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坚决执行了国际路线的，成绩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容讨论，我想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周恩来平静地说。
“解决得了吗？”博古鼓起眼睛反问。“我认为，党内反国际路线的影响一直很大，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活动。许多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的。”
周恩来淡然一笑。博古不容他说话，又说：“难道韩洞庭只是他一个人这样说吗？不，从江西出发，我一路上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这些我不是不知道的。今天过了湘江，许多人竟然公开谩骂我和李德同志，因为他们不认识我，都被我听到了。他们简直是走了一路，骂了一路！刚才这位伤员，我本来好心好意慰问他，问他一些情况，没想到他竟当众污辱我……”他越说越激动，涨得满脸通红，激愤而又痛苦地说，“大家都这样看我，我还怎么领导，怎么工作？今天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我不是不难过不痛苦呵！恩来同志，我确实也没法向全党交待，向国际交待……”
说到这里，他那年轻的脸痛苦地抽搐着，头象要爆裂似地，他的手伸到腰间，抓住手枪，猛地抽了出来，对准了自己……
幸亏周恩来早有提防，手疾眼快，把手枪一把夺了过来，一连声说：“不要激动！博古，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
说着，将他的手枪交给博古的警卫员。但是，博古什么也不想再说，颓然地靠在那棵大树上，不言声了。
周恩来见博古的情绪如此激动，不宜再谈下去，就回过头说：“小兴国！你的水壶里还有水吗？”
小兴国立时递过水壶，周恩来亲自将壶塞拔去，递到博古手里，温和地说：“喝点水吧！问题以后再谈。我们得快点赶到油榨坪去，后面的部队还不知道是否过江了呢！”
博古喝了点水，清醒了些。周恩来让警卫员把他扶上马去，然后一同上路。这时，山谷里十分幽静，崎岖的山径上不时传出得得的马蹄声。
（二）
从湘江的浮桥上过来一副担架，颠簸在浓烈的硝烟中。由于飞机轰炸，担架走走停停，有时又被蜂拥前进的队伍挤到旁边，在队伍里就掉得愈来愈远。
担架后面有四个警卫员，一个挎红十字包的年轻医生，紧紧地跟着它，保护着它。
担架上躺着一个年轻人，约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容貌秀美，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颇有一点学者风度。他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如果仔细看来，就会看出他是在极力忍受着痛苦，仅仅是在下级面前才显出那种若无其事的平静。
他就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是头一年春天，在一座古庙里开会，遭到敌机空袭负伤的。伤很重，弹片把肠子打穿，后来又化了脓。没有麻醉剂，也得施行手术。整整八个小时，他的额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却没有吱一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文弱书生内在却如此刚毅。由于当时没能把弹片乱出来，腐骨没有清除，一直流脓，只好接了一根橡皮管子把脓排出体外。这样就不能不增加他许多痛苦。长征以来，他就坐在用青竹子扎成的担架上。经过两千余里的行程，几个担架员的衣服早已挂得破破褴褴的了。
这位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是十年前，也就是他十九岁的时候，投身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的。他的命运几乎是当时一般青年人都会遇到的命运。当时，他在芜湖的一个教会中学读书，由于看不惯外国校长欺侮中国人而参加了驱逐洋校长的学潮，紧接着就被开除。随后，家里又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子，他不乐意，这就跑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上了上海大学的附属中学。这个以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为校长的学校，却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共产党人在那里办学，这就是邓中夏。此外，瞿秋白、沈雁冰、施复亮等都在那里教书。王稼祥就从这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当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他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他聪敏好学，又有些英文底子，俄文学得很快。不到两年，他就作为高材生结业，经过严格考试，进入苏联造就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那时同学中能够同他比肩进入这座殿堂的，只有张闻天、沈泽民等人。一九三○年学成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支持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王明为了贯彻他那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就向全国各个苏区派去了钦差大臣。王稼祥也在这时，同任弼时一起化装成牧师，辗转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他就成为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和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常常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同毛泽东共事之后，竟合作得不坏，并且常常流露出对毛泽东的钦佩，这难免就使事情复杂化了。
现在，担架随着队伍进入一带密密的松林。飞机暂时看不见他们，人们的心情就变得舒缓一些。王稼祥也微微地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这时，他听见前面队伍里有几个人正在一边走一边窃窃私议。声音不算很大，但还听得清晰。
只听一个江西口音说：“王参谋，这到底是上哪里去呀？”
“不是说同二、六军团会合去吗？”一个福建口音回答。
“二、六军团在哪儿呢？”
“说是在湖南什么地方。”
“能够会合吗？”
“鬼才知道。”
“唉！”那个江西口音的叹息了一声，“前四次反‘围剿’打得多痛快，一次就消灭他好几个师，俘虏是成千地捉，光师长就抓了好几个；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搞糟了，连苏区也丢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不是那些‘洋房子先生’搞的！”“我看也是。”江西口音的说。“莫斯科的‘洋房子’又加上上海的‘洋房子’……”说过，哈哈大笑。
