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把毛泽东的信，缝入羊皮袄里出发了。他一路日夜兼程，在长武县附近被两个特务所注意，抓住他搜查，搜出了藏在羊皮袄中的信。幸亏那个人是“土特务”，见信是写给杨虎城的，吓了一跳。汪锋也就趁机说自己乃是西北军派往红军的特工，倒是把对方懵住了。后来，特务同意用卡车“押送”汪锋进西安，使汪锋一路上省了许多麻烦。到了西安，汪锋把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杨虎城秘书。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两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时此际，毛泽东所提及的，尚是“反蒋抗日”、“抗日讨蒋”。杨虎城看罢，并未对毛泽东的信作出热烈的反应，只是派军法处处长张依中出面，招待汪锋住下，说是容他考虑一些时日。杨虎城为什么如此冷淡？其实，他读了毛泽东的信，是极度高兴的。但是，他不认识汪锋，生怕内中有诈——万一那封毛泽东的信是伪造的，而来者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事情就麻烦了。他不能不谨慎行事。
杨虎城急派手下的陕西省政府秘书崔孟博去天津。杨虎城知道，崔孟博是中共地下党员，而那时南汉宸正在天津。杨虎城要崔孟博向南汉宸了解，来人汪锋究竟是何等人物，是否真的由毛泽东所派。崔孟博抵达天津时，不巧，南汉宸外出，未遇。崔孟博于是前往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接待了他。王世英，字子杰，山西洪洞县人，刚过而立之年。他虽年轻，却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一年，他作为中共特派员潜伏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派出多名中共党员打入蒋介石的特务部门复后社。翌年，当新的特务组织蓝衣社成立时，他又派了七八个中共党员打入。后来他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才匆匆离开南京，转往上海，又转往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知道事关重大，王世英亲自随崔孟博前来西安。
崔孟博一到西安，马上告诉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说是他从天津带来了一位比南汉宸更为重要的人物。王菊人巧妙地安排了杨虎城和王世英见面：他先把王世英带到西安九府街杨虎城的别墅止园，让王世英坐在客厅东面的一间小屋里，然后把门反锁，带走钥匙，交给了杨虎城。中午时分，杨虎城说是要到止园午睡。待警卫们离开客厅之后，他悄然打开小屋的锁，入内与王世英进行低声密谈……就这样，杨虎城不仅与中共北方局有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从王世英那里得到证实，汪锋确系毛泽东所派。
杨虎城脸上狐疑的神色消失了。他终于决定亲自会晤汪锋。他跟汪锋热烈地进行了交谈。汪锋在西安城里住了一个多月，跟杨虎城进行了三次会谈。此后，毛泽东又频频派出密使，进入那座四四方方的西安城：一九三六年春，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炳南，被派往杨虎城那里，负责杨和中共之间的联络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写亲笔函致杨虎城，交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面呈杨虎城。二十六岁的张文彬，湖南平江人。他后来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于一九四四年死于国民党狱中，时年不过三十四岁，所以不大为人所知，曾任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这封信写道——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战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射向汪精卫的子弹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走笔行文至此，该掉过笔头，写一写本书的另一主角——蒋介石。那时的蒋介石，面临着三大对手：就国际而言，日军步步进逼，威胁着他的生存；就国内而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被他视为心腹大患；就党内而言，汪精卫跟他面和心不和，争权夺利日烈。
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三月六日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蒋汪体制”。然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阵突然响起的枪声，击碎了勉强维持了三年多的“蒋汪体制”……那天，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一步接一步进行着：清早七时，全体代表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上午九时，会议在中央党部礼堂开幕，由汪精卫作报告。汪精卫的报告不过二十来分钟。报告毕，一百多名中委走出礼堂，在门口拍照留念。中委们分成五排，前排坐，后排站。前排正中的两把椅子，理所当然是留给蒋介石、汪精卫坐的。汪精卫已经坐定，而蒋介石的位子却空着。等了一会儿，说蒋介石有事，不来拍照了。于是，九时三十五分，一阵喀嚓声之后，摄影完毕。就在中委们回身朝礼堂走去时，在记者群中忽地发出“打倒卖国贼”的呼喊，紧接着连响三枪，均命中汪精卫：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中背部肋骨。
汪精卫踉跄倒下。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懵了张静江，他连忙趴在地上。孔祥熙赶紧钻到附近一辆汽车底下。倒是张群镇静，回过身子一把拦腰抱住那开枪的记者。那记者这时又连鸣两枪。说时迟，那时快，张学良飞起一腿，踢掉了记者手中的短枪。这时，汪精卫的卫士，击倒了那记者。蒋介石闻枪声，带着卫士赶来。他来到汪精卫身边，半跪着，扶起汪精卫的头，那模样极为关切。正在淌血的汪精卫，以为自身性命难保，吃力地对蒋介石说道：“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时，正在一侧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对蒋介石不客气了。在她看来，拍照时蒋介石不在场，显然是蒋介石要对汪精卫下毒手。她当着张学良、陈公博、褚民谊等中委的面，对蒋介石大声说道：“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顿时，蒋介石如同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他只得强忍着，陪着陈璧君，把汪精卫急送中央医院救治。此事乃爆炸性新闻，马上被各报刊以醒目地位加以报道，标上“中央震惊”、“举国震惊”之类大字标题。议论如沸，蒋介石一时成了猜疑的中心。蒋汪之间，早已面和心不和，所以连陈璧君都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出那样的话，更何况别人会说是蒋介石杀汪！不过，也有明显的令人费解之处：蒋如要杀汪，何必当着全体中委的面杀他？其实，那天蒋介石见现场颇乱，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的一些地方实力派都带马弁二名，记者又那么多，生怕出事，便坐在休息厅里，不愿去拍照。汪精卫见蒋介石没有下来，特地去请他。
