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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自从我留学英国以来，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馆里。我知道他的兄弟巴若济·巴德夏先生，因为他以“怪人”闻名。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朋友们都说他很古怪。他因为怜悯马匹而不坐马车，他有非凡的记性，却不愿意考取学位，他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一个素食者，虽然是个波希人。贝斯敦济没有这么大的名气，但是他在伦敦的时候，就从博学著称。不过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素食主义而不是学识，论学识我是望尘莫及的。
我在孟买又见到他。他是高等法院的书记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编纂古遮拉特文高级字典。凡是我所见到的朋友，我总是要求他们协助我在南非进行的工作。可是贝斯敦济·巴德夏不但不愿意帮助我，反倒劝我不要回南非去了。
“要帮助你是不可能的，”他说：“但是我老实告诉你，连你到南非去，我都不赞成。难道我们国内没有工作吗？现在你瞧，在我们的语言中就有很多事情可做。我要找出一些科学用字。但是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工作罢了。你想想这个国家穷到什么样子吧。我们在南非的人，不用说，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不愿意你这样的人为那种工作牺牲。让我们先在这里争取自治吧，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帮助我们在那里的同胞了。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决不鼓励任何象你这样的人去和你一齐牺牲。”
我不喜欢这种劝告，但是它却使我更加敬重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他对于国家的爱和对于自己的语言的爱，使我深受感动。这次谈话使我们彼此更加亲近。我能够理解他的观点。然而我并不是放弃我在南非的工作，而是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一个爱国者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对我来说，《纪达经》中的几句话是很清楚而且有分量的：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仿徨无所。
第二十八章 浦那和马德拉斯
费罗泽夏爵士的帮助使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于是从孟买到浦那去。这里有两派；我却需要各方面的人的赞助。
首先我去见罗卡曼尼亚·狄拉克。他说：
“你要求各方面都给你帮助是很对的。在南非的问题上，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不过你得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你的主席。你去看看潘达卡教授吧。近来他不大参加什么公众运动了。不过这个问题或许会把他拉出来。你去看他，然后告诉我他说些什么。我愿意尽力帮助你。当然，只要你高兴，你随时都可以来看我，我将为你效劳。”
这是我头一次会见罗卡曼尼亚①。它使我探悉了他的无比声望的秘奥。
①罗卡曼尼亚（Lokamanya），梵文，原意是受尊敬的人，转为对群众领袖的一种尊称——译注。
然后我去见戈克利，我在法古逊学院的院子里找到他。他热情地欢迎我，他的态度立即赢得了我的心。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他会面，可是我们就象是旧友重逢似的。对我来说，费罗泽夏爵士仿佛是座喜马拉雅山，而罗卡曼尼亚象是海洋。但是戈克利却象恒河。人们可以在这条圣河里来一次清新的沐浴，喜马拉雅山却是高不可攀，至于海洋，更是远不可及了，但是恒河却是袒胸相迎。一只船，一把桨橹，泛游于河上，该是多么惬意啊。戈克利细细地考了我一下，就象一个校长考试新生似的。他告诉我去找谁，怎么找他们。他要看看我的讲稿。他带我参观这个学院，向我保证随时听候我的差遣，嘱咐我把会见潘达卡博士的结果告诉他，使我极为快乐地离开了。就政治上说，戈克利生前在我心里所占有的位置，虽至今日，也还是绝对无可比拟的。
潘达卡博士从慈父般的温情接待了我。我去见他的时候是在中午。我在这个时刻忙着找人这个事实，对这位不屈不挠的大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我坚持要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担任大会的主席，他倒是赞成的，他不自觉地连声说“这倒是的”，“这倒是的”。
他听完我说明来意后，说道：“谁都会告诉你，我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可是我不能拒绝你。你的问题是这么强有力，而你的努力又是这么令人欣赏，使我无法不参加你的大会。你和狄拉克和戈克利都商量过了，这很好。请你告诉他们：我将乐意担任这两个组织联名举行的大会的主席。你不必征求我什么时间合适；他们认为什么时间合适，对我都可以。”他说完了，便和我道别，并向我致贺和祝福。
浦那的这些学问渊博和大公无私的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在一个朴素而大方的小地方举行了一次集会，并把我高高兴兴地送走，使我对于自己的使命怀着更大的信心。
接着我便到马德拉斯去，我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巴拉宋达朗的事件给这次集会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我的讲稿是铅印的，而且对我来说，是相当长的，但是听众却很用心地谛听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照例出卖了那本《绿皮书》。我拿出了一万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它们象刚出笼的点心一样被卖出去，不过我看并不需要这么大量印行。由于我的热心，我把对这本书的需要估计过多了。我的报告是对着讲英语的公众讲的，而在马德拉斯，单是这个阶层要不了一万本。
在这里，最大的帮助来自己故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他是《马德拉斯旗报》的主笔。他对这问题有过细致的研究，他常常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给我以指导。《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先生和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是很表同情的。但是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却把《马德拉斯旗报》的专栏完全交给我处理，而我也就无所顾虑地运用了这个机会。就我记忆所及，巴才阿巴大厅的集会是由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主持的。
我所结识的大部分的朋友所给我的眷爱和他们对于这个事业的热心是这样的伟大，我虽不得不用英文和他们交谈，却也觉得毫无隔阂。人世间有什么障碍不能用爱来消除呢？
第二十九章 “速归”
我从马德拉斯又赶到加尔各答，在那里遇到很多困难。那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便在大东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后来我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代表叶勒妥贝先生。他邀我到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去。当时他还不了解不能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里去；发现了这条禁规，他便带我到他的寝室里去。他对于当地英国人的这种偏见表示难过，并且因为不能够请我到客厅里去而向我道歉。
