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黑人矿工参加，但政府采取挑拨种族关系以分而治之的策略，结果发生了反非洲人的屠杀，最后罢工惨遭镇压。1929年11月，约翰内斯堡举行群众集会，反对各项反非洲人的立法。1931年5月1日，约翰内斯堡8000名欧洲和非洲工人举行联合示威。
所有这些斗争都反映了非洲工人对现状的痛恨，而约翰内斯堡的矿工又首当其冲。每当曼德拉听到这些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时，总是暗自发誓，要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曼德拉在矿上果的时间并不长。很快，荣欣塔巴的一个代表跟踪而来，曼德拉只好又再次逃跑。他很快在亚历山大找了一个房间。亚历山大是位于约翰内斯堡东北15公里的一个小市镇，是容许非洲人购置地产的少数地方之一。因而这个市镇发展很快，到1943年初人口已达6万。这里的物质条件要比约翰内斯堡差，但人文环境则比他原来住的地方要好。光着脚丫子的黑人孩子在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兴致勃勃地踢着球，害羞的小女孩抿着嘴望着你微笑。曼德拉爱上了拳击，为了提高身体素质，他每天坚持跑步。
他住的房子条件很差，铁皮做的房顶用石头压着，每到下雨就漏个不停。为了帮助他完成中断了的文学学士学位学习，他的叔叔给了他一小笔钱用于函授学习。然而，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曼德拉很难集中精力。房子小，人来人往，加上没电，他只能每天晚上点蜡烛熬到深夜。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建议他去找“西苏鲁一家子”想想办法。“西苏鲁是谁？”曼德拉好奇地问。“他也是特兰斯凯来的，在搞房地产，他很有办法，又乐于助人。我带你去见见他。”曼德拉高兴极了。他早就听说过这位同乡，但一直不知道他的背景情况，更不知道他喜欢帮助人。
沃尔特·西苏鲁是一个混血儿。他来自特兰斯凯的恩科波，从小由母亲、叔叔和矿工们带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白人工头，当他在恩科波监督修路时生下了这位日后要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路修完了，他又走了，再也没有认过这个黑人孩子。因为是混血儿，他的皮肤要比其他孩子的白一些，这使他特别难堪，同时亦使他从小对白人更加仇恨。他的未婚妻阿尔伯蒂尼总是开玩笑地安慰他，要他不要自卑，“这有什么关系？大可不必为你的皮肤过于敏感。要知道，我的皮肤黑得足够我们两个人用。”他信奉过宗教，崇拜过日本人，参加过奥兰多兄弟会。直到1940年，他才最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两人一见面，沃尔特就喜欢上曼德拉：“我以后就叫你纳尔逊吧。你搬到我这儿来住吧。你看，我的未来的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这些亲戚，她们都挤在这儿。你可以在我的事务所工作，每月我付给你2英镑工资，外加佣金。行吗，纳尔逊？”曼德拉高兴极了。他确实是运气好，碰上了沃尔特·西苏鲁这样的大好人。沃尔特自己并不富裕，但总是想尽办法帮助其他黑人。阿尔伯蒂尼不止一次地抱怨他将自己身上仅有的衣服又送人了，他总是笑着解释，他永远也忘不了他睡在东伦敦佣人区地板上过夜的日子。有一段时间，他竟然一个人拿着刀子在街上巡逻，以对付那些威胁路人的强盗团伙。还有一次，当他坐在去奥兰多的火车上时，他亲眼看到一个白人列车员没收了黑人的月票。因为车票很贵，黑人苦苦哀求，要求把车票还给他，那白人一脸傲气，爱理不理。沃尔特实在看不下去，便和列车员讲理。谁知那白人竟然打了他一拳。他忍无可忍，狠狠将那白人列车员揍了一顿，直到车上保卫人员将他抓起来。后来为这事他还蹲了监狱。
曼德拉和西苏鲁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西苏鲁比曼德拉大6岁，他在18岁时便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层领导人中，他学历最低，但他的丰富阅历是无人可比的。在乡下时，由于叔父早死，他16岁即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种植庄稼，放养牲畜。行过成年割礼后，他决定出去闯世界。到了约翰内斯堡后，他首先干起了矿工。这种经历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清晨起来，坐吊车下到离地面1英里的地下坑道，用丁字镐和铲子使劲挖着，后面是白人监工催命般的叫喊。矿工不许把食物带下矿井，只能带上能提神的麦特酒。他们在早晨吃过饭后，一直要顶到晚上下工后才能吃饭。“我刚到矿里的时候，很不习惯。一下班后就精疲力竭，想睡觉。我总是把晚饭匆匆地吃完，爬到木板上倒头便睡。矿井里空气混浊，气温与地面相差很大，很伤身体。”每当西苏鲁回忆起那段艰辛的日子，语气里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只会和矿工们一起发牢骚，有些年长的矿工们策划罢工时我的劲头最大，恨不得一下把这罪恶的制度踢个底朝天。”