蒋介石对汪精卫道：“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希望你也不要出场。”汪精卫闻言，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事情果真被蒋介石料中。汪精卫一去，便倒在血泊中！杀手究竟是谁？当场被汪精卫卫士击倒的，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叫孙凤鸣。原本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他受伤颇重，送入医院已是垂危了。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虽然孙凤鸣被列为“要犯”，蒋介石下令全力抢救，以查清此案，宪兵司令谷正伦守在他的床前，但孙凤鸣只说那么几句话，再不愿说什么，于翌晨死去。此案惊天动地，自然要深究细查。后来，才弄明白，只是孙凤鸣、华克之、张玉华、贺坡光这四位青年策划的，并无大人物指使。孙凤鸣要刺杀的，原本是蒋介石。他们认为，蒋介石对日军步步退让，只有杀了蒋介石才能拯救中华民族。
谁知蒋介石诡诈多疑，那天不下来参加摄影，孙凤鸣便把子弹射向了汪精卫。
这四位青年中的华克之，如今年已九旬，仍健在。他后来奔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手下的秘密工作者。一九九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华克之传奇》，记述他传奇的一生。
那四位小人物，刺杀汪精卫。虽说汪精卫未死，然而重伤使他不得不暂离政坛，出国治疗。诚如一九二五年廖仲恺被刺，成了蒋介石晋升、夺权的绝好机会；这一回，汪精卫被刺又成了蒋介石独揽大权的绝好机会——虽说刺廖和刺汪，确实与蒋介石无关。刺客的子弹射向蒋介石的政敌，理所当然给蒋介石帮了大忙。
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是为召开“五全”大会作准备的。汪精卫遭刺后的第十一天——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十二月七日，则召开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副主席——主席虽是胡汉民，但受蒋排挤而在国外。蒋介石又兼任了原先由汪精卫担任的行政院长。这样，蒋介石也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汪体制”——“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局面，从此画上句号。这时，毛泽东在中共方面的地位，与蒋介石颇为近似：在党务方面，虽然名义上张闻天是总负责，但实际领袖是毛泽东；另外，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之一（虽然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此时是朱德）。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何香凝的裙和续范亭的血
蒋介石对于中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向来是一个“剿”字：对于井冈山一次次“会剿”；对于江西中央苏区五次“围剿”；红军被迫长征，来个前堵后截；红军到达陕北后，则来个“西北剿匪”。面对着日本的侵略，蒋介石的“名言”是“攘外必先安内”。此言出典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的《致全国同胞电》。同年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宣誓仪式上，对这一方针又作了如下解释：“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成功。”蒋介石把意思说得很明白，那就是只有先消灭中共，方能抗日。随着日军步步深入，国土成片沦陷，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对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不满愈加强烈。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忽地收到一个包裹，内中是一条裙子！是谁给蒋介石寄裙子？干吗给蒋介石寄裙子？包裹内放着署名何香凝的一首诗。何香凝，廖仲恺夫人也。她的诗，全文如下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以女服有感而作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消息传出，一时间成为新闻笑谈。刚刚爆过笑的新闻，又爆出哭的新闻：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南京中山陵祭堂前忽地传出一声惨叫，一位男子用短剑自戕，血流一地。他的司机急送他至医院，因抢救及时，才算免于一死。此人便是国民党“五全”大会代表、中将续范亭。他在自戕前，留下《哭陵》一诗：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
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续范亭的诗，道出国民党内抗日军人的心声，恰好和何香凝的诗相呼应。
何香凝赠裙，续范亭自戕，是中国抗日大潮中的两朵花。全国上下，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抨击日烈。最使蒋介石惴惴不安的是，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主席的胡汉民，原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右派，却居然发表与“攘外必先安内”相左的言论：“与其亡于日，毋宁亡于赤！”“宁挂红旗，不挂日旗！”蒋介石审时度势，意识到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