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精一阵狂风活活攫了去。但我知道我没事儿，二姨在身边呢！她用两只手臂把我搂住，我相信二姨爱我一如小姑娘的妈妈爱自己的女儿，二姨也是智勇双全的人物，比小姑娘的妈妈毫不逊色。将来不论遇到什么神通广大的妖魔鬼怪，二姨也能把我给救出来。
儿时岁月留痕的另一景是伯尔尼郊外的人行道。春雨绵绵时节，路面上蚯蚓爬出爬进，我不敢伸脚往下踩。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就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真喜欢这种感觉！父亲当年三十才出头，高高瘦瘦，衣着考究，我很为他自豪。他大步流星，轻快地走在人行道上，三下两下便超过其他行人，还不时地将我左右晃动，我挺怕，死命搂住他的脖子。
我怕的东西，除了蚯蚓，还有很多。大人们在家冲厕所都得事先发出警报免我受惊，二姨更是得看清楚我不在厨房才敢将菜下到热油中炒。小公园里的滑梯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上到顶的，对秋千也退避三舍；翘翘板还能尝试，但也只能很慢很慢地升起，且决不能让我的脚离地太远。唯一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要算房前草坪上的沙坑了，我每天做的沙糕比对面马路法国面包房出炉的还要多。
雪霁的冬日，母亲有时会带我去屋后一个小斜坡玩雪撬。我穿一件小巧的白色毛皮短袄，母亲则穿墨绿色的羊绒长大衣，新下的雪松松软软，地上留下母亲和我一大一小两行脚印。我们经过一棵树，红透了的苹果还挂在枝头，树叶却落光了。玲珑的小鸟啄着这些果实在玩儿，母亲向鸟儿打一唿哨，鸟儿竞也喳喳作答。我们这就走到了斜坡，雪橇开始滑动，凉风扑面，我紧闭双唇，敛住呼吸。害怕的眼泪不由自主淌了一脸。
二姨说我4岁那年我们真的有过一次大难临头。“5月的一天，”二姨说，“你爸你妈带了我们去山上的湖里划船，那天天气真没得说，有太阳，又暖和，你爸打起了瞌睡，小船就自个儿飘呀飘的。突然你爸看到一块警告牌，写着下游是瀑布。他这下醒了，猛地坐起使劲往回划。但这时已经很难了，湖面已经变窄，像条大河，水流得很急。你妈也起来帮着划。太阳慢慢下了山，周围看不到一条船，我们都怕极了。
“我紧紧抱着你，心想要是我们真掉下那瀑布，我就跟你死一块儿了。那一刻，我真后悔离开家乡北京跑到这么远的外国来，要是咱们死在这儿，可成了回不了家乡的孤魂野鬼了！
“那会儿，你妈也沉不住气了，她不停地骂你爸，你爸后来也不耐烦，两人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但他们嘴上吵架，手上还是同心协力拼命加劲把船往回划。”
“后来怎么样了？我们掉下去了吗？”我问。
“当然没有，你这傻丫头！一艘汽艇来把我们的船拖了回去。”
“二姨！我那个时候很害怕么？”
“你倒没有，”二姨说，“你那时呼呼大睡呢，我没把你弄醒。”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到了真正危急的关头，我是唯一一个不感到害怕的。我倒乐意听到这个结果。后来我父母带我去的地方渐渐多起来：公园，餐馆，戏院等等。这些地方我都爱去，倒不见得是我长大了，有了品味，而是我感到外出时别人喜欢我。多年后我们谈起往事，母亲也认为当时的我人见人爱。
“大家喜欢你是因为你那时候特别乖，”她说起来不由得生了气，“想不到回国以后你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究竟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无言以对。到了7岁，我的脾气的确开始变坏。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再做乖孩子了。
我是5岁那年随父母回国的。我们一家包了火车的一个软卧包厢，爸爸。妈妈、二姨和我各睡一个卧铺，我的弟弟小炼还不满一岁，睡在二姨铺下的摇篮里。白天，我整天贴着车窗看风景，欧洲繁华的大城市一个个离我而去，冲上前来迎接我的是西伯利亚和满洲里一望无际的荒原。荒原上有黄色的花，蓝色的湖，六月飘雪，莽莽林草延至天的尽头。旅途用了整整半个月，火车最后在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嘎然停下。
我们回到了王府井的奶奶家住下。爷爷早一年已死于肺癌，现在奶奶成了一家之主。其实即使爷爷在世时，奶奶也早已是这个大家庭实际上的当家人了。
