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笨重的树屁股轻轻颤了颤。支枝支支校校地惨叫起来，几声巨响，两棵树地动山摇，许多断枝扑簌簌如短箭刺向青天白日。那个榆树尾蹦起丈余高，沉重地在几步开外处砸出个崭新的雪坑。
郑闯的伤腿扁形的，膝盖那儿碾碎了，白粝粝的碎骨显露在外，像鱼脑化石一般。棉裤腿上结着厚厚的血痴，全是洞洞，翻出惨白的棉絮中夹着透明秀剔的筋键。
“郑闯！郑闯！”我喊着。
“大声点！老是昏迷不醒他会冻死的！”
“郑闯！醒醒！郑闯！”
万林强撕下棉衣里子，裹扎郑闯的伤腿。这时。男孩动了动，徐徐睁开双眼。他的眼神勾起我遥远得不可知的记忆，那个混沌的幼年时的初次见面，我们都被父母怀抱着，在幽长弄堂中擦肩而过；父母们一无所获，我却在那刹那间相识了那个眼神。
“郑闯，是我！”我把他僵冷的手放在手里脸上暖着，它们像可怜的硬甲虫。
他双眼涣散而又疲惫，眼窝深陷下去，塌着，后脑勺也破了一块，几分长的翻出一条薄薄的头皮，已风干，牛皮纸般随风点动。一道深红色口子像丝线嵌在毫无血色的嘴唇上。他已经破相了，残废了，伤痕累累，从此需要个无比忠心的妻子，代他去蹦蹦跳跳，去料理一切。
他抿抿嘴，干涸地吐出点声音：“我冷……救救我。”
我啜泣起来，一把扯下头巾包扎他的脸和耳朵，泪眼模糊中他成了个弱小的孩子，我俯身亲他血迹斑斑的唇，吮吸它，把温暖和怜爱传递给他：“我会的，我能够救你，能够的。”
“我不想……死！”他虚弱地闭上眼，“我冷！”
我脱下大衣，覆盖他，见他仍在战栗，就开始解棉衣扣。万林强正单腿跪地捆扎一副背架，见状，冷气袭人地说：“理智点！小姐！这里至少有零下三十度。我只能背动一个，千万别再给我添累赘。”
“我能挺住！”
“你是棵青松！”他气得七窍生烟，“按我说的做，少废话！”
“可是你不能阻止我救他！”
“知道了。”他尖刻地把我脱下的棉衣扔在我脸上，“穿上！我们不需要菩萨。”
我激动万分地挥着棉衣：“我是他未婚妻！我在为他尽力。”
他俯身抱起郑闯，反过脸，足足正视了我五秒钟，像在辨认一个瞬间内长大的黄毛丫头：“谢谢伟大的未婚妻，你给了我一则大新闻。”他毫无表情地说。
是春天了？潮润润的春雨从窗外飘洒进来，一颗一颗斜斜地滴在我腮上。我睁开眼，朦胧中倪娜挂着泪凝望我的脸。我歉意地拉过她温厚的手枕在脸下，曾有过的埋怨气恼倏地断裂。她大我两岁，沉稳贤淑，坦荡磊落，我无意中把她视作向导，精神上的小母亲。那种深深的依恋造成过隔阂，阻塞我们平等相处，然而受挫的感情却经久不衰。
“你终于醒过来了。”她说。
我昏沉了几小时？窗外已是漆黑一片，风声也是半夜的那种抽紧尖啸的刮法。我恍惚记起荒原上的一幕，似梦非梦，缭绕眼前。
“郑闯！”我努力支撑着要坐起。
倪娜按住我：“别动，你输血输多了，昏倒在输血床上……”
“这里是区医院？”我伤心地抬起脸，“那么这不是噩梦，全是真的！”
我按照万林强的吩咐率先跌跌撞撞地朝公路方向奔。脚踝伤了筋，向两旁趴滑，必须像飞机那么大张双臂求得平衡。记不清栽倒几回，在雪原上印出无数人形雪影。好容易爬上公路，结实地倒在路堤上，全身的筋腱都涣散。走长了雪路居然觉得走平道如此生疏别扭。我相信人适应的非凡能力，狼孩便是明证，以狼为伍便会人气散却。我记得万林强让我去连部求援，但就在此时，迎面驶来一辆运村车。
我记起我们仁搭上这车直驶区医院，郑闯头枕着我的肩胛不停地颠动着。他活着但一言不发，皱着眉，满肚苦水似的。我怕他说话，因为只要不说临终遗言那就说明他没有死的预感。终于，车到了医院。刹车时，他睁开了眼，慌慌张张地寻找着。
“郑闯，”我弯下身去看他，“你有救了。”
他温存地笑了笑，快得如流星划过。那笑微妙得罕见，像一双手在封尘的灵魂上倏地抹出一道印痕。
