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我的老天！我走出掩蔽部，岛的模样都变了，石头全成沙土了，一脚
踩下去，暄暄乎乎的，随手抓一把都是炮弹皮。师政治部主任李平说：哎
呀，青屿这个岛被打得真够可怜的。
我用一部电台监听敌人通信联络。大担只要一叫：“兰州、兰州（大
金门），1号（大担）呼叫，1号呼叫！”我就知道又要干我们了。那天晚
上，大担说：“兰州，今天我们干得不错，摧毁了6号（青屿）一个阵地。”
我心说：去你妈的摧毁吧！连夜我就用松木把三号工事修复了，第二天又
和他们对着干开了。
解放战争我也打过仗，但还从未经过这样猛烈的炮火。炮弹在周围接
二连三爆炸，心也腾腾地跳。可时间一长，就麻木了，知道很危险，随时
可能死，倒也无所谓了，听天由命，死了算，不死就同龟儿子干！真正让
人难以忍受的，是环境太苦了。每天在潮湿的土洞里只能迷糊两三个小时，
伙食又不好，白天打仗，晚上还要抢修工事，搬炮弹，战士们确实挺不住
了。你想想，天天夜里运来三十几吨炮弹，组织四、五十个战士去扛，平
均每人摊到一千多斤，几百米坡路，上上下下需要来回扛十几趟。连发烧
39度拉肚子的战士都动员去了，没办法哟，人手不够。记得四炮长段友金
倒在路上就呼呼睡过去啦，怎么叫也叫不醒。我就狠劲踢他几脚，他一下
醒了，连说：唉，我错了，我错了。我当时有点后悔，是不是踢得重了？
战士们太辛苦呀！但硬着心还得下命令：不许睡，搬炮弹去！
青屿是金门的眼中钉，他打击的六个重点目标之一。炮战期间，若按
面积计算，我挨的炮弹最多，若按每门炮计算，我打的炮弹也是最多的。
打得大担北山把白旗都升起来了，升了没多大一会儿又收了回去。据传，
蒋介石都知道我们了，他说：“厦门那里共军有一个小岛，非常顽固。”
庆功大会上，军首长说：让我们为青屿英雄连队鼓掌。一片掌声，响
了足足好几分钟啊。我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回来向全连一传达，战士们都
哭了，说：组织上对我们这样关心，死在这个岛上也心甘。
我的那些兵，那帮战友，好哇，太好了！
一个叫刘发汉的战士上午九点多钟负伤，一块弹片从左眼角楔进去，
后脑钻出来。卫生员只能简单给他包扎一下。他疼得在那里叫，腿一个劲
儿地蹬。我安慰他：不要蹬，蹬了对治疗没好处，等晚上船来了，就送你
回后方治疗。他很听话，强忍着不叫，一动不动躺着。过了一会儿，他开
始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青菜叶子，到下午两点，他头一歪，不声不响牺牲
了。战士临死连顿好饭都没吃上，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堵得非常难受呀。
还有二炮长包书科，山东肥城人，左脸有个巴掌大的黑疙，初中毕业，
那个时候文化就算可以了。战前他正在师医院住院治慢性阑尾炎，听说要
打仗，坐着船就偷跑回来了。他写了一首诗表决心，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天寒水结冰，松柏永常青。艰苦环境里，战士是英雄。”他打仗确实很
勇敢的。敲敌人的高射炮，二炮连打了80发，都打在工事外围。我在指挥
所下令：停！他气喘吁吁跑来问：为什么让我停？我说：你他妈光会浪费
炮弹！ 他摸摸脑袋说：我再研究研究。结果加大表尺又打了40发，有6发
落进敌人工事，把目标摧毁了。1959年组织确定他复员，他坚决不走，写
决心书，再艰苦也要留队。考虑连队也需要一些打过仗的老同志，没让他
走。1961年，一个新战士下海抓海螺，被浪卷走。包书科跳下去救，浪太
大了，先一抽，又一个反冲，把他狠狠摔在礁石上，摔晕过去，淹死了。
我当时在南京炮校学习，听到他的死讯，难过得几顿没吃饭。
我现在年纪大了，每天早晨到公园散步，过去的事就在眼前一幕一幕
过电影，脑子里老是浮现战友们的身影。我每年都要回青屿去看看，我在
那里干了十年，那是一个忘不了的记忆。老了，想想过去，精神上好像有
些安慰。
我退休后生活还可以，一个月拿个五、六百块，比在部队时少个一、
二百块，说得过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住三房一厅，四十几个平方，
