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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她没有玩具，连最简单的在后面拖的木鸭子也没有。穿得倒是漂亮，母亲在制衣厂做事，常带些碎布回家。
母亲手巧，随便什么碎布头缝缝就是一件亮眼的衣服，母亲这样做，为的是让她在学校里不被一些势利的同学、老师欺负。每天放学，经过大楼的建筑工地，阿晴都要站上一会儿，静静地看工人们盖房子。阿晴想，她又要再添一百块钱，不然她们什么时候才能搬进这新楼，想想，自己已经有几十个一百了，多得让她富裕，她悄悄地笑了。
小时候，她最兴奋的事就是院子里有人结婚。广州的风俗，结婚就要派糖。阿晴总是老早就换好有大口袋的裤子，飞似的冲到新人家门口，排在第一位等着派糖，领了精装人左边的口袋，再排一次队，让她的右口袋也装满。母亲在厅堂门口大叫她的名字，叫她回家吃晚饭，她不应也不回家。
母亲气得跑出来，一把将她拽回家。回到家，母亲没有哭，只是不停地掉眼泪。阿晴害怕了，以后再不去领糖。
阿晴与母亲的交流很少，母亲不笑不哭，不言不语，只是一天到晚缝衣服，白天在工厂里做工，晚上还带活回家干。阿晴突然间发现母亲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人，她则是那个保护母亲的人。
大姨常说：“阿晴，如果你将来不对你妈好，你的良心就是叫狗给吃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此话千真万确。阿晴八岁就与大人们一起做家务了，做菜做饭，扫地洗衣，阿晴没有一样不在行。其他八岁孩子努力地玩耍、勤奋地学习时，她已经知道煮米饭前，先把手掌放人锅中量量，水淹没手背，煮干饭正合适。她还清楚自己人小手小，水要淹没手背多一些。
就这样，阿晴长大了，像是一夜之间长大的。
那一天，她蹲在地上洗米，小姨叫她把豆角摘了，阿晴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小姨没有听见，跑了过来：“你哑了？”
阿晴站起来，猛然间发现自己比小姨高出半个头，比屋里所有的女人都高出半个头。看来苦难的日子，人还是会长大的。她回了一句：“你聋了？”
小姨定了定，像是不相识，说了一句“黍线”，就自己去摘豆角。
第二天，外婆回来，买了一堆的菜，挂在单车后面，快进家门时，车子翻了，菜落了一地，外婆冲着屋里大叫：“有人吗？阿晴阿晴。”
屋里的阿晴隔着帘子看见了一切，却不出来，冷冷地笑笑，眼看外婆收拾得差不多了，她从后门溜走，再从前门回来，假装一无所知。
阿晴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童年。那一年，她十二岁。说来也奇怪，当天傍晚，阿晴来了初潮。
从那以后，阿晴不再惧怕什么，她甚至觉得住在这个大院子里真好玩，与外婆小姨斗智斗勇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正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阿晴是自己的家长。
她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十二岁那年，她拿着户口簿到附近的派出所去改名字，将“刘晴丽”改成了“徐晴利”。
改完，她就知道自己是家长了。
她觉得她就像自己长大的一样。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安慰自己。来了初潮，也不像同龄女孩那样惊慌失措，没了主意。她一声不吭地回到房间找出母亲用的卫生带，装了点卫生棉绑上，然后一切正常。母亲发现了，给她买回一包已经在流行使用的卫生巾，说了一句：“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都不出声？”阿晴看着母亲，笑了：“又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心里也自问，我真是自己当家了？
阿晴十六岁，母亲找了个对象。母亲想阿晴也大了，迟早要走的，就听人劝，找了个鳏夫。阿晴看出母亲对他不错，还动手给他打毛衣。阿晴不反对，只是说：“带回家来看看。”阿晴知道母亲艰难。有一天晚上，下了大雨，屋顶漏水，第二天，母亲和她搞来许多沥青和水泥，她们自己修房子。阿晴想，如果有个男人照顾母亲，不是件坏事。
