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胡说（nonsense）。我们所以喜欢胡说，就是因为可以在哲学名词上翻筋斗。他实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主张哲学的目的，应该在于去疑辨惑，而必须脱去术语，回到语言文字的平常意义。这岂不是同于庄子“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经过多少困扰辨惑所得到的结论归宿吗？庄子意思是庸者用也，是指实用，又庸是庸常，就是应当回到文字语言平常实用的意义。
辩也者，有不见也。非所明而明之，就要以坚白之昧终。实际上我们读西方哲学，就好像公孙龙复生，而我们所读的连篇累牍，好像就是别墨派坚白同异两可之辞。今日西方哲学，诡辩雄才日以逞，而立身安命之道日以穷。执不可辩而辩之，就可生出不须有的无谓的纷扰。姑举一二例。
中世纪的僧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就有很多的例。譬如耶稣死后，三日升天，这三天两夜中耶稣在那里，就是莫须有而大可不必的争辩。是在地狱，是在天堂，谁也不知道。但是那些和尚纯以理智论断，偏偏知道耶稣是在地狱，而且非常自信，列为信条（使徒信经）。历史上最重要的是“三位一体上在”之辩。因这争辩，在第十一世纪希腊公教脱离罗马天主教而独立。
“体”是体质（Substantia），“位”是人格（Persona）。我想上帝之“体”质大可不必谈吧，以体质、人格论神，本来就不应该。但人是有头脑的，有头脑就须把三位上帝弄个清楚。他们用理智断定三位上帝体质是一样的，而人格中却是独立的，断然而无疑（见Athanasian Greed）。今日教会，这项信条还明明的摆着。且必须把三位关系分析停当，然后三位神可以各归入他们的逻辑鸽屋里。这就大费争辩了。三位都是与宇宙俱来，不是创造的，而耶稣独是神父所“生”。但是圣神既非所生，那末，圣神是怎样关系呢？那些僧院学者断定：不是“生”，而是“出”（Proceedeth），这种玩意儿只有学者干得出来。解者自解，听者自听，但是如果你说圣神是上帝所“生”，便是邪道，应驱逐出教。他们是那样心雄万夫，判定上帝的关系了。然而事情尚未完。圣神是直接“出”于神父或是间接“出”于神子？真有这回事，因为这直接间接之争辩，希腊公教脱离天主教而独立，以异端邪教相视了。
再如概念是真实或是虚名（Realist and Nominalist）之争辩，一直发源于柏拉图之所谓象及亚里斯多德之所谓范畴（即分类）。同类同名，是否名同而已，还是别有独立之象在先？一直到十一世Abelard之时，那时争辩犹甚烈。在ABbelard初办巴黎大学之时，巴黎大学生就为这争辩在街上打架。十七世纪巴斯葛（Blaise Pascal，1623～1662）时犹争辩未已。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海涅（Heirrich Heine）描写神道学生的争辩，也是如此。海涅是个通人，又是幽默大家，写来真有趣。今日二十世纪萨尔忒（Sartre）犹汲汲争辩esse及existentia（Being and Existence）之先后异同，而萨尔忒之所以有资格称为哲学家，就是他在辨“常有”“常无”及“存在”的书中L'Etre eCt le Neant能详细剖析这些抽象观念之精意。
西方这种精微的分析，起于逻辑，故重于知。所谓知之辩论，不但指知识论（epistemology）之知，而是广泛的凡事物之理的知。这倾向当然着重于知之是非，及抽象的分析。但是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圣人议而不辩。抽象的辩论愈多，则人生立身安命之道愈丢在脑后。后来这所谓知，即科学真确可以证实之知。凡无法适用科学证实的问题，都闭口不敢言。开其端者是近代哲学始祖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66～1650），所以巴斯葛说：“我不能原谅笛卡儿”。我也不能原谅笛卡儿。因为他的影响后人，必然削减哲学之区域，凡人生立身安命之大本大经，不能证实的，摈之门外，不敢谈而不屑谈了（见上第二段）。请问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有什么方法可用逻辑去处置？
