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会上，彭定康即明言其后5年任内，会透过四种不同的途径，积极跟新闻界接触，其中一途，便是其首创在督辕后花园举行的“答问会”。“答问会”有两大用场，一者，可供阐述彭定康的施政方针；二者，可在短时间内，树立他作为港府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地位。那便是，“亲民”与“官威”，同时共进，双管齐下。
上任翌日的后花园答问会上，彭定康表明以后会定期安排类似的场合会见记者，但其后数年，不同类型大小的“秀”，虽然不时由彭定康亲自上演，但后花园“答问会”一事，却已绝无仅有。许是由于出师不利，新造麦克风竟临场喊不响。
当日，彭定康首度巡区，在钻石山新村，一手抱起献花的4岁男孩，问他想不想到港督府去，男孩回答说：“不。”
在旺角凉茶铺内，彭督也曾抱起店东的8岁外甥，问他想不想跟他去港督府，男童回答说：“不想，因为‘屋企’比港督府好。”
“肥彭”与小孩的“答问会”，都以一个“不”字作结，未必是他始料不及，但督辕后花园原来并非如此吃香，彭督虽然早有体会，却要到几个月后，才能深深领略来自童真的玄机。
彭督所说与新闻界接触的另外三种途径，分别是定期举行正常的记者会；在巡视中，简短回答有关地区事务的提问；最后，是一如历任港督一样，隔段时间会晤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对港府施政方针详加阐述。
上任后的3个月内，仆仆风尘，四出活动，“亲民”与曝光的时间，并不比“亲政”的时间少，而肥彭还自称，读《基本法》多过读圣经。亲民、曝光和读《基本法》，虽属两码事，宗旨却是一个。前者则是为首相、外相、港督共同参与炮制的政改方案的定期推出而先行造势；攻读《基本法》，则是为“知己知彼”，寻找所谓“灰色”地带，为唐宁街的违背联合声明的政策提供依据。
讨价还价第一着
彭定康到港即宣称，与中方合作，有事共同协商。慢慢的，香港人体会出所谓合作的味道来。彭氏之合作，内涵不过是“和中方讨价还价”而已。公开宣称合作，表明诚意，至于发生争执，责任就全在别人了。
彭定康知道他的时间并不多，他要抓紧动作。第一着便是新机场问题。他上台伊始，即乘直升飞机在赤角新机场、启德机场上空盘旋视察。两日后，在机场委员会会议重开前夕，又参观了启德机场，由经济司和民航处等部门官员陪同，听取机场运作汇报。他从机场走出来即表示，以香港对航空服务的庞大需求及旅客人数的急速增长，到1997年时启德机场已不敷应用，赤角新机场的兴建，有迫切性。
赤角新机场，是新的大型国际机场，1989年10月，港府在经过多年研究，对比多种方案之后，决定将建设地点选在大屿山赤角。由卫奕信正式宣布这一决定。1990年成立临时机场管理局，负责规划、设计、兴建工程。据1991年3月的价格计算，新机场及有关核心工程的估计费用为990亿元，由港府负责拨付169亿元，机场管理局贷款165亿元，私人机构投资102亿元。是香港开埠以来耗资最大的工程，且跨越“九七”期限，自然引起中国的关注。中英双方经过一年多磋商已经于1991年9月3日签署了关于新机场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新机场建设。但是，彭定康上台后，不按《谅解备忘录》行事，将机场建设费用大幅度提高，使未来香港特区承担的债务大大超过备忘录的规定。
1992年7月16日，彭定康上台一周，香港新机场委员会举行会议，即开始因机场安排方案同中方发生争执。会议的次日，港府布政司霍德出席香港总商会主办的机场核心计划会议时，具体指出：“中国向英方建议，在临时机场管理局的财务安排达成协议前，应先单独处理机场地盘开拓工程合约。”
7月20日，中方官员点名批评香港布政司和库务司的做法，指出他们泄露中英有关香港新机场融资安排的谈判内容，想胁迫中方全面接受其原封不动的方案，给香港和国际社会一个不小的误导。中方官员还指出，现时英方的财务安排方案大大超出了中英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备忘录的规定。
