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克利进入车站月台时，没有人阻挡他。他戴着丝绸头巾，穿一件甲克短外衣和“拖地”。罗伊医师穿的是孟加拉服装。他被查票员挡住了，但在戈克利说明是他的朋友以后，便被让进了月台。
我就这样带着他们良好的祝愿开始了我的旅行。
第二十章 在贝纳勒斯
这次旅行是从加尔各答到拉奇科特，我本打算途中在贝纳勒斯、阿格拉、斋埔和巴兰埔稍作逗留。除此以外，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到别的地方去了。每个城市我只停留一天，而且象普通的香客一样住在福舍①，只有在巴兰埔是例外。就我记忆所及，这一趟旅行，所费不过31卢比（包括车费）。
①福舍（dharmashalas）是香客免费的休息所——译注。
坐三等车旅行，我多半搭普通车，不喜欢搭邮车，因为我知道邮车总是比较拥挤，车费也比较贵。
事实上三等车厢的肮脏和厕所之糟糕，今天和当年并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也许好一些了，但是头等和三等车厢的设备，悬殊很大，比起车票的差价来，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车厢的旅客被当作羊群看待，他们所得到的舒适也就是羊群的舒适。我在欧洲的时候也坐过三等车——只有一次是坐头等，目的在于看看究竟如何——但是我发现头等和三等车厢的悬殊并没有这么大。在南非三等车的乘客大都是黑人，可是比这里舒适得多。南非有些地方的三等车厢还有卧铺和弹簧坐位的设备，位子也是有限额的，这样就可以避免过分拥挤，而在这里我发现正常的限额往往是超过的。
铁路当局对于三等车乘客的舒适是漠不关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肮脏和习惯不良，对于一个爱好洁净的三等车旅客来说，不啻是一种考验。这种不愉快的习惯最普通的是乱扔脏物、随时随地抽烟、嚼槟榔叶子和烟叶，把整个车厢变成一个大痰盂，吵吵嚷嚷，大笑大闹，讲一些粗野的话，丝毫不管别人是否方便和舒适。我发现1902年我坐三等车的经验和1915至1919年我一贯都坐三等车的经验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恶劣的情况，我想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应当坐三等车以便改正人们的习惯，而且不让铁路当局太平无事，一有需要就提意见，切勿为了自己的舒适进行贿赂或采取任何非法的手段，不能听任任何有关的人犯规。这样做，我相信会有很大的改进。
1918—19年间我害了一场大病，不幸迫使我不得不事实上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这一直是一件使我难过而惭愧的事情，特别是正当消除三等车乘客困难的宣传工作已经有所进展的时候，我不能继续那样的旅行。贫苦的铁路和轮船乘客的苦楚，因为他们的不良习惯而加深了，政府给予对外贸易的过分的便利，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造成一些重大的问题，值得一两个有胆识、有毅力的人当作终身的事业来进行改革。
不过关于三等车乘客的问题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现在我要谈一谈我在贝纳勒斯的经历。我是在早晨到达那里的，我决定到一个“潘达”①的地方去歇脚，我一下车，便有无数的婆罗门围拢来，我挑选了一个比其余的人都干净而且给我的印象又较好的人。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不错的。他的院子里有一头母牛，两层楼的屋子，我就住在楼上。按照正统的规矩，在我到恒河去沐浴以前，我是不吃任何东西的。这位“潘达”便忙着为我准备起来。我预先向他言明，我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卢比四个安那的小礼，他在备办这一切的时候，应当记住这一点。
①潘达（panda）是婆罗门僧侣兼圣地的向导——译注。
