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老师常对我们说，这所学校不是培养一般学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无畏、最优秀的青年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和艺术家。“你们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还要逼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你们培养成尖子中的尖子。”这类勖勉使我们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记得当时有三类人最为我们所不屑。
第一类是外地人，常遭我们的讥讽，他们操一口滑稽而难懂的地方话，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土里土气。他们的想法尤其单纯幼稚，对于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一无所知，不像我们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总能从高干子弟那儿听来很多的小道消息。
第二类属“小市民”，虽然他们生长在北京，但他们的家庭毫无背景，父母既非干部，又非知识分子。这类人小鸡肚肠，鄙俗，胆小，自私，油滑，奸诈，最爱搬弄是非。他们就知道要小心眼儿，争点蝇头小利，有时还白忙乎，什么都捞不着。他们从早到晚鸡毛蒜皮，什么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第三类是我们的同龄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是竞争中的落败者，与我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须说了。即使另外三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没有我们幸运：也许学习上他们尚可与我们一争高下，但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学校岂有此殊荣？况且一零一中还和那么多的名人有关联。
我们的校长王一之是张太雷的遗孀，张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发起著名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中牺牲。王校长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957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一零一中视察。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上学时一零一中尚未成立，但毛的侄子毛远新却在我校上了整整6年学，后来“文革”期间毛远新与“四人帮”联手，弄得身败名裂，但在60年代初我们却为有他这样的校友而着实得意了一阵。我们学校的校歌是郭沫若作的词，当时郭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大名鼎鼎的诗人。这张名人录还可以接着往下开很长，这一切无不使我们感到极为自豪。
在我日间醒着的时候，我深为自己能人一零一中而庆幸。但在睡梦中，我却常为同一个梦所苦恼：一开始，我无忧无虑地飞跑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四面鲜花似锦，绿草如茵。我踏出一步，就在我的脚离地的瞬间，突然失去了重力，整个人离开了地面，飘浮起来，飘到有两人多高。我怕极了，全身绷紧，幸好此时我上升的势头减缓，有一两秒钟我悬在半空，然后开始下坠。
我的脚才刚一踏到地，反弹的力再度把我送上天空。这次我升至一棵大树树梢之上，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吊在那里。我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想大叫救命，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极目处人影鬼影都不见一个。我死死盯住地面，像中了邪。这个高度足以令我丧胆。
上升的速度又一次减缓，我落回地面。下落时我瞪大眼睛，拼命搜索，想在地上找一件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一块石头，一茎植物，一眼鼠洞，任是什么都行，偏偏什么也找不到。我第三次被不可抗拒的反作用力托起，越飞越高，树木从眼前消失，蓝色的地平线半隐在薄暮中。我心知这次摔下去，准得粉身碎骨。惊醒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怦怦狂跳，不可抑制。
我很不解那些年为什么会频频遭遇这种梦境，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我却记不得白天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是否只好将之归结于当时我心中隐隐感到的不安？我的周围是一群志向高远的青年，在新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鹏程万里，而我呢？虽然在学习上我仍名列前茅，但政治上我却对自己少有信心。回想起来，有三件事令我尤为自惭形秽，这就是雷锋叔叔、劳动课和忆苦会。
雷锋叔叔在60年代初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伟大的普通一兵，他爱党爱毛主席胜过爱被旧社会夺走生命的亲生父母，时时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同志春天般温暖。他生活异常俭朴，部队发的一点儿很少的津贴被他一分一分积攒下来，匿名捐给遭了水灾的人家，一捐就是几百元。类似的好事不胜枚举。雷锋还写过一本光辉的革命日记，如果把他当作一百分的话，我永远也达不到一百零一，和他相比，我八十九十都做不到。一事当前，下意识地我总是先为自己打算，然后才有可能顾及他人。此外，如果我说话不欺心，我怎能保证我爱党爱领袖胜过爱二姨和父母？于是我不免对雷锋叔叔暗暗怀恨，他那么完美无缺，使我无法不辜负老校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除了学雷锋，一零一中还有一门必修课，叫“劳动课”，每个星期整整一下午。上这门课的目的，据说是培养我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因为全体工人农民都热爱劳动，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好逸恶劳。我不敢怀疑这种理论，但这门课却使人觉得无聊之极。整个下午，我们将煤渣从校园的前操场抬到后操场，几星期后，也许又将这堆煤渣再折腾回来。这叫什么事儿！干完活后，整个人灰头土脸，别提有多不舒服。劳动课的那个下午长得漫无尽头，等下课时，我已是精疲力尽。结果连晚上也搭了进去，看不了书，干不了其它事。到头来这门课教给我的只是对体力劳动心生反感，进而怀疑自己。我总想知道我的同学们是否真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热爱这门课。但这种问题，我不便问他们，他们也不便问我。
在校园里劳动不算，每个学期我们还必须下工厂或农村去劳动两周。开始时我很是兴奋了一阵：过去我从没机会接触工农大众，现在我可以生活在他们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们谈心交朋友。多有意思！但事实证明我在一厢情愿。