也可以了。有时也有怨气，但一想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干革命得了什么
嘛？就啥气也没有了。1947年一次战斗，我两条腿挨了机枪，左腿伤到筋，
右腿伤到青头。卫生员给我紧急包扎、止血。国民党反击，距我还有三、
四百米。指导员命令机枪班长把我背下去。班长说：我的班打得只剩两人
啦。指导员说：剩一个人也得把他背下去。班长就背起我跑，一边跑一边
说：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把你背回去。我的同乡贾乐开也替换班长背了我
一段。后来，打兖州时，卫生员死了，指导员和贾乐开打淮海时死了，机
枪班长打厦门时死了。救我的四个人，都先后牺牲，只有我活了这么多年。
战争残酷呀！想想烈士们，我挺知足了。
梁文科老人转业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退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渔港指挥部副指挥。
现在，你若到警备区或渔港指挥部去打听，知道梁文科这个名字的人已不是很多。但你如果到青屿去打听，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你：他是我们的老连长呀。每年，梁文科到青屿去讲传统已是新兵下连后的必修课。过了时间不到，连队还会派人去接、去请。三十几度春秋过去，他梁文科依然是青屿战斗集体重要的一员，他的名字已经和青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问题是，现在中国，福建，乃至厦门，又还有多少人知道青屿？
老人告辞。最后的话语是：你多写写烈士们，给他们扬扬名。甭写我，我很普通，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值当写。
站在旅馆玻璃窗前，看老人瘦削的背影踽踽远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用一节来写梁文科和青屿。
不仅仅是记录一个从万余发炮弹破片中走出来的普通人和普通小岛，而且是记录在毁灭性冲击波中立于不败的意志和信念。
4
午夜，炮战方酣。
一发燃烧弹在三炮阵地上爆炸，弹药库周围起火！
火是白色的，像一片耀眼的碘钨灯。烟是灰蓝色的，像一团团随风蠕动的棉絮。大火浓烟吐着几丈长的舌头，顺着弹药库的出入口往里窜。
又一发敌弹打中了交通壕上的掩体。猛烈的冲击波将火窒息，塌下来的沙石封死了弹药库的通道和出入口。
险情自然排除。
战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大炮又开始吼叫。突然有人喊：“不好，李士生（弹药手）被堵在弹药库里了！”阵地上的气氛顿时又呈现紧张。
所有可以暂时离开战位的士兵都冒着炮火奔过来。工兵五连指导员王邦德正在旁边阵地指挥抢修工事，也带着一排赶到现场。
没有谁下达命令。抢救战友就是命令。炮兵和工兵一起动手，锹挖镐刨，铲去了覆土，砍断粗梁，在弹药室顶端开了一个“天窗”。
洞口，冲出一股股浑浊的烟雾，把人熏呛得昏晕欲倒，鼻涕眼泪一起流。
王邦德屏住呼吸，强睁开眼，扒在洞口，打着手电筒往里照，隐隐约约发现离洞口五六步远的地方，李士生正头冲下趴在那，任凭众人大声呼唤也不动弹，恐怕早已凶多吉少。
三班长杨耀明把帽子往地上狠劲一砸，说了声“指导员，我下去！”撑住洞口就往下跳。王邦德赶紧用手电给他指路。眼瞅着他一阵乱摸，终于抓到了李士生，拖了两步，只来得及喊出一句：“拉不动啦！”便一头摔倒在地。
二班战士管在贤急了，在嘴上蒙一块毛巾，纵身跳下。弹药库内已没有多少氧气，浓烈的硝烟是掺杂了多种有毒气体的氧化碳，超量吸入，轻者，会伤及大脑及神经系统，重者，将危及生命。管在贤大声咳嗽着向里模，刚刚摸到班长，自己也倒了下去，前后还不到10秒钟。
王邦德在洞口看得真切，把手电筒往旁边人的手中一塞：“你们拿着！”跳了下去。同志们急忙围住洞口，也不管敌人的炮弹正在寻找目标，十几只手电一齐往洞里照，大家却在喊着：“指导员，小心呀！坚持住！”这时候王邦德已经抱住管在贤的腰，咬紧牙关一举把他托起来，对着洞口说声：“你们快往上拖呀！”又摇摇晃晃回过头去抱第二个。他拼着最后一点气力，把杨耀明也托了起来。洞口拉起杨耀明，王邦德便一头栽倒。