母亲将那人带来，阿晴看过后，对母亲说：“不合适。你想想他比你小三岁，你又有孩子，人家能跟你长久吗？”
母亲站着，眉头紧锁，想想也对。
阿晴坐着，又说了一句：“我看算了。”
母亲于是断了关系，此后再不提此事。
十七岁那年，母亲病了送进医院，诊断得了严重贫血，医生在长长的走廊上叫：“谁是徐引弟的家属呀？”
阿晴“蹬”地站起来：“我是。”
医生打量了她一下：“你们家没大人吗？”
“我们家我说了算，我照顾我妈。”
三、拜金主义者阿晴觉得她生来就是爱钱的。很爱。
母亲说阿晴抓周，桌上有书、鸡蛋、算盘、钞票，阿晴毫不犹豫地抓了钞票。长大一点才知道当时有个被批判得很严重的词叫“拜金主义者”，阿晴知道指的就是她这种人。
她讨厌“穷得就只剩下钱了”的这类鬼话，说这话的人一定有钱，不然早就成了无言的饿鬼，没空在那里无病呻吟。她知道有个古老的印度传说：国王富有而痛苦，他出门寻找快乐的人，找啊找，找到了一个种田的小伙子，他快乐地唱着歌儿。可她阿晴，只觉得自己是一个孤苦的穷女孩儿，出去找，是要找到一个富有的国王。
她走在路上，一辆宝马从她身边驶过，在路边停下来，开车的年轻且美丽的女子从车里从容地走出来，优雅地戴上墨镜。阿晴死死地盯着这个女子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宝马，才能如此从容地走出来，优雅地戴上墨镜。这是她的理想。她想，要不是从小看到生活不易的里里外外，她不会那么早就想着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的。
她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丫头，就像那个灰姑娘。当然幸运在于她和灰姑娘一样，是美丽的。美貌就是财富。这个年头，白手起家总是难事，钱滚钱则容易许多。她既然有了这笔财富，自然是为了寻求更多的财富。阿晴很清楚这一点，越来越多的漂亮女人意识到这一点了，就像那个开宝马的小姐，她一定也是。这种推测来自一种常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是没有能力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上这种水准的生活的。
她觉得她是穷怕了。她没有读高中考大学，而是读了中专。大姨常说可惜了，阿晴成绩很好，将来考大学不成问题。大姨劝了半天，她还是决定考中专。读的是酒店服务，为的是进人大酒店，认识有档次的富人。老谋深算的东西就这样地寄存在她的青春之中。
漂亮却又装着对自己的漂亮满不在乎，说一个漂亮女人聪明大概就是如此。别人常常情不自禁赞阿晴“你真好看”，阿晴绝不会像一些女人那样将漂亮不漂亮挂在嘴边，也不像一些女人或高傲或做作，她只是保持她适度的微笑。
毕业后，她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做“小姐”。客人见到她，眼睛总是一亮，她喜欢这种一亮的感觉，这是许多女孩子都喜欢的感觉。
这跟以前的女子不同。八十年代初，阿晴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她旁边坐着一位靓女，对面的男人盯着这位美女看，美女恼怒地说，看什么看，臭不要脸，流氓。
以前的女人自爱也粗鲁，换了别的男人，就不吱声了。对面的男人也绝，说了一番在那个年代相当惊世骇俗的话——“唉，你要搞清楚啊。是你自己跑到我眼睛里来的。我要是跑到你家，掀开帘子看你，那是我不要脸。现在你在公共场所，就是给人看的嘛。”现在的女子温和也做作，巴不得别人多看她几眼，嘴上不再骂人，心里更是暗喜。阿晴特别善于使用这种“一亮”——它就是一种机会。
但她从不随便接受他们的礼物，从小小的胸针到昂贵的项链，也从不答应他们的邀请，即便是去吃个消夜。
她总是保持着微笑，一种让男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微笑。一副大家闺秀的不凡与清高，完全没有小市民大杂院里长大的俗气和立竿见影的迫切。客人及别的小姐都说，阿晴好教养。阿晴笑在心里。