总而言之，我们看见（西方人也看见）科学知识之节节前进，虽然常常调整，但是是一种稳扎稳打的办法，而哲学的悬空理论，几千百年来，讲来讲去，尔是我非，尔非我是，重翻旧案，毫无进展，所以亟思改善，赶上科学的方法，而且治哲学的人，多半是治数学的人。世事茫茫渺渺，惟数学与逻辑为可靠的工具，所以现代哲学思想乃为数学所统制。十七世纪的巴斯葛就是数学巨擘，笛卡儿出身，也是以科学与哲学合一为职志，近人若罗素及A。 N。 Whitehead更是明显的例。罗素自身以数学名，他的企图就是要把数学归入逻辑范围，或者整理逻辑，使能容纳数学。数学与逻辑是科学的工具，所以大体上，今日哲学已成为数学的附庸，道跑那里去了？谁管？这是今日西方哲学所以脱离人生的空虚现象。
衬救之道，今日哲学有二条恰恰相反之道：一是摒开一大部分不谈，而使哲学纯粹科学化。这是所谓“逻辑的证实主义”。意思是把上帝、永生、灵魂、善恶、爱情这些名词完全摒开。他们以为这些名词，不但混杂含糊，而且了无意义（Senseless），应专以科学的“证实”（Verifiability）为主。所以生出现代风行的新的《语意学》（Semantics）。这些人专在研究语义之变化范围与构造。另一方向，即所谓存在主义，或有神论（如Kierkegaard）或明白的无神论（如萨尔忒）。以上走第一条路的人所不谈的，这些人乃大谈特谈。总而言之，又回到人生切身道德问题，而社会人生良心自由乃成为研讨之中心。他们对人生之负责，如Sartre，Camus虽然是无神论，却能使人肃然起敬，而他们所觉得在黑暗里的摸索哀鸣，更使人可怕。
在这混乱场中，有几个人是矫立不倚，形神俱足的，一是George Santanaya（1863～1952）因为他是主张妙悟的，叫人无法归类。一是美国诗人Walt Whitman（他说“我就是我”，不像笛卡儿乞求哀怜于他的Cogito来证明其有我相）。在哲学上，最近于中国思想的有两位。一是上文已经说到十九世纪英国唯一的大哲学家勃莱利。他文字佻挞，批评各种支离破碎之论，体无完肤，而重立情感（feeling）在哲学上的地位。又一位是法国柏格森H。 L。 Bergson（1859～1941），独创直觉与逻辑对立之说。他的巨著《时间与自由》，在法文原名简直是同于王阳明的“致良知”（Essai Surles donnees immediates de la conscience）而能为直觉树立充分的哲学基础。因为法国人头脑有这一点妙语，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非常完满可喜的，而实际上是与数学派的哲学家背道而驰的。所以勃莱利普通人不甚了了，而柏格森煊赫一时，因为他有“创造的天演论”，为人所注意。实际上，他们还不会懂得柏格森。
【㈣有干劲与无干劲的儒家】
我有一句话想说说，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自然是儒道之中心思想，也是儒道的本源，也是吾国思想系统所以独异于西方哲学，而足以救西方专求知不求道的空疏迂阔之谬。但是西方虽无儒学，却能生出很多的名相干才，（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之Gladstone，Disraeli及美国之佛兰克林、林肯等。）远超过清代以名臣兼名儒的朱学者流。如何使儒学适合今日世界，由致虚守寂的静的儒道，变为有作为有干劲的动的儒道而成为一种活的力量。——这倒是应当推求的根本问题。我想孔孟强哉矫哉活泼泼的道理，经过宋儒受佛学的熏陶，由动转入静，而沦于半禅定或准禅定的状态，是个中国的差错。要回复孔孟教人的力量，非夺朱回孔不可。
上文已经说过，中国二千五百年来的思想，无论如何变化，千锤百炼，不离其宗，总是实践第一，这才是东方思想的本来色彩。做人是第一，文章好不好在其次，读书不读书也是工具，并非目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明明是孔子之明训，人做好了，还有“余力”，才去读书。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不曾读书，我必说他已经读过书。”（子夏）孔门看来，读书不是那么要紧，为什么呢？孔门求可行之道而已，平易笃实，直截了当。孔子不曾讲本体，也不曾讲功夫，更不谈性与天道。后来佛学东渐，晋唐极盛，中国思想，已是禅家的天下，宋朝大儒，没有一个不是学过禅。虽然立意辟佛，然而既入其室而操其戈，实际上已是援佛入儒。禅家要清心寡欲，我们也来清心寡欲；他们明心见性，我们也来明心见性；（“见性”二字本是禅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之语。）他们内视看看自己肚脐眼想我们未出生以前气象，我们也来看看“喜怒未发时气象”。由是不禅定，也已半禅定了。颜习斋所谓“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国亡”。就使东晋之亡，亡于清谈，南宋之亡，理学独能辞其咎吗？“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心已明了，性已见了，于国家何补？