备忘录规定，中国政府对于须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偿还的必要的和合理的港英政府的举债将采取积极态度；如果其债务总额不超过50亿元，港英政府将根据需要自行举债，并通报中国政府；如果超出50亿元，须由双方对该举债建议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进行。在以上谅解的基础上，港英政府在安排财政计划时，将保证于1997年6月30日留给香港特区政府使用的财政储备不少于250亿元。
中方官员透露，新机场成本不断上升，直到本月初的高层会议，英方还不愿作出“上限封顶”的承诺。他又说英方新方案内政府投资数目表面稳定，但冒出了225亿元的“或有负债”，只是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机场铁路方面，英方文件表明到2036年前机铁回报率不超过2％，而这条铁路交地铁公司经营，是用地铁收入补贴机场的亏损，这是“割肉补疮”、“拆了东墙补西墙”。
同一日，彭定康上午出席行政局会议后，为布政司霍德的讲话辩解。下午港府就中方官员的批评，发表声明说，“布政司当时向700名商界人士发表演说，在这样一个场合，要他发表演说，而不向商界人士，以及整体社会，汇报有关事情进展的梗概，是不切实际的。并没有透露谈判的任何细节，但只是提及一些传播媒介已广泛讨论的事情。”
一个多月之后，9月14日，彭定康突然闪电式返回英伦“述职”，停留16小时，“三剑客”匆匆会见之后，即返回香港。彭定康到港不过两个月，有何职可“述”，引起外界多种猜测。而彭定康又故做神秘，不透露任何信息，但是，敏感人士从随后机场委员会提出的机场财务安排方案，以及行政局议员李鹏飞透露两局分家和立法局设委员会制的政制改变安排，即可知道这是彭定康述职后的产物。这说明，伦敦高层经过商议之后，决定不理中国的态度和立场，与中方进行较量，大打所谓“民意战”。
香港舆论分析，所谓述职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商讨要中方“交出”就机场铁路沿线上盖的卖地的一半收入，大约为二百二十亿元；同时，建设费用决不封顶。这个方案显然不能为中方所接纳。把特区政府应有的财政收入220亿元提前挪用，这样的条件，中方如能答允，卫奕信时期早就答允了，何必拖到今时。无论英方怎么说，机铁费用仅为230亿元，英方的要求无疑是要中方挪用特区的收益，白白送一条机铁的费用给英国在1997年前支配。根据新机场谅解备忘录，十大工程是英方在1997年前负责施工兴建，不造成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在香港，人人都知道，新机场议论之初，英国官员大拍胸口，说港英政府是有足够财力去兴建新机场的，何以现在又要预先挪用早已协商确定的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呢？
新机场沿线上盖物业有62公顷，要经过开拓平整才可以出售，最早的批售年限在1993年至1995年。这就是说，属于英治年期仅为两年，而属于特区政府的年期为50年。50年与两年的土地使用费相比，相差25倍，但是，中方为香港平稳过渡，愿意由港英政府收取一半土地批售费，而特区政府收取其余一半，即225亿元左右。这种安排，特区政府已经很吃亏了，可是英国人却连这一半也要在1997年前挪用，这显然是在损害香港人的利益，增加特区政府的负担。
香港人士质疑说，英方不是说机场铁路230亿元就可以建成了么？机铁上盖地收入之英方一半，应足够建机铁了，何以连未来特区政府的一半也要据为己用？英方挪用特区的财源越多，越是大手笔花钱，会把建费弄得越膨大，越损害港人的利益。港人的要求是机场铁路应该省钱，不要造成将来暴加票价和猛加税收的负担。
英方的方案，并没有尊重港人的意愿，坚持不降低成本，只是为大幅增加造价的机铁筹措资金来源，减少借债。其本质是拆特区的墙，去补港府的墙。机铁造价原本是150亿元，而短短几个月内却上升了80亿元，达到230亿元。这说明造价大有压缩余地。英方完全可以订出一个符合效益，而又不必提早挪用特区财政的方案。
备忘录说留给特区250亿元财政储备，经过彭氏16小时的返英“述职”，全给“述”光了。