这位“潘达”当然同意了。“不管香客是有钱人还是贫苦人，”他说道：“我们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收受小礼的多寡却完全看香客的心意和能力而定。”我没有发现这位“潘达”对于我的接待有什么不周之处。“普佳”①在十二点钟的时候便结束了，我便到迦尸·毗湿奴神庙去参拜。我在那里所遇见的，使我极为痛心。1891年我在孟买执行律师业务时，我曾到普罗坦纳社的礼堂去听过一次关于“到迦尸去进香”的演讲。因此我思想上已有不抱奢望的准备。不料实际上的失望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①普佳（puja），意即拜神。
通到神庙去的小巷是又狭又滑，那里谈不上安静，成群的苍蝇和卖货人同香客的嘈杂声实在令人难受。
人们本来打算在这里找到冥想和神交的一种气氛，显然这里是缺乏这种气氛的。要找这种气氛只有从人们自己的内心去找。我的确看到虔诚的姐妹们完全沉缅于冥想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喧腾。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寺庙当事人实在不能赢得什么信任。当事人有责任创造并维持寺庙内外一种纯洁、甜美而安静的气氛，包括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我发现的却不是这种气氛，而是一个狡猾的小商人贩卖甜点心和入时的玩具的市场。
我一到达寺庙，便有人在门口献给我一捆已经雕谢的花。寺庙的地面是用精致的大理石铺的，可是却被一些不懂得美学的善男信女们打碎了，他们捐了钱，却造了一座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纳－伐辟”（知识之井），想寻找上帝，但是没有找到他。因此我的情绪不怎么好。“旃纳－伐辟”周围的环境也很脏。我没有心情行施小礼，所以我只给了一个铜板。有一位负责的“潘达”生气了，他把那个铜板摔掉。他对着我咒骂道：“这种侮辱会把你一直打入地狱里去。”
这倒没有使我不安，“王爷，”我说道：“不管我的运气怎样，你这一阶级的人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这个铜板你要么就拿去，不然你连一个铜板也捞不到哩。”
“滚开，”他答道：“我不在乎你一个铜板。”跟着便是一连串的咒骂。
我拣起那个铜板走了，心里正得意着那个婆罗门失去了一个铜板而我却少花了一个铜板，然而这位王爷并不是甘于失去一个铜板的人。他叫我回去说：“好吧，把那个铜板留下，我宁愿不象你那么计较。如果我不收下，对你也不好。”
我一声不响地给了他那个铜板，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此后我又两次到过迦尸·毗湿奴，但是那是在我已经苦恼于“玛哈德玛”①的称号以后，象我上面说的那些经历，当然不会再有了。人们急于要参拜我，不让我再去参拜那座神庙了。做“玛哈德玛”的苦恼，只有“玛哈德玛”自己才知道，不然的话，那种肮脏和喧腾还不是依然如故。
①“玛哈德玛”（Mahatma）意为伟大的灵魂，或译为圣雄，是印度人对于甘地的尊称——译注。
如果有人怀疑上帝的大慈大悲，请他到这些圣地来看看吧。虚伪和背教都归罪于瑜伽派的神校馐顾袷サ拿置墒芏嗌偾瑁克显缇托剂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羯摩”的法则是亘古不移而且无法规避的。所以实在没有什么需要上帝操心的地方。他立下了这个法则，便无所事事地退去了。
参拜过这座神庙以后，我便等候贝桑特夫人的接见。我知道她害过一场病刚好，我去见她，她立即出来了。因为我见她的目的只想问候问候她，我便说道：“我听说您身体欠适。我只想前来问候问候，您身体虽然不好，还是出来接见了我，这种盛情厚意，我是非常感激的。我不想耽搁您更多的时间了。”
讲完这话，我便向她告辞了。
第二十一章 定居孟买？
戈克利很急切地要我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当时所谓公众工作就是指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而他所帮助进行的主要工作便是大会的行政事务。
我喜欢戈克利的意见，但是律师是不是当得好，我却缺乏信心。过去失败的那些不愉快的经验还记忆犹新，我对于使用谄媚手段才能开展业务的憎恶仍然象憎恶毒药一样。
所以我决定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柯华尔朗·马福济·达维还在那里，他一向对我寄与厚望，劝我到英国去留学的就是他，他马上就给我三个案子办理。其中两件是要到卡提亚华政治监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里去上诉，另外一个是在嘉姆纳伽的旧案件。最后这一个案子相当重要。我说我对这个案子没有多大把握，柯华尔朗·达维大声说：“胜诉还是败诉与你无关，你只要尽力为之就行了，我当然会帮助你的。”
