻。”唐康想都不想，马上回道。
“收复幽蓟又有何用？”石越的语气变得淡然，“收复幽蓟，无非是为了防御北面，换得境内和平，宋辽百年交好，境内也很和平。休说辽国如今兴盛，战事一起，胜败难料，便是侥幸得胜，也是兵连祸结，得不偿失。”
唐康一时呆住了，这番言论，若是出自司马光之口，他一点也不会奇怪，但是竟然出自石越之口，却是大出他的意料。
他怔了好一会，才想起出言反驳道：“但幽蓟在何人之手，和平之主动权便在谁人之手。况且于京师安全，也至关重要。”（以上内容由“浪半仙”手打，下面是我亲打）
“如今京师墙坚炮利，大名、邯郸屯兵数万，城寨成群，又有火炮之利，更有黄河天险，汴京可说固若金汤。假以时日，国家财力更充裕时，我再说服朝廷，重修太原城，并在太行诸径修筑要塞堡垒，屯以火炮、精兵，谁说和平之主动权便在他人之手？”
石越不以为然的神情，与旧党如出一辙的论调，都让唐康一时难以接受——这与石越往常所说的，反差实在太大。但是这些话却不容易反驳。
“宋辽交兵，大宋输了，后果不堪设想。便是赢了，也不见得有何好处。我们夺了幽蓟故地容易，若辽国就此崩溃，塞北群雄并起，他们互相征战之时还好，百十年间，待到草原统一，出来的必是雄主，到那时，依旧是国无宁日。这哪里比得上一个肯和我们相安无事的辽国？与其于那些蛮夷打交道，倒不如有一个辽国在背面，甚至当他们要评定蛮夷之时，我们还可以帮帮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你不是不知道“唇亡齿寒”这四个字，如何却不想想，辽国虽是我大宋的劲敌，却也是大宋的嘴唇？”
“况且我还有许多事要做。”石越这时已不纯粹是在和唐康说话，而更似在发泄自己的情绪，“本朝司法制度若论州一级以上，古今第一，无哪朝哪代可以相提并论。然县一级，却是弊政丛生，连汉唐亦不如。朝廷刚刚喘口气来，我与司马君实、王介甫、范尧夫商谈了几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用五至十年之功夫，来解决此事——北事一起，一切皆是空谈。待到战事结束，更不知是何等局面。。。 。。。”
事实上，石越想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他前一天才与范纯仁讨论了再一次改革的御史台，以加强惩治贪鄙的办法；他还和王安石商量了进一步扶持海外诸侯的方案；甚至还满怀信心的相信有办法推动地方士绅对县一级政务的监督与参谋；他还需要国库有更多的钱来扩大××的公共服务——比如扩大各个县医学的规模，保证医学的医官们好歹读过几句《素问》、《难经》。。。 。。。
但一旦开战，这些事要么拖延，甚至就可能永远没机会做了。
此时的石越，已经淡忘了当年自己也曾如唐康一样，他也曾经是以收复燕云为目标的！
二十多年来，他游离于新旧两党之间，甚至有了所谓的“石党”，他改变着司马光、王安石们，同时，在不知不觉间，他也受到他们的改变。至少，在战略收缩、专心内政这件事上，他原本只是策略性的妥协，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真心诚意的支持。
对辽国的妥协，在表面上，他与司马光的保守保持距离，但是石越自己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有利于他缓和与反对者之间关系的姿态！而在事实上，如果他坚决反对，以他今日的地位，司马光又如何能独断专行？
他心里根本就是站在司马光一边的。
所以他才如此的激动。
他对唐康发脾气，一是因为唐康这样做的确不太稳重，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知道，唐康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已经不可挽回。
他暗中支持的战略收缩政策，已经结束了。
这是一次重大的挫败。石越知道在这件事上，唐康是绝不会理解自己的。他不会被他说服。但是，此时他无暇关心唐康，他想的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现在在想什么？
张叔夜 张叔夜（1065…1127） 北宋末将领。字嵇仲，永丰（今江西广丰）人，张耆曾孙。以门荫调兰州录事参军，历知襄城、陈留二县，通判颍州，知舒、海、泰三州。大观中，召对，除库部员外郎、开封少尹，迁右司员外郎。四年，赐进士出身（《嘉靖永丰县志》卷一）。其从弟为御史，尝弹劾蔡京，至京复相，摭细故贬监西安州仓草场。后来又被召为秘书少监，擢中书舍人、给事中。进迁吏部侍郎，为蔡京所忌，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历知宣州、济南府、青州。靖康元年，金军南侵，徙知邓州，兼邓州南道都总管。率兵入援京师，拜签书枢密院事。是年，随徽宗、钦宗入金，至白沟，绝食而死，年六十三。后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文。叔夜喜谈兵论边事，临难无惧色，李纲尝谓“中有所养，临大节而不可夺”（《跋张嵇仲枢密遗稿》）。能诗，有绝句《歧王宫侍儿出家》，周紫芝称极有风味（《竹坡诗话》卷一）。《全宋诗》卷一二八八录其诗二首。《全宋文》卷二九一三收其文十四篇。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八、《史》卷三五三本传。
第二十二章： 君王有意诛骄虏（二之全）
石越绝没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宁最后那几年的阴影，眼见着这个国家财政开始充裕，边境安宁，朝野各种政治势力难得的相安无事，甚至有点齐心协力的意思——这二十年来的努力渐渐都有了好的结果，心理上刚刚感觉松了口气，正待大展拳脚，继续做一些以后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绍圣七年，却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随着唐康带回来的消息，综合职方馆的秘密报告，辽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机。
原本，石越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有萧佑丹在！
尽管，萧佑丹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但自从经过上一次辽宋之间的危机后，石越心里就很清楚，只要有萧佑丹在，辽国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但是，这个时刻维持着辽祝与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理智，引导着契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智者，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萧佑丹坏事后，还曾经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宣传大宋最惧怕的就是萧佑丹，以此来帮萧佑丹一把。但是，他这么也没想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犹豫，萧佑丹就已经变成了刀下冤魂。
仿佛是嫌这一盆冷水还不够冷，绍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对时宣传辽国必将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个噩耗。
王安石于前一天晚上逝世！
对石越来说，这件事可以说突然，也可以说不突然。
以他所“知道”的来说，王安石早就“应该”死了六七年，司马光也是如此。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应该”死的那一年没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后，石越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谁说他们就不能和几年前去世的文彦博一样，活上个九十多岁？
可就在石越开始这样以为之时，王安石却突然死了。
没有任何征兆，上午，王安石还参预了小东门召见唐康。回府之后，一切如常，按时就寝，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得到王安石的丧报之后，石越有好一阵子不肯相信。范纯仁拉着他一道禀告高太后时，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亲眼看见王安石的遗体，他才意识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即使到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应。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常反常。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死法？
不，石越心里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直奢侈。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赵栋栋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的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呆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王安石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的确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石越心里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传，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蒲宗孟、曾效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的去逝，章惇、曾布们又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的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首先是做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的视为“新党”，而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从韩维、韩仲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只在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除此以外，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之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进免疫；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雇佣，让**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军事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色彩太强烈，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