战士钟伯添跳下去，刚刚抱起王邦德，就全身发软，昏倒在地。
六班万金根跳下去，没走几步，也倒下了。
六班长黎木容跳下去，他动作迅速，麻利，终于把王邦德和两名战友托了上来。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人与救“救人者”的战斗结束了。其结局是为了抢救早已被毒气闷死的李士生，指导员王邦德牺牲，三班长杨耀明、战士管在贤等负伤。
战士们尤其怀念王邦德。他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因长期闹胃病，又长着一脸络腮胡，人显得格外的瘦、苍老，这副模样在十八、九岁年轻人居多的连队，倒具有了一种长者的风范。王邦德到底是“严父”还是“慈父”，战士们说不清，都说他平时好训人，训着训着有时候脏话就出来了，弄得人挺难接受。又都说他确实是全身心地爱兵，像攒下微薄的津贴费给伤员买鸡蛋，大热天拎着水壶挨着班给战士送凉茶，演习时全副武装还抢着背伤员这类事，他经常干。就在十几分钟前，他看到一个战士抢修工事磨破了手，还马上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命令那个战士戴上。士兵们回忆，有一次晚点名，他为个战士违纪而大发脾气，说着说着走了嘴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恨铁不成钢吗？我要不是把你们这一百来号人都看成我儿子，我他妈才不管呢！”
平时，没有人敢去触犯王邦德的“权威”，但并不等于对他就没有意见。连队发扬民主，有人尖锐提出：“指导员有军阀主义。”他虚心地在小本上记着，散了会，他把提意见的人拉到一边，悄悄说：“你小子以为找个妈妈婆婆来就能带兵吗？自古而今，没点‘军阀’还真治不了军哩！以后别吃饱饭撑的瞎提意见。”
王邦德突然间去了，报纸上的文章称他为“共产主义战士”。在工兵五连，没有人去细细推敲这样一个称号对于他是否贴切，工兵五连对他的评价是一片无言的痛哭之声。喜欢他得过他帮助的人哭，挨过他的批评、对他有意见说他有“军阀主义”的人也哭。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哭，待到给他开追悼会、下葬的时候又哭。工兵哭，炮兵也跟着哭。
一个基层指挥员，身后能得到那么多士兵的眼泪，那他一定得到了最崇高的奖赏。
蒙古族的传统认为，战场上，士兵的血是从胆里流出的。士兵的泪是从心上流出的。
我查阅了自8月23日至9月20日炮战最为激烈的一个月内，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往北京的战况统计，我军总共阵亡49名，失踪8名，轻重伤202名。
对于一场大战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况且只是对岸损失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伤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的。只要首先想到保存自己，安业民、王邦德今天大概正在安度晚年。
时光过去了三十余年，当和平的曙色映照着宁静的海峡，昔日的刀光火影早已悄然褪去之时，有人或许会问，王邦德和那些死者伤者所付出的价值是什么？
一位当年参战的中级指挥员沉思良久，用激昂亢奋的声调吟诵了悬于客厅的他书写的两对条幅。
一幅是：
勇为戎德，忠乃武魂。
另一幅是：
国在山河破，人逝正气存。
5
得承认，那场炮战中活着的英模，炮三师十七团四连二班三炮手胡德安该坐第一把交椅。
1959年，重伤初愈的胡德安到北京参加炮兵第二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高级首长们看望、合影、题词。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争着抢着请他做报告，一共讲了四十五场，听众达七万人次。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