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退了使用铁制武器的部落人的进攻。亚述王国步兵高度组织，采用密集队形的作战方式，为波斯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所仿效。除开亚述王国外，铁器对战争和势力都同样产生了作用，削弱了凭借马拉战车兵的贵族统治，增强了像以色列这样的由自由农民和小地主组成的部落国家。但是，由于其侵略精神，加之权力又分散，这样的国家有其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因此，中央集权制的亚述王国又占了上风。并为波斯国家树立了榜样。
希腊装甲兵采用方阵的密集队形战术行动时严密一致，把步兵的作用提高到新的高度。这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把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注入政治之中。而三层桨划战船的投入现役，则更加强了这一倾向而且向民主化方向发展了。战船的使用使雅典人成为东地中海的主宰，而驱动战船的人只要有体力和统一协作就行。权力行使方面的事务扩展到城郊农民阶层以下，一直到城市平民，武器装备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改变，由游牧民族的专制向较为民主的权力分配方向发展。
公元前900年前后，也就是双轮马拉战车出现的一千年后，草原部落和开化民族之间的军事均衡再度打破，变得有利于野蛮部落方面。其原因是骑马作战这一新型作战方式的出现，骑兵能飞速前进占领地盘，运动快，行动范围广，这是任何其它兵种所比拟不了的。它能很容易地登山，通过山隘口，渡过河川，突进森林地等，这一切使草原牧骑明显占优势。到公元前600年，波斯人已经征服了亚述王国。塞西亚人向南扩张，凯尔特人向西挺进。秦国君王施行暴政，于公元前221年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公元200年至600年，蒙古人，日尔曼人，匈奴人，阿瓦人，马扎尔人等再度崛起，他们相互厮杀，你争我夺，战争风云席卷欧亚大陆，在战争的驱动下，掀起了一股泛基督教主义的浪潮。
随着文明世界盔甲骑兵的发展，形成了不利于轻骑兵革命的新均势。这种作战样式在里海南面的帕提亚最先出现，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人们培育出了一种体大、强壮的马种，这种马能负载相当多的装甲，足以防护坐骑和骑手被弓箭杀伤。身着盔甲的骑兵端坐马鞍上，沉着地与敌人对射。面对这种作战方式，草原部落的轻骑兵则只能冲撞。最后坐骑力竭，箭壶罄尽。在这个时候，身着全副盔甲的骑兵便发起冲击，轻易地将草原轻骑兵击溃。但游牧民族却不能采用这种作战方式，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贫瘠而无法饲养高大强壮的马匹。这类马匹的给养是相当大的负担，因此，中国人虽然知道这种马的饲养技术，但他们似乎避开了这样做，宁愿运用自己的轻骑兵作战方式，以较小的代价与部落民族作战。西方波斯萨珊王朝在公元200年前采用这种防御方式，并开始逐渐改变社会结构，使之相适应。在这种作战样式中可看到封建主义的启端。为了随时都能够进行局部防御，抵抗游牧部落的进攻，装甲骑兵广为分散地配置在乡下；为了维持这样一支强大的部队，每个骑兵编队都分给一个农村，归其管辖，以解决自身的需求。拜占庭帝国就采用了这种社会政体模式，在这里人们称骑兵为铠甲兵。从此以后，这一社会政体模式逐步向西发展，成为欧洲中世纪的特有的社会体制。到九世纪，说拉丁语的基督教国家已采用重骑兵。到了十世纪，他们已阻止或击退了凶猛部落的进犯。在树林很多的西面，铠甲兵使用的弓箭已被长矛取代，人们开始强调对敌方进行决定性的打击。骑士道在法兰克人中逐步形成，而农村庄园制则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分散，造成了一个拥有土地的贵族。
与此同时，迭接法制造船的发明为北欧海盗进行海上掳掠提供了工具。随着他们的袭击目标转向贸易，经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贸易路线也增加了。到了十六世纪，为争夺对公海的控制权，使欧洲强权的轴心移向大西洋沿岸，从而为欧洲争霸世界埋下了种子。