我当然应该去拜会“孟加拉的偶象”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我见他的时候，他正被一批朋友围着。他说：
“我怕人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困难很不少。不过你可以尽量试试看。你必须取得王公们的同情，还得去见一见英印协会的代表。你最好去找罗瘏·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和席诃罗瘏·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是关心自由的，而且常常参加公众工作。”
我一一去拜会这两位绅士，但是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待我很冷淡，说是在加尔各答召开一次公众集会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实际上得全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
我明白我的任务是越来越困难了。我去访问《甘露市场报》，那位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作一个游方的犹太人。《孟加拉人报》更糟，主笔让我干等了一个钟头。他显然要接见很多人，但他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即使别人全都走光了。当我苦等之后大着胆子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都腾不开手吗？象你这种客人总没有个完。你最好走吧，我没有功夫听你的。”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这位主笔的地位。我早就听到《孟加拉人报》的大名了，我知道到那里的客人是络绎不绝的，而且都是他所认识的人。他的报纸不怕没有事情好谈，而南非问题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
在当事人看来，不管他所遭受的苦难多么严重，他不过只是侵入这位主笔的办公室的无数人们当中的一个，而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苦难。这位主笔怎么能够一一加以接谈呢？何况苦难者总以为报馆主笔是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只有主笔自己才明白，他的权力实在很难跨越他的办公室的门槛。不过，我并没有气馁，我还是继续去看其他各报的主笔。和过去一样，我也去找英印混血种的主笔。《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和他们作了长谈，他们把全文予以发表。
《英吉利人报》主笔宋德斯先生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他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交给我处理。他甚至准许我随意修改他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社论，把校样尽先给我送来。要说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点也不夸大的。他答应竭尽所能帮助我工作，而且言行一致，他和我保持通讯，一直到他病重为止。
我这一生享有很多这样的友情，他们都是在颇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产生的。宋德斯先生所以加爱于我，是由于我的不加渲染的自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有所同情之前，曾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询问；他认识到：我连南非的白种人的情况都对他作了不夹杂个人恩怨的公正说明，并且还公正地作了评价。
我的经验告诉我，待人公正，就能很快地得到公正。
宋德斯先生所给予我的意想不到的帮助，开始使我有了勇气去设想，要是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是会成功的；这时我却接到了杜尔班发来的一个电报：“议会一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报馆，说明我何以这样匆忙离开加尔各答，并即启程赴孟买。我在动身之前，发了一个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孟买代理行，请他们给我安排头一只开往南非的轮船的舱位。达达·阿布杜拉当时刚好买了一条“科兰”汽轮，一定要我搭那条船，答应优待我和我的家眷全部免费。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盛情，而于十二月初第二次远渡南非，带着我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我的募姐的独子。还有一条船“纳德利”也在同一个时间开住杜尔班。这家轮船公司的代理行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这两条船的乘客总共有八百人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到德兰士瓦去的。
第三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暴风雨的响声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妻儿航行。我在叙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常常觉得，由于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喜欢童婚，做丈夫的往往是识字的，而妻子实际上还是文盲。这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做丈夫的必须做妻子的教师。于是我就得筹划这类琐事，如妻子和孩子该穿什么衣服，他们该吃什么东西，他们该采取什么仪态才能适合新的环境等等。当时有一些情况，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百依百顺当作是最高的宗教信仰。一个印度教丈夫则把自己当作是妻子的太上皇和主人，妻子对他必须经常笑颜趋奉。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相信，为了给人以文明的观感，我们的服饰和仪表应该尽可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影响；没有影响，要为侨团做事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就为自己的妻儿决定了服装的式样。我怎么能愿意别人知道她们是卡提亚华的班尼亚呢？那时候，波希人往往被认为是印度人当中最文明的，所以纯粹的欧洲式样看起来既然不合式，我们就选定了波希式样。这么一来，我的妻子就穿上了波希“纱丽”，而孩子们就穿上了波希上衣和裤子。当然，谁也不能够不穿鞋袜的。这使我的妻儿费了好长的时间才习惯起来①。鞋子夹得他们的脚难受，袜子发出了臭汗味。脚趾常常觉得疼。对于他们反对这种办法的理由，我总有一套现成的词答复他们。但是我有一种印象，与其说是我的答复有理，不如说是我的权威有效。他们同意改变服装，因为除此以外，别无办法。他们以同样的精神和更加勉强的心情，在饭桌上使用刀叉②。等到我对于这些文明的象征的迷恋消逝以后，他们立即放弃了刀叉。经过长时间习惯于新方式以后，又要回到旧方式上来，这对于他们，恐怕也是同样麻烦的。但是今天我可明白了，抛弃了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却感到更加自由和轻松。
①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