手术室里不断传出这样的消息：要输血，要大量的A型血。血库里存血有限，卡车已踅回连队求援兵。护士像白蝴蝶那么一趟趟扑出来问：“人来了么？要快，等着急用！”
感谢母亲授予我A型血，能让我把跟乳汁同样贵重的血液献给那个男孩。我的静脉精细，护士找了半天，戳了四五针空眼。
“输出多少？”她一针眼戳准了，回出点茄色的淡色血液，“你是不是患有贫血症？”
“尽量多抽好了。”我看她把针筒看了又看。
我平躺着，感觉背部聚集着无数小折皱，那些内衣全是盐浸浸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雪水，后来的几年中一到冬天我就噢得出这混淆的气息，它已成冬季的附属礼物。
针头吮吸着，手腕那儿微微发胀，有一种惬意的宣泄感，四周宁静的白幔徐徐飘动，像银缎的挽联。血在舒缓地流动，我感觉自己亲切地漫出去，轻若枫叶。那是条茄色的河，开阔平缓，我便跟着波流越飘越远，远得仿佛再也回不来了……
护士白乎乎地飘来，我连忙问道：“护士，接着袖血吧！”
“不需要了。”她坚决地转开脸去，把器械颠来倒去地弄得哐哐响，“回去后你要多喝红糖水。”
“手术成功吗？”我怔怔地问，“是不是锯掉了小腿？我知道他伤势太重了。”
倪娜摇摇头，瞳仁定定地停在我脸上，“让我告诉你，小姑娘。他失血太多，头颅里还有内伤，腿伤又重……”
“到底怎么了？”
“他死了！”
“呵！”
倪娜伸出手来扶我，但我推开了她，稳稳地坐得像座山。我忽然讨厌起寻死觅活的悲伤。一切已推到了尽头，丝毫不容弥补，因而悲怆也显得虚伪轻飘，变成用手亲自挖掘折磨自己的病窖。我的心松弛下来，变得悲凉凄婉，那像个黄褐色斑点，有了它就老了，不再青春年少，不再有单纯的微笑。
当夜倪娜陪我去了停尸间，那是间阴冷的平房，亮着一盏灯，是我喜欢的蜡黄色。郑闯独自躺在一块木板上，脸被蒙着白布，那条坏腿筋筋连连地吊连着，下面垫着耀眼的厚纱布。他的手是嫩红色的，手指抠着，我总有一种幻觉，仿佛它们还像扁鱼那样湿漉漉的。
倪娜忍不住抽泣起来，她轻轻地从背后绕过来搂住我的肩，头也趁势抵在那儿：“走吧，小姑娘，要节哀。”
“你先走，我想单独跟他道别。”
她无力地松开手，哀哀地舒口气：“你快一点，我在门外等你。”
门一开一合，那盏孤灯便晃动起来。我没有怕的感觉，仿佛他不过是在这儿酣睡片刻，一个人的生命绝不会如此脆弱，说死就突然死得彻彻底底。
我掀开那块蒙脸的布，他的头部有个大洞，塞着脱脂纱布，看去像只圆瓶上的新塞子。他的头发蓬乱，脸有些发青，他的眼我是永远见不到了，它们紧紧闭着，不肯给人最后的记忆，他的脸十分安详，像个刚出生的男婴。
外面徘徊着脚步声，我知道该走了，否则就太迟了。当我的目光触到那一双斜歪的棉鞋时，只感觉周身寒彻，爬满无数的悲情，而真正的悲哀正是那样不动声色地袭击人，摧毁人。
郑闯的尸体运回连队，孤单地躺在仓库内。当地盛行土葬，木匠也已打好个厚重的棺材，半人多高，里外涂上黑色油漆。整个连队都承受着这个大灾难，人人都变得目光黯淡。男宿舍里他的床铺和衣物上都荡了一层厚灰，但却一样不少，仿佛耐心地等待着那个爱清洁的男孩，归来挥动抹布。
在等郑闯的父母来送葬。
已临近春节，气候却仍不肯还暖。待收到郑闯父母的接站电报，才发觉郑闯身上的棉衣已跟尸身冻在一处了。
“一定要换上里外三新的棉袄！”指导员咆哮着，“要快！赶在人家父母到前换上！人家失了个小子……”
指导员的眼睑卜卜地跳动着，说话时牙齿狠狠地相磕着。郑闯的死好比掘个缺口，从此指导员对知青就只得另眼相看，因为我们有人为此地献了躯洒了血；一旦这上中埋下了我们的一份子，我们便成了主人。
大家把郑闯抬到水房，那口大锅里填满了冰，湿柴死气沉沉地伸在低矮的灶口里。我过去愤怒地抽出了它们。命运给了我最漂亮的一击，将恋爱与死亡畸形地聚集在同一个场所，把活人的思念零刀散剐。