3 奶奶的故事变成了恶梦
在我记忆里，奶奶的家一直是1956年时的模样，那时我们一大家人——奶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媳妇、四个孙儿孙女——都住在这儿。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奶奶家的旧貌已荡然无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六户自称“革命群众”的人家未任何人许可，强行搬了进来。他们把患糖尿病卧床不起的奶奶赶到了一间连一扇小窗都没有的储藏室去住，在旧社会，那是连下人都不会住的房间。5年多时间奶奶就一人躺在那儿，直到最终孤独地离开人世。
而那六家人却大模大样瓜分了奶奶的家。一住进来，他们就砍倒了奶奶种的牡丹红，铲了姑姑栽的月季，把游廊封了堆杂物，在院子中间搭起简易厨房，信手拈来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水泥、半截子的砖、三合板、油毛毡。整个院子丑陋得不堪入目。
时光倒流到1956年我们刚从瑞士回国那会儿，奶奶家仍未失其古典美。院落中，四排平房都用青砖灰瓦和上漆的木柱建成。平房前面有廊子，晴天可在此纳凉，雨天则赏雨景。廊子两头连着游廊，游廊的横梁上的花鸟山水，还是太爷爷活着的时候请高手画的。岁月的刻蚀已使雕梁画柱大褪其色，倒是栏杆的扶手被人坐得光溜溜的。游廊之外，灰色的砖墙围住整个院子。老北京城里，这种被称作“四合院”式样的建筑无处不在。
奶奶的四合院里共有三进，第一进中临街的平房是“下房”，这排房比宅中其它房子略矮，窗户面北，冬天晒不到太阳，夏天吹不到凉风。听说我太爷爷在世时，此处住的下人有十几口，除了佣人、门房，还有司机、裁缝、园丁。有位从扬州雇来的厨子颇让众人眼红，因为他一个月能拿一百块银洋，这在20年代的北京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扬州厨子烧得一手色香味俱佳的菜肴，父亲却不欣赏。父亲上大学时就偏爱在下房就着咸菜吃窝窝头。他和佣人一起吃饭聊天，从他们那儿学到许多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他了解到旧中国劳动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社会是如何毫无公正可言：富人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穷人当牛做马，潦倒一生。很多人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自己肚子，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到上了岁数，血汗被榨干，就只有倒毙街头，连一个亲人，一口棺材也没有……
父亲在下房吃了两年窝窝头，思索着他所目睹的不公。最后他决定：坐而思莫若起而行。他毅然离开北京到了晋察冀，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在父亲的憧憬中，新中国自由平等，人人有其尊严，没有剥削压迫，没有主人仆人，大家亲如姐妹兄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奶奶家遣散了所有的佣人。只有两位老太太例外，一位我们都叫她老奶奶，是姑姑的奶妈，另一位是奶奶陪嫁的丫鬟，是奶奶的父亲早年从南方买来的，她们都坚称自己生是奶奶家的人，死是奶奶家的鬼，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奶奶只得让她们留下。我见到她们时，已都是70开外的人了，白发苍苍，脸似核桃，背驼腰弯，尖尖的小脚。家里谁也不让她们干活了，但她们总闲不住，包揽了洒扫庭除家务种种，而她们还真是帮手，所以那时奶奶只须请一个壮年女佣，日间给这一大家子人买菜做饭即可。
奶奶家另外三排房屋算“上房”，高且向阳，冬暖夏凉。第一进的上房是客房，近街，也近佣人房，既方便客人，又不碍着主人家的私隐。虽然过去中国人的字典里找不到私生活这类词，奶奶家的房屋格局使我相信国人嘴上不说罢了，心仍系之，只是这种主客空间上的疏隔迹近奢侈，非大户人家不能尽情享受。