“听说你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曼德拉好奇地问。“没错。”沃尔特·西苏鲁辞掉矿上的工作后，来到东伦敦为一个白人家庭当过帮厨。这段时间他读了一本英语语法书并旁听了一些政治会议。后来他又回到约翰内斯堡，在一家面包房工作。为了争取提高工资，他带领面包房的工人罢工。然而，老板用各个击破的手段，将每个工人都说服，在原工资的基础上复了工，而将他解雇了。随后，他在好几家工厂都干过，与不同的白人老板发生冲突，抗议不公正的待遇。但同样的结果使他极为沮丧。他只好静下心来研读英语。当他完成了四级课程后，他便兴致勃勃地为一家叫《班图世界》的报纸写起关于科萨民族领袖的文章来，这一方面逼得他进一步加强英语学习，同时也使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更为了解。
当他得知曼德拉一直就有学法律的志向，西苏鲁立即答应提供经济援助。这样，曼德拉通过函授课程取得了文学士学位。1942年，曼德拉又找西苏鲁借钱买了一套西服和一件毕业典礼穿的长袍，这是为在黑尔堡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准备的。随后，马坦齐马将曼德拉的母亲和姐妹们用车接到大学城。曼德拉一家人欢聚一堂，回忆起童年的时光，感慨不已。尽管曼德拉很想回库努去看一眼自己的故乡，但他不得不赶回约翰内斯堡，因为西苏鲁的办公室还等着他上班。
曼德拉逐渐在律师界活跃起来，并结识了一些白人律师。通过西苏鲁的介绍，他又在一家白人的律师事务所作为签合同的工读职员，即一边在公司工作，一边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学以致用的极好机会。随后，曼德拉又转到另一家薪金更高的白人的法律事务所。在这家公司里，有三件事他永远难忘，饶有兴味。他一到办公室，发现那些漂亮的白人打字员表面上都很友好。他刚坐下来，一位打字员就走过来向他说，“喂，纳尔逊，我们这里可没有种族歧视。茶放在柜台上，你可以用一个杯子。”然后她又补充说，“我们为你和拉代贝买了两个新杯子，你们必须用那两个杯子。”还有一次，当他正向一个白人打字员口述信稿时，一位白人顾客走进办公室来。这使白人女孩很不好意思。为了不让那位白人顾客看出曼德拉是她的上级，她从钱包里取出6便士递给曼德拉，傲慢地说，“纳尔逊，请给我到化学商店里买点洗发剂。”
也有一位白人同事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人名叫哈利·布里基希。哈利常和他谈起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并称曼德拉为“优秀而体面的青年伙伴”。但哈利也意识到曼德拉对政治一天天感兴趣，担心他这位黑人伙伴某7天会触犯刑律。有时，他警告曼德拉，“喂，纳尔逊，不要参与政治，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格外提防。”他做梦也没料到，这位黑人伙伴将有一天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带领南非黑人推翻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政权，并成为南非共和国的总统！
曼德拉选修的业余课程都是晚间上课，有时在约翰内斯堡的公众图书馆，有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里上课。他既缺乏必要的学习设备，又要受长途火车旅程和夜里11点钟宵禁的约束，每天晚上如此，这对他是一个新的考验。当时班上只有3个黑人学生，除了曼德拉和一位名叫杜马·诺克维的以外，还有博茨瓦纳的开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当时卡马刚从黑尔堡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了几个月后，就到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攻读法律去了。这也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塞雷茨·卡马在英国读书时，结识了英国小姐露丝·威廉士。