向来儒家，就是儒。至少我少时所看见的村学究，没有一个不是畏首畏尾，踧踖不安，嗫嚅耳语，正襟危坐之辈。那里知道他们是为要明心见性，“戒慎恐惧”、“常惺惺”，为程朱所教来的？若说这些踧踖不安，嗫嚅喔咿，说话吞吞吐吐，一生不曾看过张口大笑一回的老儒生是孔门的真弟子，我心里就不服。不必说不会踢足球，不会游泳，就是以六艺而论，射箭、骑马都不敢来。是孔子之所长，乃彼辈之所短，孔子之所短，乃彼辈之所长。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可见孔子有钓鱼射箭的相当本领。至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阳明山公园，风乎草上路上，唱歌归来，更是孔门中人所不敢为而不屑为的鄙事了。最近澳洲首相虽然浮海而亡，然而他是动的，非静的，这力量哪里来的？也不见得是他们得天独厚，还是教养的不同吧。
大概宋儒理障，曲解儒道有三：
一、格物致知，转入穷理读书。这本来不能完全怪他们。以今科学眼光，自然不能不说他们格物不得其门而入，是全盘失败的。《大学》格物致知第五章已亡，朱子窃程子之意以补之，补的不好。本来知至而后意诚，在我看接不起来，知是外物之知，意是内心修养，范畴不同，不易联系，（不能说地球绕日意就诚，日绕地球意就不诚）。那时大家都以“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之理相同，给他硬联起来。也不仅是程朱而已，陆象山也是这个想法。但是朱子解为穷理，而穷理只在读圣贤书，由是格物变为读圣贤书，物也可不格了。说格而未尝格，在当时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释，由是朱子之学，重学问，重工夫，也算是很负责，比起空谈心性，当下承当一派，也很可取。李二曲说：“晦庵之后，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南行述）。
二、明心见性，这种禅宗的道理，是使儒道由动转入静的最大原因，《易经》言万物生生不息，本来是动的。生生不息，无一非动，无时不动。不在动字着想，只求致虚守寂，是背乎入世之常理，禅宗本来是极聪明人的道理，是中国人的智慧碰上印度佛学所引起的反应，不关达摩。达摩面壁，由他面壁，不言之教，无言之辩，庄子早已言之。但是禅宗乃出世之学，非入世之学，以出世之学行入世之道，自然要出毛病。我们知道阳阴变易，生生不息就是动，由动可以见性，喜怒哀乐，喜有喜容，怒有怒容，喜怒未发，有什么“气象”可言，观有何益？陆桴亭评程朱“静中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说得好：“尝于夜间闭目危坐，屏除万虑以求其所谓‘中’（即未发气象）……或一时强制得定，嗒然若忘，以为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处，而先儒教人为之。……故除却‘戒慎恐惧’，别寻‘未发’，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虚寂灭”。
圣人何曾教人这个样子？
向来反对这种不务实地做事，谈空说理之人甚多，不必说颜习斋指出程朱教出“弱人、病人、无用人”如“妇人女子”之弱书生，费燕峰说得尤透彻：“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冲汉无朕至奥，心无时不在腔子里，性无不复，即物之理无不穷……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他们都是明末清初亲感到亡国之痛。所以顾亭林也深感末学之空疏以致亡国之祸，所以坚决排除明心见性之流弊。“今之君子……聚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