1956年我的外祖父母从上海搬到北京，就住了奶奶家的客房。当时我的舅舅考上了北外的俄语系，外祖父母想住得离两个孩子近些。俄语在5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人人都想学，连我父母也赶时髦学了一阵。可此景不长，几年之间，老大哥成了修正主义者，贸易中断，专家撤走，俄语失宠。舅舅的很多同事找不到工作，只好改行，英语又热门了起来。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事升沉，殊难逆料。
第二进院子由奶奶自己带着未嫁的姑姑住，姑姑是医生，当时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据说她在从业前读了整整8年的医科大学，读这么久的书真令我难以想象。1956年姑姑30多岁，肤色白皙，面容和善，言语温柔，男女老少朋友众多。每逢星期日朋友们就来看她。有些是她的同行，有些则是她妙手回春的病人。他们就在游廊里坐了啜茶，高谈阔论。说笑的声音，隔老远都能听见，那是人们还没学会关起门来轻声密谈的年代。
没人上门时，姑姑则穿上蓝罩衫，在院里忙她那些花木。她和奶奶都喜欢莳花弄草，两人把最宽敞的第二进院落辟成一个大花圃，从早春到暮秋，花圃里迎春、丁香。紫燕兰、牡丹、月季、菊花等流芳溢彩，常开不败。
家里的饭厅也设在这一排。饭厅很大，朝南有一排窗，北墙还隔出一小间，这一小间房没有窗，顶上吊了盏15瓦的灯泡，白天晚上都是黑黢黢的。1949年以前这间房用来储藏食物。那些年，市面上米面时时因战事突发而告缺，随之价格暴涨。北京的大户人家因都存了粮油以备不时之需。到了50年代，粮价稳定，储藏室遂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若非文革时发生在奶奶身上的事，我压根儿就忘了家中还有这么一间小房存在。
我家和叔叔家合住最后一进院落。我家住东头，叔叔家住西头，中间是颇为幽暗的过堂问。
我有两个堂兄弟小牛和小强，小牛比我大一岁，小强比我小一岁。我对小牛极其佩服，因为他是个攀爬太湖石的好手。太湖石产自南方，几千年太湖的浪蚀风化使它们千疮百孔，具有一种独特的病态美。过去人们不惜千里迢迢将它们通过大运河运至北方，装点皇家园林和大户人家的庭院。奶奶的院里就有若干这样的大石头，其中三块最有味道，瘦皱露透兼备，放在第二进院落的游廊外，其余的则堆砌在第三进院落中间一棵老槐树下。太湖石因其多孔，使我很容易就跟小牛学会了由此爬房上树的秘诀，也使捉迷藏玩出许多花样来。从此，我就告别了那个只敢在沙坑里扣沙蛋糕的安静而腼腆的旧我，变得胆大妄为起来。
奶奶家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硬木制的，柜子高及屋顶，桌面床侧镶嵌了大理石，石板上自然形成的黑白斑驳的纹路看上去就像一幅幅传统的山水画。床栏、条几。圆桌、方椅四周的木头经过精心雕琢，其图案有的状若云霞，有的状若波浪，又有的状若松枝或蝙蝠。奶奶房间中有一面香樟木雕成的隔断，我曾久久站在这木壁之前意会出花瓶、画扇、香炉、挂轴等等图案。听说这面墙是前屋主溥雪斋设计的，博是一位晚清艺术家，沾点皇亲国戚。夜幕降临，木料的幽香，总被奶奶供养在瓷瓶中大把雪白的晚香玉盖住。
晚香玉的清香于是常使让我回忆起奶奶讲过的故事和灿烂的夕晖在奶奶家的庭院中投下的长长的影子。奶奶早年跟塾师读过书，我在她的床头不时见到像《唐诗三百首》和《红楼梦》之类的书。但奶奶讲的故事都是真事儿，不是书里看来的。
听了奶奶的故事我才知道她的祖先是蒙古旗人，原本生活在东北。他们世世代代都是牧民和好猎手，在马鞍上生，在马鞍上长，在马鞍上死。广袤的草原任他们的烈马驰骋，他们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他们一诺千金，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一句侮辱，他们会让对方白刃进，红刃出。
1644年，旗人一路杀向南方，长城也挡不住他们的铁骑，不久便饮马南海。奶奶的祖先必是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因在清朝建立之后，他们的后人世代高官厚禄，并与皇室通婚。又过了两百来年，奶奶家不再有骠勇骑手降生，他们鲜红滚烫的血液日渐稀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家族不再尚武，男儿成了文官，女儿成了闺秀。
奶奶的祖父官至刑部尚书，官居一品。但奶奶说饶是这样，老人家日子过得并不舒坦，因为他是个老迷信，坚信所有的人死后都会变鬼，善终之人变无害之鬼，或呆在阴间，或投胎转世，与人无犯，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