“他们快到了。”倪娜揉着我的头顶，“让他们多少得到一点安慰，好吗？”
炉灶里重新架起了火。冰化成水，热气迷迷荡荡，他们把那男孩放入锅中。他泅入水中，毛发像飘逸的水藻。卷毛头取来棉衣棉裤棉鞋，还有干毛巾。这个骄子眼圈青黑，“女生们出去吧，我们给他换衣服！”
女生们纷纷退出，把男孩的尊严奉给死者。卷毛头捋住我，用看一个未亡人的目光盯着我：“让我来尽这责任。”
“尽量擦得干一点，他……怕冷。”我说。
郑闯下葬后那口锅却沿用下来，仍用于化冰烧热水。这本再合理不过了，因为幸存的人要继续活下去，缅怀过去只占用空余时间。我晚上常独自去水房打水，在那寒冷的宅第内，男孩像个夜盗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暗处。
郑闯的父母是晚上前跟夜幕一块到达的，他们收到的只是儿子病危的电报，然而三天四夜的行程中他们已暗暗地想到了绝处。
郑闯的母亲哭嚎了几小时后就安定起来，我觉得她跟在当初送别儿子哭得一样，调门相同。也许对她来说，自接到电报的一刻起儿子就奄奄一息了，如今从她手中滑掉的不过是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
郑闯是大年初一下葬的。已近黄昏，西边突然闪出一片瑰丽的夕阳，鲜红色；墓地后面是一大片没有终结的森林，孤苦无告地肃立，那样清冷和遥远。那是倪娜选中的，她说喜欢这样的宁静。
“他会喜欢的。”她喃喃地说。
早上就有人用炸药崩开了墓穴，偌大的棺材深深地下进去，听见冻僵的碎上冰雹似的砸在棺面上。瓦西里吹起了口琴，是他擅长的忧伤幽长的曲调。然而一般的忧悒在墓场冷峻的空间失去重心，变得如一支轻佻的夜曲。
“滚开！”卷毛愤然骂道，“吹什么迎亲曲！”
两个男人面对面，怒目而视。突然，卷毛劈手夺过口琴，狂吹起来。那是首无名的葬歌，感觉是从心里涌出的哀乐。他傲然地扛着肩，一直吹到嘴角红肿。据说他的艺术灵气就萌发自那一刻，如今他被称做音乐家，但他最辉煌的杰作仍是在被称为卷毛时的那支哀调，那片墓场是他艺术生涯的发源地。
我没淌一滴泪。我大概真的老了。他死了，我活着，他在我心里永远是个十六岁的男孩。今天，有时灰扑扑的弄堂里出现个骑黄鱼车的男孩，猛然回首，往事便历历在目。郑闯死后好久，我都被负罪感压抑，怕跟任何男孩来往，暗暗地洁身自好，以此作为一种特殊的致丧标志。
葬礼之后，连队选出一立方米上好的板材运往郑闯上海的家，还有两对木箱。临发货当天，郑闯母亲佝下腰，仔仔细细地在每一件货物上加贴了醒目的标签。
我忽然愤慨地觉得跟那能干女人的缘分断绝了，从此天踞一方，老死不相往来。我甚至不想去车站送他们，后来果真没去。
她跑来向我道别，絮絮地说从此会把我当女儿对待：“今后有什么难处就给妈妈我写信。”
“我只有一个好母亲。”
她换了换腿站，似笑非笑：“那么，再见了，早点回上海！”她走到门边，返身说：“本来想把那些他的日用品留下给你，可听说你回上海学习，所以才全带走了……”
“你快走吧！”我说，“求求你。”
她果然疾速地走掉。
我不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麻木，郑闯是独子加孝子，他死后他们竟没施于撕心裂肺地悲号，仿佛他该死，死得合情合理。
郑闯的母亲随身带来儿子的最后一封家信，逢人便说，那孩子平素总写规规矩矩的平安信，唯有这一封写得没头没脑，开了一长串清单索要东西，最令人惊诧的是他让母亲代买一块精致昂贵的女式手表，说有急用。
“我那时就想到要坏事！”她说着，用手巾的一个小三角将眼擦得溃疡一般的肉红色。
死一旦连上了宿命，就产生了牢固的依托，仿佛一个渠道让悲痛经此去疏漏，跟防涝的排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