在遭到家族保守势力反对后，他我行我素，与这位伦敦小姐于1948年9月结婚，并将她带回博茨瓦纳（当时称贝专纳）。其结果是他被中止酋长职务并被英国殖民政府逐出国外。从1950年起，他侨居英国6年，随后宣布放弃酋长继承权，于1956年以平民身份回国。·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政治，并于1962年创建贝专纳民主党，主张种族和睦，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1966年贝专纳独立，改名博茨瓦纳，他出任总统。1969年、1974年和1979年三次大选蝉联总统，在博茨瓦纳享有“国父”之称。他执政期间，博茨瓦纳成为非洲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至今享有“非洲小龙”的美誉。
当时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派林立，各种思潮竞相亮相。曼德拉所修的课程中有一门是哈罗教授讲授的。他既是律师，又是作家，但种族成见颇深。在课堂上，他公开宣传黑人和女人难以成为好的律师。但他对印度人颇有好感，认为他们在此专业上是有前途的。有好几次考试，曼德拉都没有及格，同班同学们大都认为哈罗教授的种族成见应负责任。另一位名叫布莱姆·费希尔的教师，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很受同学们的尊敬。他对提高黑人地位敢于直言，曼德拉特别敬佩他。有一次，在警察找曼德拉麻烦时，他特地赶来解围。
那是曼德拉第一次与警察发生冲突。那天，曼德拉与三位同班的印度学生登上一辆有轨电车。车上的白人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向印度学生叫喊：“你们怎么把一个卡佛尔人带到电车上来？！”印度学生很生气，告诉售票员曼德拉不是卡佛尔人（即“异教徒”），而是一位法律系学生，因此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资格坐电车。售票员将车停住，叫来警察。警察将四个学生一起带到警察局，并要曼德拉拟定一个声明，声称三位同学将他“架到了车上”，曼德拉严词拒绝。有一个同学赶紧给费希尔老师打了电话，因为他父亲是奥兰治的法律协会主席。费希尔立即赶到并答应第二天在法院上为他辩护。四位学生很快就被释放了。这一事件使曼德拉深深地体会了种族主义政权的荒谬和罪恶，这更坚定了他为自己民族而战斗的决心。
1943年，曼德拉亲眼看到了一场黑人联合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在南非，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及种种限制，在住宅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即工资最低的人不得不住在离工作场所最远的地方。曼德拉曾经住过的亚历山大镇就是远离约翰内斯堡的一个黑人居住区。每天早晨和晚上，非洲黑人排着长长的队等着搭公共汽车去城里上班或是从城里回来。直到1943年8月，单程车费一直是4便士。后来，各公司以战时物价高涨为理由，在运输局的同意下，将车费提高到5便士。非洲人当即加以抵制。15000名非洲男子和妇女排成长达3英里的队伍步行到约翰内斯堡去上班，干完一天苦工后又步行9英里半回家。当时除了有几辆汽车和货车供年龄较大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使用，大部分人都是靠两条腿。
这一次抵制公共汽车的斗争持续了9天，公司让步了。曼德拉兴致勃勃地指着报纸对西苏鲁说，“你看，这下他们不得不让步了。”西苏鲁笑笑说，“可能没那么容易。”他认为白人诡计多端，对付罢工和抵制等形式的反抗很有招数。果不其然，政府派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根据工人的工资或者甚至根据家庭总收入来说，交通运输费用超出了非洲工人的支付能力。”然而，还在报告发表之前，汽车公司已由于“紧急情况”，重新把票价提高到5便士，并建议非洲人向雇主去要额外的交通费。亚历山大的居民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对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如临时工、洗衣女工、儿童、探亲访友者和寻找工作的人来说，解决不了问题。同时，这还可能导致亚历山大的居民失业，因为雇主宁愿雇用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人。
非洲工人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