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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声中，王若望和刘宾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姚蓬子也被戴上帽子。
姚文元有那么多公开发表的“右派言论”，“右派分子”的帽子早已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随时可以“光临”他的脑袋。何况，水有源，树有根，要“挖根”的话，那是很便当的——因为父亲受到审查，因为自己挨了批判。他的心中怨气冲天……
完全出人意料，姚文元不仅没有成为“右派”，他摇身一变，又成了“英雄”——一名震全国的反右“英雄”！
对于姚文元来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是他的历史的转折点……
突然跃为“新星”
六月十四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国震动，令上海震惊。
六月十四日下午，一辆轿车驶往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海格大楼”。车上坐着张春桥和“新星”姚文元。
海格大楼，原是德国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筹资建造的，因而得名“海格大楼”，也就是现今的静安宾馆，当年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办公的所在地。听说“庆施同志”召见，姚文元搓着双手，兴奋得不知该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才合适。
“唷，那么年轻呀！”柯庆施一边握着姚文元的手，一边问，“多大啦？”
“二十六岁。”姚文元赶紧答道。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哪！”柯庆施连声说，“你的文章，很老练，不象二十几岁的人写的。”
姚文元一听，有点紧张，马上说道：“我的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
“哈哈哈哈，”柯庆施大笑起来，“请坐，请坐。我是说，你的文章、你的思想，超越了你的年龄。”
姚文元的心，放了下来。他赶紧掏出笔记本，飞快地用笔记着。这时，他的双手才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你的情况，春桥同志都已经跟我说了。”柯庆施收起了笑容，开始了正式的谈话，“你的阶级斗争的嗅觉很灵敏，这一点很不错！”
姚文元的笔，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观点。我们应当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当前，反右派斗争刚刚打响，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你要争取成为一名反右尖兵，要不断写出《录以备考》那样的好文章。……”柯庆施用作大报告的口气，说了一大通。
姚文元只忙于记录，仿佛在听报告，忘了这是在跟书记谈话。
“以后，你常跟春桥同志保持联系。要随时了解来自党中央的声音。只有消息灵通，才能写出好文章。”柯庆施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坐在一旁的张春桥。
“我们早就认识。春桥同志给过我许多帮助。这一次，多亏他把要开展反右派斗争，要批判《文汇报》的重要消息告诉我，我才会写出《录以备考》。”直到这时，姚文元才想起应当说这样几句必须说的话。
张春桥坐在一侧，只是微微笑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他深诸柯庆施的脾气——不喜欢别人随便插嘴。
等到姚文元说毕，他才讲了一句他必须说的话“庆施同志象毛主席一样，历来是很重视抓阶级斗争、很注意抓报纸的。”
“以后要写什么文章，我让春桥告诉你。在报纸上，由你出面，比我、比春桥都要方便。”何庆施的这句话，使姚文元受宠若惊。
这是当时一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的姚文元，跟上海首脑人物的会见。从此，姚文元在柯庆施的记忆仓库中，留下了好印象。
从此，张春桥跟姚文元的联系，日益密切了。
发迹史上的里程碑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原来，那一阵子，毛泽东天天读上海的《文汇报》，关注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诚如他后来所批评的那样：“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师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当毛泽东打开六月十日的《文汇报》，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一篇并不醒目的千字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此文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的名字是“姚文元”。
姚文元的“偶感”，是由新华社五月二十五日一条很短的电讯引起的。电讯报道了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于北京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向他们讲话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姚文元比较了《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刊登这一电讯时的不同编排技巧，大发感叹，写成《录以备考》。
鉴于此文是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况且文章不长，特全文照录于下——“录以备考”：
录以备考
——读报偶感
姚文元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见就可以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以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日：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日：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彛舅档摹坝祷剐荨保橇硪恢衷颉Ｈ欢庵辽俨档沽艘恢掷砺郏骸靶挛诺谋嗯攀敲挥姓涡浴薄１嗯乓灿姓涡裕案魅∷琛奔词恰�
我是很欢喜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确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好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毛泽东看完，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加以转载毛泽东还嘱令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刊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国各地报纸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指出：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干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名，赞扬了姚文元的文章，全国瞩目。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他，一跃而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令人费解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这一天，姚文元除了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之外，还同时在《解放日报》发表《敌我之间》，在《劳动报》上刊出《关于青年的杂感》，那两篇却明显地表现出“右派”观点。同是一个姚文元，怎么会同时既讲“左”话，又讲“右”言？他到底是个“左”派，还是个“右派”？
其实，其中的奥秘并不费解：《敌我之间》和《关于青年的杂感》是好多天前写的，直到六月十日才得以发表。《录以备考》呢？是姚文元在六月六日开了个夜车，赶写而成。
又是张春桥给姚文元帮了大忙。六月六日上午，张春桥在电话里，把重要消息告诉了姚文元：反右派斗争马上要开始了，头一炮就要轰《文汇报》……
火烧眉毛。姚文元赶紧翻查《文汇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姚文元才算有了“灵感”：他注意起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那句警告式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被《文汇报》大大地缩小了！
他连夜写成《录以备考》，第二天一早亲自送往《文汇报》。
张春桥的消息果真灵通而准确：六月八日，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他写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派风暴，便从这一天开始。
本来，《文汇报》编辑部收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并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批评自己的文章？
然而，六月八日形势陡变，《文汇报》急于要登点装饰门面、紧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录以备考》，当即在六月十日刊出。
连姚文元自己，也未曾想到：这篇短文会受到毛泽东又一次的垂青！
姚文元见风转舵，一抹脸就装扮成反右“英雄”——如同他当年乔装打扮成反胡风“英雄”一般。
人们常常骂姚文元是“左”派。不，不，他的准确的形象是政治投机派！他，今天这么写，明天那样讲，出尔反尔，一切都是为了投机。一部姚文元史，便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的入党，他的反胡风，他的反右派，尔后他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