“还有‘独立房子’！”福建口音的也哈哈大笑。
“你常见‘独立房子’吗？”江西口音的停住笑问。
“怎么不常见，可是我怕见他。”
“也不过鼻子高一点儿，有什么可害怕的！”
“咦，那人长着一对猫眼，黄眼珠，一瞪可真吓人！”
“你少见他一点就是了。”
“我们这搞事务工作的，少见也不行。他三天两头叫去训我。难伺候呵！他挑警卫员要一般般高的，漂亮的；他的马要用香肥皂刷洗，备好马，他先用手从马头摸到马尾，有一点点灰，就要骂人。有一次，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为什么？”
“那一次，我骑着马去给一位首长送信，离他的门还有好远，就被他叫下来，大骂了一顿，问我懂不懂红军的规矩，你猜是为什么？原来是我过他的门前没有下马。”
“听说，‘独立房子’一天吃一只鸡？”
“鸡？还得有咖啡呢！”
“听说，他烟抽得也凶？”
“对，美丽牌的罐头烟，一天一筒。你看前边还给他担着整整一挑子呢！”
“这也太过分了！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都是吃筲子饭，一人一份，一点不能多吃，吃点南瓜豆腐菜，剩点菜汤加点开水一喝就完了，‘独立房子’怎么这样？总书记就不说说他！”江西口音的有点气愤了。
“唉，说他？言听计从噢！什么事都是‘独立房子’说了算！”
“哼，要不然他也许还不这样呢！”
说到这里，谈话停下来。好象彼此在思索着什么。
过了一阵子，只听江西口音的又问：“毛主席呢？”
“他不管什么事了，出发前听说住在一个山上。”
“现在呢？”
“听说他跟着中央纵队走，身体坏得厉害，现在不知道过来了没有。”
“唉，什么时候……”
话声停下来，好象彼此都没有再谈下去的意思。担架走出了树林。路上又是人流滚滚，尘土飞扬。王稼祥从担架上侧起头来，望了望那两个说话的人，一个是总部的老参谋王柱，另一个是刚从下面调上来的小参谋肖明。这两个参谋今天公然议论“朝政”，而且语多不敬，要搁平时，至少要受到特派员的注意和查问，可是今天听来却也不无道理。王稼祥只望了他们一眼，又把头侧过来躺着去了。
说实在的，这两个参谋无意的谈话，深深地触痛了他，引起他的羞愧与不安，促使他反省自己的责任。“洋房子先生”，毫无疑问地把他包括在内，有人甚至背地里把他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称为某种路线的“四大金刚”。然而他心中却不无隐痛。中央苏区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指责毛泽东的，当时批判他是“富农路线”、“等待”、“右倾”和“狭隘经验论”。情况汇报到中央，中央还认为批得不够，说是以“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所以就来了一个更厉害的批判，这就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指责，王稼祥实在听不下去。因为他自进入苏区已经同毛泽东有将近两年的合作经历。他不仅感到毛泽东学识渊博，对中国社会理解透彻，而且在军事上确实有奇才，一韬一略，常能出人意外，所以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取得很大胜利。因此，在后来讨论是否撤销毛泽东的军事职务时，他是反对把毛泽东赶出军队的，这是他今天可以感到自慰的地方。
但是，在两种对立物的斗争中，往往是很难找到转圜余地的。坚持党性，又往往会触动派性。被党中央派去贯彻全面“进攻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竟然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妥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他同他的几位掌权的莫斯科的亲密同窗，就不能不发生隔阂。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区，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去了军事职务，颇有余闲，除了调查研究，就潜心读书。博古从外面来，带了不少外文和中文的马列书籍，毛泽东就借书来了。博古对他还算客气，借了几本给他。可是等到毛泽东抱着书走出去的时候，博古就带着讥笑的口吻对王稼祥说：“老毛还学马列呀！”王稼祥听着很不顺耳，就随口说：“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实读马列的书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要说古书，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及他了。”博古高傲地笑道：“山沟沟里出什么马列主义！”王稼祥又反驳说：“要论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见他对毛泽东如此心折，竟公然在自己面前称赞他，心里更是痒辣辣地不好受，立刻说：“打什么仗？完全是‘守株待兔’罢了；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驳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两个人竟这样一来一往，弄了个不欢而散。
被撤去军事职务的毛泽东，住在瑞金的一个叫高鼻垴的小山上。山上有一座寺庙，他就住在那座寺庙里。有时下去搞点调查研究，有时就潜心读书。那种生活自然是清冷的。虽然他的热烈信徒们有时悄悄地来谈一谈，但毕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王稼祥看在眼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有时也上山去看看他。两个人谈起当前的战局和打法，竟有许多观点接近，心底的感情也就有了进一步地交流。谈到激动处，毛泽东常常摇摇手说：“没有办法！我们是居于少数哦！”
形势越来越恶化，而来自党内的压力却没有丝毫减轻的样子。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五次反“围剿”打得难解难分，红军眼看就要被敌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中央还开了一个五中全会。会议宣称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大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会议还决定，派张闻天到政府里去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政府的工作本来是由他做的。这无疑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之后，把政府方面的工作也剥夺了。王稼祥参加了五中全会。那天，他正发高烧，昏昏沉沉。他没有能顶住这个强大的压力，他举了手。事后，他懊悔万分，多次责备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软弱了。人世间许多感情都会渐渐消逝，唯独内疚会长留心头，甚至陪伴到人的终生。对一个正直的人更是这样。刚才两个参谋的谈话，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