阿晴是个尤物。天生丽质难自弃，仿佛作为美女，就要有美女的活法。她从大酒店提亮的玻璃门里看见一个年轻女子高雅绝伦、风姿秀逸的仪表气质，她就知道这个女子应该用她的美貌与青春换取更大的财富。为此，她根本不屑于用小智小慧去算计那些小思小惠，她才不要浪费她的青春和美貌。她心里有数：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对于男人，阿晴天生是个好猎手。其实很简单。美国作家欧。亨利有过一个无比精辟的描述：“一个人偷偷地溜进后院，捡起一块石头，想扔一只蹲在篱笆上盯着他看的公猫。他假装手里没有东西，假装猫没有看见他，他也没有看见猫。就是那么一回事。”好猎手的秘密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她的男朋友们总是说阿晴难追，却不知这全是阿晴的招数。就像下棋一样，操纵男人就像操纵棋子，看他们有多简单。
终于有一天，她的生活有了转机。
一个叫查理的美国中年男子来到酒店，他被这个东方美人迷住了。
阿晴起初没有兴趣，后来知道查理是一个很大的老板，有私人飞机的那种有钱人，便觉得他相当有魅力了，感到她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地展开。
查理说你愿意来美国学习、生活吗？阿晴心里在笑，口里却说：“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我需要工作奉养母亲。”
查理虽是生意场上的精明人，对生活却是相当的木讷，竟会感动地说：“你真是一个善良纯朴的好姑娘。”
查理告诉阿晴，他是一家电脑公司的总裁。阿晴听了这个早就知晓的消息不动声色地说：“是吗？这个对我没有影响。”
这样的女子，在其他女子眼中是可恶的，可在男子眼中并不是。贾宝玉“女人是水做的”结论过时了。
当时阿晴身边有好几个追求者。后来阿晴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很好的人，与查理一样，不都是一个脑袋，两只眼睛吗？”差别在哪里？他们知道，她更清楚——他们还没有富有到可以承受她的美貌。
临走前母亲对女儿说：“记住，一个人在外，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男人。不管是谁，只要是男人，你就要小心，不能让他上你住的地方。如果他已经来了，你要把门开着，或者拿张椅子坐在门口和他说话。”
阿晴听了，心里一酸，笑不出，欲哭又无泪。
二十岁的阿晴以H1工作签证和四十五岁的查理来到美国。来美的第一感觉是：“我一下飞机就有一种来自贫穷的自卑。”
阿晴是二个资质极高的女子，她自认是一块上等的璞玉，一经打磨，便是一块夺目的美玉。经过这五年的打磨，她让人刮目相看。她初来美国时，别人对她说：“你是我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女孩子。”她在心里说，噢，这是英语中的最高级。别人说“IFI WERE YOU（如果我是你）”，她在想，这是语法中的虚拟语气。
阿晴就这样一点点学过来，阿晴的聪明就在于她爱财，但不贪财，关键还在于，她根本不相信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她谁都不相信，只相信自己。传统女人以家庭丈夫孩子为归属，无条件付出自己；她以自己为归属，她拒绝付出的，正是最宝贝的自己，她只属于自己。
到了美国，她利用查理的财富去上学，用五年的时间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可阿晴从不以留学生自居，留学生这几个字，她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
她在学业上的努力，与她在男人上的努力是相同的。一个学期拿二十个学分，每周仍在查理的电脑公司工作四十个小时。她常常跟着查理出人大场合，观察他们谈生意的技巧和手段。等到五年后，她拿到美国的MBA 文凭回国时，连大院里没见过世面的人也承认阿晴有一种兵来将挡的大气。
二十五岁时，她回了一次国。她给母亲买了一套房子。
阿晴是公认的孝女。在美国时就不断地给母亲寄钱，不仅给母亲寄，还给外婆寄。每次过节都给外婆寄些钱，中秋节寄，春节寄，圣诞节寄，把中国节和美国节都寄遍了。偏不一次寄，每次都只寄一点，最多一次寄五十美元，最少一次寄十美元。大院的邻居都说阿晴孝顺。
这次回国给母亲在最贵的地段买下了一套房子，把母亲安顿好了，就去外婆家，带了五十美金，装在粗糙的牛皮信封里。
外婆确实老了，话也不多，还住在阴暗的老房子里，屋内的摆设陈旧不堪。这物，这屋，这人，都是一个色调。外婆收到钱，往小茶几上一放，说了一句：“像打发叫化子一样。”
阿晴满意了。她就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