对方的律师是已故沙玛兹先生。我一切都准备好了。这倒不是我懂得很多印度法律，而是柯华尔朗·达维给了我非常透彻的指示。我去南非以前就听朋友们说过，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于见证法是非常熟悉的，而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这一点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在赴南非途中曾就印度见证法及其评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然，我在南非所获得的法律经验，也是很有用处的。
我赢得了这场官司并取得了若干信心。至于那两个上诉的案件，我本来就不怕，也胜诉了。这一切在我心里激起了一种希望：即使在孟买开业，我也不至于失败。
但是在我叙述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去孟买以前，我想谈一谈我所看到的关于英国官员不顾民间疾苦的情况。原来司法助理官的法庭是巡回性的。他老是到处走动，律师们和当事人们都得跟着他转。律师一出门，收费就增加，当事人自然就得出双份钱。这位法官对这种情况是漠不关心的。
我在上边所说的案子打算在维罗瓦尔开庭，那里正闹时疫。就我所记得的，那个地方有5，500人口，每日疫情却有50起之多。那个地方事实上是很荒凉的，我就住在离城较远的一个荒凉的福舍里，可是打官司的人住到哪里去呢？如果他们是贫苦的，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有一个朋友也有几件案子在这个法庭里，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叫我向法庭申请移到别处去开庭，因为维罗瓦尔闹时疫。我一递上这个申请书，那位官老爷便问我：“你害怕吗？”
我回答说：“这不是我怕不怕的问题。我自己可以搬来搬去，可是打官司的人呢？”
“时疫在印度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位官老爷答道：“为什么怕它呢？维罗瓦尔的气候很好（这位官老爷住在离城很远的海边上，他在那里搭起宫殿似的帐篷）。人们一定要学会这样的露天生活。”
和这种哲学争论是没有用的。这位老爷对他的文书说：“你把甘地先生所说的话记下来吧，然后告诉我律师和打官司的人是不是感到很不方便。”
这位老爷自然是忠实地按照他以为是对的意见办事了。然而他怎么会想到贫苦的印度有什么疾苦呢？他怎么会了解人民的需要、习惯、特性和风俗呢？一个习惯于以金币衡量事物的人，忽然要用铜板来计算，他怎能够适应呢？一只大象不能想到蚂蚁的事情，尽管这个世界有着最好的意向，同样，英国人不会想到印度人的利益，或为印度的利益而立法。
不过我得接下去谈谈我还没有讲完的故事。我虽然有了一些成就，却还想在拉奇科特再多住一些时候。可是有一天柯华尔朗·达维却跑来对我说：“甘地，我们不让你埋没在这里，你得住到孟买去。”
“可是那里谁会给我工作呢？”我问道：“你能帮我解决开销问题吗？”
“当然，当然我能，”他说道：“我们有时候难免还要把你当作一个大律师从孟买请回来，写状子的工作我们会送到那里去给你的。一个律师成功还是失败，就看我们这些当律师的了。你在嘉姆纳伽和维罗瓦尔已经显出身手来了，所以我丝毫也不为你操心了。你是注定要干公众工作的，我们也不答应让你埋没在卡提亚华。那么你说吧，你什么时候上孟买去？”
“我等纳塔耳汇一笔钱来，钱到了我就走。”我回答道。
两个星期以后，钱汇到了，我便动身到孟买去了。我在裴尼、吉尔伯特和沙衍尼的事务所挂了牌，看起来我倒象是定居下来了。
第二十二章 信仰受到了考验
我虽然在福特地区租了事务所，在齐尔关租了房子，上帝却不让我安顿下来。我才搬进新房子不久，二儿子曼尼拉尔便害上了严重的伤寒病，还夹带着肺炎和夜间昏迷的症状，在前几年他还害过一次严重的天花。
我们把医生请来了。他说吃药的作用不大，但是给他吃鸡蛋喝鸡汤却有好处。
曼尼拉尔只有十岁。征求他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作为他的监护人，我就得作出决定。这位医生是一个很好的波希人。我告诉他，我们会都吃素，我不可能给儿子吃这两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