每次我们下工厂或农村，总被安排住在会议室或小学校，白天还是跟本班学生一起干些基层单位硬为我们找来的杂活儿，晚上谁也不准离开住处四处闲逛。其实老师大可不必担心，我们还能闲逛到哪里去？在当地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谁会邀请我们去作客？晚上的时间真是闷极了。
到了后来，一听说要去工厂农村我就反胃，觉得这种活动劳民伤财，有百弊而无一利。从学生方面来说，我们得中断学习，离开家，天天睡在潮湿的地上，听凭蚊子跳蚤大肆吸血，临时伙房的饭菜难以下咽，无处洗澡，厕所也臭气熏天。而在接待我们的基层单位方面，我们帮不上他们的忙不说，还让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他们只好让本地的小学停课，让出教室给我们住，又得小心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对当地人简直是个大包袱，但下边谁敢抱怨？接待我们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完成。
到了1964年，突然间全国大讲阶级斗争。毛主席发出指示，各级领导紧紧跟上，大作宣传。一零一中在政治运动中从来都不甘后人，于是便请来了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给学生做大报告，以激发我们的阶级觉悟。在此期间我们听到了许多悲惨的故事，有些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记得听一位老贫农讲述他家如何在荒年卖掉他了年幼的妹妹：小妹妹才6岁，出奇的聪明伶俐，她知道父母要把她卖给人贩子了，就流着眼泪苦苦哀求：“爹，娘，你们不要卖我呀！以后我再也不说肚子饿了！我把所有的饭都给哥吃，我什么也不吃。求求你们了，可怜可怜我吧……”她的父母听了这番话也伤心欲绝，但实在没办法，一家人都在挨饿，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拿去换了几个银元。后来小女孩又被转手，不知是被逼为娼，还是做了大户人家的丫鬟侍妾。或许她根本没能活下来。她被人贩子拉走时含泪的乞求几十年来一直回响在哥哥的耳边。
另一位老贫农和他的寡母相依为命。有一年冬天，母亲得了重病，儿子没钱为她延医买药，母亲奄奄一息，儿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受罪。一大母亲从昏迷中醒来，喃喃道：“要是在临死前能喝上一口热糊糊该有多好……”当儿子的听到这里，奔到地主家求他们施舍一碗玉米面粥，但地主们都是铁石心肠，任他下跪磕头，仍不为所动。于是儿子只能在村里挨家乞讨，村民们都很穷，他很久才讨到一点儿吃的东西。等他跑回家时，母亲早就咽了气。她空着肚子，一个人死在冰冰冷的房间，儿子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不孝。
这种悲剧故事不厌其多。其中有一个曾给我惹下不小的麻烦。讲故事的老工人在旧社会是黄包车夫，有一次他病得厉害，而家无隔夜粮，不去干活，妻儿老小就没饭吃。老工人看看家人，只得咬咬牙下床去拉车。有人叫车了，是一位去戏院看戏的阔小姐。戏院很远，老车夫想快点儿跑，但他一会儿便上气不接下气，脚像踩在棉花堆上。汗水湿透了衣衫，他不但不感到热，还一个劲儿打颤。当他费尽全力把车拉到戏院门口时，戏已开场，阔小姐很生气，她根本不听老车夫的解释，一个子儿也不给就扬长而去。老车夫没有一丝力气再去和她争辩，一头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欲哭无泪。他很晚才两手空空回到家，家里冷灶无烟，孩子们失望极了，一家人抱头痛哭……
听到这里，我大为动情：“那阔小姐怎能这么残忍？没有一点人心！”如果换了我，决不会这样待人。我会像奶奶那么仁慈慷慨，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这个不幸的车夫，再给他雇一辆暖和的出租车送他回家，想想他的孩子如果见到父亲带回家可口的食物、崭新的衣裳，他们会高兴成什么样！他的妻子也会容光焕发，一下子年轻10岁！第二天，他家会有一位不速之客，是全城医术最好的大夫。大夫告诉他，有人已经付了钱，请他来这儿出诊。车夫的病很快就治好了，当然为他延医付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以后类似的忆苦会还在接二连三地开，我总是一边听一边胡思乱想。有时我任思绪悄然远遁，取代了报告者未完的故事，编造出了一个个我更加中意的新版本。我对这种神游八极的白日梦感觉美妙，可惜好景不长。有天我惊醒过来：故事中，我一直把自己想作是乐善好施的阔小姐，怎么我从未把自己跟工人农民来加以认同？
这一发现使我吃惊不小，我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立场大成问题。在阶级斗争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立场，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剥削阶级一边！幸好及时醒悟，悬崖勒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以后我可得好好管住自己的想象力，别让它再出格了！
后来我便将这一插曲渐渐淡忘。就在我对自己稍有一点信心时，一零一中又开展了一场新的运动，叫“暴露第三层思想”。何谓第三层思想，我们的政治老师如是说：“第一层思想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老师同学；而第二层思想你只会关起门来向最知心的朋友透点儿口风；至于第三层思想，它仅仅在你脑海中闪过。很多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然而你一旦抓住它，仔细剖析，你会大吃一惊。你不会向任何人承认你曾经有过这样肮脏、这样反动的想法！”
政治老师接着说：“这第三层思想最危险。像癌细胞潜伏在你的体内，如果你不声不响把它掩盖起来，遇到合适的气候这种思想便会发展，会迅速蔓延，会害了你，毁了你！”听到这里，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老师话锋一转，语气又温柔起来：“对第三层思想，你怎么办？比方说，如果你发现身上有个肿瘤，你得告诉医生，让他给你治疗，开刀也好，吃药也好，只有医生是专家，最能给你对症下药。好了，我现在要你们认真找一找你们的第三层思想，把它写下来，下星期将报告交给我。”
他的话在我心中掀起一场风暴，我想到自己对劳动课的反感，想到我在忆苦会上编的那些故事，我知道我有“第三层思想”！我该怎么办？要不要写下来交给政治老师，还是装作没那回事？我若隐瞒它们，是不是对党不忠实？但如果老老实实，竹筒倒豆子，不免授人以柄，我怎能傻到这步田地？
我平生第一次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那时我才14岁，而我所受的教育又使我坚信老师总是对的。我父母会有偏见，会犯错误，但老师不会。特别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在我们眼里，他几乎是党的化身。我还听同学说他简直神了，可以看穿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这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的同学们也都不笨，他们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说不定他早已把我看穿，知道我的灵魂深处藏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