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 蒋对西安事变作了“书面对话”
在报章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
前文已经提及，此文在南京见报是二十七日，而在洛阳发表则是二十六日。此文刚一在洛阳
发表，迅即传入保安窑洞。——中共从国民党电台的广播中获悉。
毛泽东细细读罢，马上作出反应。二十八日，毛泽东写出关于《对张杨的训词》的评论，最初以《毛泽东对蒋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谈话》，二十九日刊载于中共机关报《斗争》上。此文后来易题为《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收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对张杨的训词》和《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一场特殊的“书面对话”。虽说《对张杨的训词》是陈布雷代为捉刀，但完全代表了蒋介石的意见，而毛泽东倒是向来自己动笔，无须秘书代劳——只是他的讲话稿要秘书整理而已。现把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和毛泽东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剪辑编排，形成一篇耐人寻味的“蒋毛书面对话”——
毛：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蒋：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
毛：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
毛：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蒋：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
毛：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
毛：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
蒋：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毛：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
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平生做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
毛：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番“书面对话”，为沸沸扬扬的西安事变降下了大幕。
不过，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中有一处伪笔，毛泽东未曾看出来，当时成千上万读者也上了当。蒋介石在《对张杨的训词》中称：“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之言将余枪决。”似乎《对张杨的训词》是在西安“囚室”中写成——其实是在洛阳连夜赶写而成！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又在演戏
西安事变虽说随着蒋介石回到南京而降下大幕，但是，戏剧性的“演出”，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着。
蒋介石是一位戏剧性的演员。他刚刚回到南京，孔祥熙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便发表通电：“兹幸蒋院长已回京，祥熙得仍在领导之下，勉效驱策，所有祥熙代院长职务自应即日卸除。”蒋介石本是行政院长，西安事变时由孔祥熙代理，这时蒋介石官复原职，乃是情理之中。可是，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为表明西安事变的责任，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他，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都要辞去！蒋介石要掼乌纱帽，其原因是西安事变使他太失面子。他回到南京以后说了一些自责的话：“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毁于一旦。”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剿匪”！不过，蒋介石的掼乌纱帽，只是演戏而已。
他“再三辞职”，未能获准：“经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加以慰留，但给假一个月借资疗养。”这是说，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的铁腕人物。
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抗日以及“今后我绝不剿共”，虽说迫于无奈，毕竟言犹在耳。回到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便发表他的谈话：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的力量，此种伟力……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前途称庆者也。
这表明他对于他的不抵抗主义感到“疚愧”了。毛泽东呢？西安事变使他大大赢了一步棋。他除了公开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之外，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达了内部文件《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
这一文件还指出：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显然，毛泽东的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正准备由小小的保安迁入陕北重镇延安的他，踌躇满志，力图扩大西安事变的成果。
蒋介石在西安受了惊，翻墙时受了伤，回到南京，南京又乱成一锅粥。老样子，蒋介石在遇上不顺心的时候，总是两步棋：一是“下野”，二是回老家。这一回，既然“给假一个月”，理所当然，他要回老家奉化溪口休养去了。当然，这一回他回老家，还有另一种原因：他的同父异母之兄蒋锡候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死去，他要回老家悼念。
蒋锡候谱名周康，字介卿，系徐氏所生，比蒋介石年长十岁。蒋锡候毕业于四明专门学校法政科，做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东英德县县长、宁波海关监督，人称“蒋监督”。据云，蒋介石在西安被拘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老家武山庙看戏。他患高血压症，吃了一惊，顿时，血压升高手冰凉，从此卧床不起。就在蒋介石回到南京的翌日，蒋锡候一命呜呼……
蒋介石本来就要回老家。这么一来，他更要回老家。不过，在回老家之前，他必须处置一桩极为棘手事：如何对待那位“犯上作乱”的张学良？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审张 赦张 幽张 1
张学良此人，确实令蒋介石颇为头疼：让他回西安吧，蒋委员长的面子往哪里搁？把他抓起来吧，舆论压力吃不消——他放了你蒋介石，又亲自送你回南京，你若把他抓起来，未免太不仗义了！左思右想，却又左右不是。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在南京演出了一出闹剧……
张学良的专机，在二十六日稍晚于蒋介石的专机飞抵南京。与张学良同机到达的，有他的七名副官和两名司机。
这七名副官是刘令侠、赵维振、王庆山、夏宝珠、刘云清、张庭艳、陈玉。两名司机是谭延斌、董拜瑞。
赵维振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据他回忆，一下飞机，张学良一行和宋子文一起，乘上宋子文的一辆汽车以及南京张公馆的两辆汽车，直奔宋公馆。
宋公馆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玄武湖畔鸡鸣寺北极阁，绿树蓊郁，幽雅宜人。宋公馆内有两幢二层小洋楼，宋子文把后面的一幢让给张学良下榻。
最初的日子，还算不错。张学良在南京走访亲朋好友，往来自由。只是外出时，总有两辆汽车跟着，一辆是南京警务厅的，一辆是军统局的，或坐便衣警察，或坐便衣特务。那时，说是“保护”张学良，倒也还是说得过去。
张学良还在宋子文的陪同之下，打牌、玩球，看来，他在南京的日子过得自在、潇洒。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在悄然策划着怎样“收拾”张学良……其实，张学良也已料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他。据赵维振回忆，二十九日下午，当张学良在宋公馆送别来访的张群、吴铁城、吴国桢时，张群对他说：“我们请你一聚。”张学良当即道：“要请赶快请，晚了可就赶不上啦！”
张学良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已意识到自由自在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三十一日上午九时许，宋子文带着戴笠来到宋公馆。戴笠通知张学良，要开军事委员会会议，马上就去。张学良随着戴笠走了。张学良到了那里，才知道不是开会，而是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对他进行审判！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为李烈钧，审判官为朱培德、鹿钟麟，军法官为陈恩普、邱毓桢，书记官为袁祖宪、郭作民。
审判长李烈钧为资深国民党人。他年长蒋介石五岁，江西武宁人，他早在一九○七年便加入同盟会，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后来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常委。
李烈钧在“九一八事变”后力主抗日，此刻蒋介石要他出任审判长审判力主抗日的张学良，他真是有苦说不出。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不久前曾刊载李烈钧的回忆录，他回忆道：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借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法庭，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为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么胆敢出此言？”张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现今，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尚可查到当年审判张学良的记录。据记录载，面对法庭，张学良作如下答复：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会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