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七七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显而易见，毛泽东所开列的这十二条，是蒋介石所万万不能接受的。
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明白，蒋介石是不可能接受这十二条的。
毛泽东在二月二十四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了一些颇为微妙的话：“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十二条，乃是一种“政治攻势”。
毛泽东索性把这“政治攻势”闹大：让周恩来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把这十二条干脆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要求国民参政会加以讨论！周恩来还说明，在这十二条未得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会议！在这一“政治攻势”面前，蒋介石显得被动。虽说蒋介石想约周恩来一谈，但圣诞节的那次谈话犹在耳边……于是，只好请国共谈判的元老张冲出马。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在参政会得了大面子
张冲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在反反复复的国共谈判中，他们建立了友谊。
张冲在二月十九、二十日两天，来见周恩来，并不断给周恩来打电话、写信，请求周恩来暂且撤回给王世杰的公函，以便给蒋介石一点面子，并由他从中安排周恩来和蒋介石见面。张冲对周恩来说：“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周恩来答曰：“反正已经半翻脸了。下一步不过是下讨伐令，全国清党！至于见蒋，必不能得出什么结果。”周恩来拒绝见蒋介石，使正在寻找台阶的蒋介石失去了台阶。可是，国民参政会的开幕日子已迫在眉睫。蒋介石显得十分焦急。无可奈何，二月二十五日，张冲只得在早晨急急拜晤周恩来，一口气谈了三个小时。当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描述：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张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彼此僵了三小时……张之唯一的要求，是出席参政会。
张冲差一点给周恩来跪下来了，还是不行。
周恩来摇头，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摇头；周恩来不松口，实际上是毛泽东不松口。
张冲要跪下，实际上是蒋介石要跪下；张冲求饶，实际上是蒋介石求饶。
翌日，张冲又来。显然，他又奉蒋介石新的指令而来。
果真，张冲降低了条件，说：“七位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可否请正在重庆的其中的两位──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周恩来依然摇头，说道：“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张冲又退了一步，说：“如果连董、邓都不出席会议，那么可否选毛泽东进入主席团名单？”周恩来答曰：“这岂不成了单相思！”张冲再退一步：“那就在董、邓两人之中，去一个人出席会议也好。”周恩来挖苦道：“国民党请客，被请者是‘奸党’，而且还要‘奸党’去捧场，岂有此理！”张冲连忙解释说：“骂你们是‘奸党’的人，不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说话的。”张冲所说的中央也就是蒋介石。张冲也请周恩来转告他的中央，亦即毛泽东。
周恩来答道：“一切谈判，我都报告中央的。中央说，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的希望是决不会有的。”
即便是周恩来如此严词拒绝，蒋介石在第二天还是说：“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蒋介石派张冲“三请”周恩来，周恩来仍拒见蒋介石！蒋介石无可奈何，又派两批特使，前去动员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依然无效。蒋介石明白，毛泽东是以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来表示对皖南事变的抗议。也正因为如此，他千方百计要拉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
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蒋介石的侍从室不断给王世杰打电话，探听消息，询问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三月一日上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当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写及中共的胜利：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地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
也就在这份电报中，周恩来骂蒋介石为“大流氓”：“如出席，太便宜这个大流氓！”当然，毛泽东这一着棋，使蒋介石尝到了皖南事变的苦果。三月六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说明》的长篇报告。这是他出于无奈，不得不对毛泽东提出的“十二条”作出正面答复。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十二条”作出分析：“综观他的内容，大概可分为‘军事’、‘政治’与‘党派’三部分。”蒋介石逐一进行答复。这样，毛泽东的“十二条”、中共的立场，也就广为人知了。关于中共，蒋介石称之为“在野党”。他说：“就党派来说现在国内党派，由于历史演进的结果，事实虽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分，以及各党大小与历史久暂之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尤其在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之内，更应该人人平等。”照蒋介石这么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在野党，而两党是平等的。这等于完全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平等的地位，而不再认为中共是“共匪”了。
蒋介石在讲话中，虽然指责了中共一番，但也不得不作出了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蒋介石又一次呼吁，请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出席会议。蒋介石说：“希望参政员诸君本着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精神，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使中国共产党能切实改变他过去的态度与行动，各中共参政员能在参政会内共聚一堂，精诚团结……”
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名义，致电中共七位参政员，再一次敦促出席会议。
毛泽东当即在三月八日，以中共七位参政员的名义，致电国民参政会，回敬了蒋介石。毛泽东在电报中虽未指名道姓，却尖锐地指责了蒋介石：“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唯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在。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
毛泽东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了不能赴会的原因：“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蒋介石实在被动透了。在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的情况之下，他还不得不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
毛泽东笑谓蒋介石是“阿Q主义”！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夫妇笑宴周恩来夫妇
国民参政会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说要约见周恩来——离那血肉横飞的皖南事变不过两个月！这一回，毛泽东骂蒋介石为“大流氓”了！毛泽东在三月十二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毛泽东可以说是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张冲称蒋介石是“吃软不吃硬”，其实蒋介石不是那么回事。恰恰相反，如毛泽东所言，蒋介石是欺软怕硬。毛泽东采取那么强硬的态度，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结果蒋介石反而软了，反而要约见周恩来！这一回，周恩来去了。为了缓和气氛，宋美龄也出面陪同。
那是在三月十四日。蒋介石一见周恩来，打哈哈，说道：“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可以谈谈。”由于翌日周恩来有一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所以如今可以从那份电报中查到蒋介石的原话。
周恩来写道：“蒋谈话目的在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蒋介石问起了毛泽东，向周恩来打听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写道：“（蒋）问延安有否电来，我答没有。他要我电延，问最近意见。我告他，问题总要解决才有办法。”然而，当周恩来一提起“新四军事件”（即皖南事变），蒋介石便“置不答”。于是，周恩来只能就一些小问题跟蒋介石谈谈，诸如发军饷、《新华日报》的发行等等。周恩来问起了叶挺。他说：“闻叶希夷已到，我要见他。”蒋介石即答：“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话不投机，双方敷衍着，冷冷地谈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倒是宋美龄出面，说是下星期请周恩来吃饭。这样，蒋介石总算跟周恩来见了面。
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如此估价蒋介石的这一次会见：“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
在接到周恩来电报的当天，毛泽东便从延安复电。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形势不容许他不让步。”看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比周恩来更正确些。
十一天后──三月二十五日，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由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谈判”，气氛自然轻松得多。一边频频劝酒，一边“讨价还价”。论酒量，蒋介石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论谈判，蒋介石也略输周恩来一筹。
周恩来刚刚离开宴席，便给毛泽东发电报：“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不管怎么说，这一回宴请，表明国共关系从大破裂的危险境地挽回了，从冰点开始回升了，从雨雪交加转为阴天，从怒目圆睁到略带微笑。从此，皖南事变掀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得以渐渐平复。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党内指示文件《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总结了蒋介石的手法，曰“一打一拉”。毛泽东这样刻画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共要用这样的方针对付蒋介石的“一打一拉”：“我党的方针，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毛泽东强调：“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既然要“以拉对拉”，蒋介石在“拉”中共了，毛泽东也就来了个“拉”蒋。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共同署名的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明确指出：“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毛泽东在七月八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则这样概括蒋介石的方针和中共的对策：“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成天跟蒋介石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