拜占庭帝国的铠甲兵战斗热情减退，使之很容易成为纪律严明、虔诚效忠的阿拉伯轻骑兵的战利品。公元632年后，阿拉伯轻骑兵大举出动，沿地中海和红海岸，穿过肥沃的土耳其帝国，将伊斯兰教带到了西南亚的高原地带。阿拉伯部落在其新征服的土地上派兵驻守，把其社会体制也带到了这种地方，但时间很短，很快又回到了伊朗式的拥有土地的军人贵族模式上去了。
草原部落不断地派出轻骑兵进行征战，到了公元1200年，土耳其人已统治了伊斯兰国家、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到1227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远征军由伏尔加一直打到阿穆尔河（即我国的黑龙江——译者）流域。到公元1279年，其继承人统一了全中国，而且将版图扩展到东欧、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等地，并于十三世纪九十年代征讨至旁遮普、爪哇和缅甸。这时，早先的远征军形式开始消失，蒙古人采用轻骑弓箭手，外加身着盔甲的重骑兵突击队作为补充，他们把狩猎中使用的远距离联络和管理方法用于军事，对高度机动的纵队进行密切的协同，在关键的时机和地点实行兵力集中。尖兵警戒、侧方侦察及快速传令兵的应用，赋予蒙古兵将领无比的部队指挥能力。1300年后，土耳其部队愈战愈强，土耳其人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不断向外扩张至印度和拜占庭，到了1500年已扩张到达萨瓦河——多瑙河一线。
枪炮的出现使骑兵常胜的局势逆转了。大约在1000年，中国人把火药用于军事。随着蒙古人的西犯，有可能火药也传到了欧洲。在条顿骑士对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的战争中，火药起了重要作用。而波希米亚人首领简·齐斯克则是首先在1419…1434的胡斯战争中有系统地使用了火炮。就基督教世界内部组合而言，火炮的产生敲响了骑士道的丧钟，宣告了躲在城垒石壁后面的大地主的自治权势末日的到来，早先那种权力广为分散的局面被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所取代了。这类武器威力大，能够摧毁像“最后决战之王”这样的堡垒，但是它的结构复杂，造价昂贵，只有皇家的金库才付得出这笔费用。在中国，枪炮和孔子学说增强了以往的中央集权倾向，使国家从1270年…1912年一直保持着政治统一。在日本，武士们则想方设法通过排斥枪炮来维持封建制度。手枪发展到相当有效的程度时，就为进一步粉碎凭借使用弓箭而建立起来的骑兵优势增添了力量。虽然枪炮问世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达到了弓箭那样的射速和准确度，但是使用枪炮不必象使用弓箭时那样花出偌大气力和需要偌高的技术。如果说枪炮的使用结束了欧洲重骑兵的一统天下，那么，就更可以说枪炮也给予了文明世界步兵以粉碎东方游牧骑兵进攻的手段。制造枪炮弹药，需要组织采矿、冶炼、铸造和化学处理等，而这既不是游牧部落力所能及，也不是其所好。1480年后，俄国的斯拉夫人占了上风。他们凭借人口稠密的本土基地所生产的火器和提供的兵力，驰骋亚洲，直捣游牧部落的心脏。1500年到1850年间的几个世纪里，封建主义战争几乎连绵不断，在毁旧创新的战争中培育出好战精神，促成了欧洲的截然优势，从而使世界成为欧洲人的天下。欧洲人拥有巨大的海军火力优势。十四世纪，威尼斯人首先使用舰载火炮。到十五世纪末，人们在舷边上凿炮眼，舷侧炮成为主要作战武器，在这方面葡萄牙人是打头阵的，他们在印度洋的海战中就表现出了这一点。欧亚草原的泛基督势力由于受到1507…1515年土耳其人的极大冲击而大大削弱了。欧亚大草原的重要性已被海上交通网超过了，从而世界活动的中心转到欧洲的大西洋一侧来了。欧洲本土，单一民族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其显著特点是拥有大规模的、进行过实施最佳火力展开机动训练的常备军。单一民族国家垄断了这一精锐的、耗费巨资的武装力量，从而诱使它与国外敌人进行不断的斗争。民族国家之间的这种斗争导致了技术上的螺旋式发展，在这一激烈不断的竞争中，各国都竭力谋求优势，上述这种军事组织形式为1640…1740年间形成普鲁士王国创造了条件。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沙皇一世开创了军人贵族，将其作为强国富民的工具，而彼得大帝则在1698年后将军队的运用引向了顶峰。