对于英伦的谋划，中国自然不能接受。新机场工程预算一再调升之后，中方多次提出批评，加上香港舆论的压力，港府才不得不将总建筑费减少。
说到新机场建设经费方案，据文希先生记载，彭定康就中英双方的讨价还价，以港督身份发言时，更有一段惊人“妙论”。彭氏说：“我们要记住，1997年特区行政区会得到自埃及妖后以来，最大批的嫁妆。因为特区政府将从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得到大笔资源，此外特区政府将可继承一盘有盈余的账目。”
外汇基金固然为数庞大，但是，外汇基金是干什么用的？尽管一生搞政治，彭定康也应该明白，它主要作用在于保障港元汇值，这庞大资源不能任意动用。
彭定康所说的外汇基金、土地基金，实质上都是香港人的资产，香港社会的财富，本来就是香港人的血汗钱和中国的土地钱。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外汇基金理所当然地留给特区政府。怎么能说是英国送的呢？彭定康以“嫁妆”相比，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彭定康提出埃及“妖后”来，当然不过是随便打个比喻而已。但他和他的英国上司们，对待新机场及其财务安排，取态就绝不应以随便两字来形容。他们是绝对的斤斤计较，得寸进尺。
所谓外汇基金，是历任港督都不公开的机密。但是，在肥彭上任一周不到的时间，港府突如其来，揭开了这一个世纪以来的机密，不但在香港社会造成震撼，更令人对初来乍到的新港督“刮目”相看。
1992年7月15日，财政司麦高乐突然在立法局会议上，正式公开港府外汇基金资产值。被喻为香港最神秘的面纱，紧紧保密了150年而一朝揭露，当然不会是财政司个人的主意。
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港府揭开财政的大机密，为什么恰巧就选在中英两国政府就新机场财务安排在港恢复举行会谈的前夕。
根据当局公布的资料，截至1991年底，香港的外汇基金总额为2361亿元，其中外币资产及港元资产分别为2253亿元和108亿元，其中累积盈利为987亿元。
财政司麦高乐指出，外汇基金持有的外币总资金相当于290亿美元，按全世界持有外币储备数额最高地区排列，香港排在第12位，而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占第34位，香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外币储备为5000美元，显著超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家平均只有740美元的数目。
就是说，按人头摊派，每个香港人，包括男女老幼，从外汇储备可以有接近四万港元。
除了外汇基金之外，港府还拥有财政储备，截至1991年底为760亿元，而到1992年底时已大幅增加到接近一千亿元。
外汇基金的功用，在于保障港元汇率的稳定；而财政储备为另一笔可备用资金，由港府根据公共开支，在有需要时审慎动用。
两者之外，港府名下的资金尚有“土地基金”，是由卖地所得款项按规定比例拨出积累起来，截至1991年底，转拨土地基金的卖地收入，总额达250亿元，此数字并未包括投资收益。
政改方案出台策划周密
彭定康治理香港的重头戏是第一个施政报告，就在这个报告里，抛出了他的“三违反”政改方案。为了这个方案的出台，在他抵港后的半年里，紧锣密鼓，一方面大打“民意牌”，另一方面积极制定方案秘稿。
彭定康上任两个多月后，施政报告文稿已出。即匆匆返英述职。9月14日晚，彭氏偕其助手黎伟略、韩新及私人秘书贺理等人，前赴唐宁街10号会见梅杰、韩达德、财相雷蒙特及其他主要阁员，引起不少政治评论家揣测。
彭定康返英之行，最主要的任务是把香港近期所发生的事情及施政报告的草拟本，向首相征询意见，并获得他们授权支持。从程序上说，是获得“香港及其他属土事务内阁常务委员会”的8位主要阁员全力支持。彭定康此行达到了目的，内阁常委“八老”鼎力撑腰。对华的行动，统一了口径，协调了步骤。至此，英国政府统治香港最后五年的蓝图，在唐宁街上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