十九世纪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快速、广泛展开军队及在更大规模上指挥军队作战也就成为可能，因而，军队也就需要有更周密的管理和指挥系统。1853年，人们本着行政管理和军队指挥这一目的全盘考虑，设计印度的铁路系统。1886年普鲁士人显示出了其战略效能，随后，德国开始敷设自己的铁路系统，并以军事需要作为基本的设计准则予以控制。
普鲁士总参谋部建立，从事公开的作战计划活动，从此，社会秩序和工业基础与国家战争机器结为一体的纪元开始了。教育事业、工业生产以及国家的经济基础统统都是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设置和展开的，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而生产物资、训练、动员人员。
一个国家如果处在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战区时，其工业基础对维持国家进行战争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种国家工业基础限制着大多数国家对霸权的争夺。1850年时，英国称雄世界，与其工业优势相一致。但从1870年起，德国、美国开始在工业生产中处领先地位，工业的先进技术逐渐运用于科学领域之中。1917年，美国参加欧洲战争，而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政权，退出了欧战，这就标志着独霸世界的日子结束了。俄国、纳粹德国和日本都将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模式应用于各自国家的整个管理之中。德国妄图夺回对世界的支配权，但由于美国、英国和俄国的结盟而告失败。美国和英国在为生存而战的危急关头，实行国家总动员，对经济和军事部门采取联合的有计划管理。之所以会效仿这种作法，是因为人们广泛认为政府有能力而且有责任控制社会各部门，消除内部调整和外部冲击对国家机器的摩擦。
战后，由于大西洋沿岸欧洲沉默，加之精疲力竭，美国和苏联就乘机互相攻讦，竞相争夺对未来世界的控制权。如今，双方都拥有不可言喻的能力，都能够在很短时间内随心所欲地向世界任何地方输送巨大的、持久的毁灭性力量，因而，美苏对抗目前已形成僵持局面。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苏双方都拥有了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形成不稳定的均势，遏制了双方大动干戈，因此，战争一直是局部的，零星的，而且也是无规律的。虽然火箭核武器已将地球变成各向同性球体，使各种测地线变为长程圆，使地面的环境条件无关紧要，但是，唯一的真正的胜利在于对人民，对领土的控制，这依然没有变。而要取得对人民、对领土的控制，地球表面是必须予以置身其境的。由此可见，地面构成特征和军事地理学仍然是必须从政治上予以考虑的重大课题。
第二章 情报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
—— 《孙子·形篇 第四》
地图
战争中搜集情报，制订作战决心和实施作战指挥的最有效手段和图象显示途径，就是地图。从作战室到飞机坐舱，从舰只海图室到连部，地图都是用作记录和传送情报信息、筹划军队调动和指挥作战行动的工具。埃米尔·路德维格在论述拿破仑时写道：“战时，不管是长期驻扎还是短时间停留，不管是在战车上还是在军帐里，不论是在设营地还是在营火旁，地图总是紧随其身……。在他整个戎马生涯中，地图始终伴随他征战南北。图上布满彩钉，夜间则用二三十支蜡烛照明，图上还总放着一副圆规。地图是他做祷告的圣坛，是他这个无家者的真正之家。”
人们在头脑中将地表的基本特征，大致地勾画出来，运用抽象方法再现地理位置及其居民地，然后用平面图的方式转达给他人。这种技术，似乎是天生具备的。因此，儿童们十分自然地喜欢画图。在作战中，为使行动协调一致，必须对目力所及范围以外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以往人们惯用的方法是在沙子上用木棍画或者用较固定的标记将目力达不到的情况表示出来。侦察兵和间谍用这种方法来描绘不熟悉的地形和敌人的位置，而指挥员则用这种方法来判断情况和指挥作战。
在海盗行为、贸易活动和政治交易相互交织的年代里航海图既为军事也为贸易服务。如果说英国海军部因为航海需要而绘制出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