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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面具改进得怎么样了？”赵北询问刘庆恩。
刘庆恩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只铁皮罐，交给赵北，说道：“已按总统吩咐进行了改进，而且专门配备了这种铁皮罐，以保护橡胶涂层。经过志愿者测试，防毒面具已具备实战能力，可以有效抵挡氯气、光气。不过目前制造成本还是很高，全军普遍装备似乎有些困难。”
赵北拧开罐子盖，从里头拿出防毒面具，仔细的端详，他的举动引起了孟飞的好奇，于是将防毒面具从总统手里接了过去，在秦宏文的协助下将防毒面具戴在了脸上，然后站起身，在这间会客室里来回走了几圈。
等将防毒面具取下，孟飞喘了几口气，说道：“这东西戴上之后，就跟鼻子被堵了一样，吸气、呼气都很困难，还需要继续改进。”
赵北点了点头，对刘庆恩说道：“刘署长，这个防毒面具倒不是目前国防军最需要的装备，目前我军最急需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毒气，另一个就是防空武器，你们的那个防空机枪架研制得怎么样了？防空高射炮呢？现在日本虽然不怎么重视航空兵建设，但是好歹日本是列强，如果日本开始重视航空兵，那么，我们的士兵就不得不面对来自空中的挑战了。”
听到总统这番话，孟飞急忙坐回了沙发，想听听刘庆恩怎么回答。作为航空兵部队的一分子，孟飞也非常想知道，当地面部队遭遇空中部队的时候，到底有多少还手之力，以前他曾与总统探讨过这个话题，总统的回答让他有些郁闷，面对武装起来的地面部队，航空兵并不是高枕无忧的，虽然航空兵的主要敌人是敌方的航空兵，但是，一旦步兵也拥有了比较合适的武器的话，面对航空兵，步兵并非全无还手之力。
“高射机枪架已经研制出来，目前正在接受测试，根据现在的实际测试结果，如果使用马克沁机关枪的话，可以有效对付一千米高度以下的空中目标，如果使用轻机枪，那么可以对付八百米高度以下的目标。至于高射炮，现在的研制工作已接近尾声，口径定为四十七毫米，专用的高射炮弹使用时间引信，考虑到以后对炮管的改进，引信的最大射高定为三千五百米，而且由于口径的关系，这种高射炮可以通用四十七毫米步兵平射炮的普通弹以及实心穿甲弹。目前，虽然我们从德国引进了最先进的炮管生产设备，但是受制于国产钢材的质量，炮管的长度仍然受到限制，所以，高射炮一旦量产，那么就必须提高优质钢材的进口量了，相比美国钢铁，德国钢铁质量更好一些，但是价格也更高，这个经费的问题也很棘手。”
刘庆恩的话让孟飞更为郁闷，不过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航空兵就是将来战场上的主宰者，战争的胜负将由空中战场的胜负决定。当然，现在他确实无话可说，毕竟，他的飞机还飞不了三千五百米高呢。
顿了顿，见孟飞似乎不打算就此发表意见，刘庆恩话锋一转，又道：“或许是受到启发，兵工厂的德国技术专家也向德国陆军参谋部提出了研制高射机枪架的建议，这是继冲锋枪之后，我国兵工业对德国兵工业的又一重大影响。”
说到这里，刘庆恩颇为感慨，如果不是总统先生的直接干预，中国的兵工事业怎么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以前，刘庆恩还抱怨总统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是现在，他不抱怨了，因为事实证明，这位总统先生对于战术武器的发展方向很有见解。
赵北问道：“德国人还不知道毒气弹的事情吧？”
“不知道。德国技术专家没有参与毒气弹的研制。”刘庆恩摇了摇头。
“关于毒气弹，必须继续保密，除了相关人员之外，任何人都无权插手，就连陆军总长也无权过问，你们直接向总统负责。另外，氯气的生产可以停下了，我们已储备了足够的氯气，现在，你们必须将全部的生产能力转向光气的制造，高射炮加紧研制，步兵平射炮继续制造，所需经费向财政部申请。现在那种消炎药‘磺胺嘧啶’已经风靡世界，依靠生产这种消炎药以及相关的专利授权，财政部最近还是有些闲钱的，别看熊总长整天跟你们哭穷，那都是装的，你们别跟他客气，这军工上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不重要的，别的方面可以省，但是军工的事情上不能省，宁可压缩别的经费，这军工经费是一分也不能吝啬。去年，你们已经解决了野战炮的国产化问题，今年，你们可以继续向国产重炮进军，争取早日制造出中国的重型大炮。”
第494章 解铃还需系铃人
见总统突然提起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座众人无不会心一笑，因为众人都知道，这个熊希龄现在有个绰号，叫做“铁公鸡”，想从他控制的财政部里申请额外经费，那是难之又难，除非是总统亲自出面干预，否则，那就是一毛不拔。
没办法，熊希龄这也是让总统给逼的，自从一年前那场横扫官场的“廉政风暴”之后，财政部上上下下是人人自危，因为在那场廉政风暴里，重灾区就是这民国的财政部，短短几天工夫，财政部的办公室就空了一半，那些蠹虫很快为他们的渎职行为付出了代价，总统的那个“督政处”毕竟不是吃闲饭的，而且，也借着那个机会，总统将“督政处”特派员派到了全国各地，这些人不听命于任何部门，他们只向总统负责，也只对总统忠诚，虽然没有直接逮捕官员的权力，但是却可以向督政处施加影响，也正因此，他们被人称为“民国锦衣卫”。
其实总统先生也是被人逼的，有限的经费被无耻之徒到处挪用，这些钱未必就被个人贪墨，但是这毕竟是渎职，财政部为此付出代价也是理所当然的，按照赵北的本意，他不想这么早就对官场进行整顿的，可是不整顿不行，他只能冒险整顿，而且利用这个机会，很方便的“解决”了一些对他不满的政敌，虽然未必将对方投入监狱，但是只要一个“渎职待查”的帽子戴在头上，这些政客就无法翻身。
本来赵北也打算利用手里的几根小辫子将不肯加入联合阵线的熊希龄也赶下台去的，不过当他发现熊希龄理财很有一套的时候，他立刻改变了主意，所以财政总长依旧是熊希龄，现在诸事草创，道德退居其次，总统看重的是才能，所谓“唯才是举”，说得就是这个理。
“听说财政部准备跟日本政府打官司，总统是否已批准此事？”既然说到熊希龄，刘庆恩就想起一事。
赵北点着头，说道：“没错，财政部正打算派人去日本，请几名资深律师，起诉日本政府‘不作为’，要求日本政府尊重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严厉打击那些未经许可、授权就仿造‘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日本商人和企业。目前，财政部正与司法部协商此事，至于这场国际官司到底该怎么打，尚未统一意见，不过，由于我对日本法律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想报复日本的话，有比打官司更好的手段。”
自从四川的那座化学实验室成功制造出特效消炎药“磺胺嘧啶”之后，赵北就立即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在世界各主要工业国申请了工业专利，专利申请人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但是这并不影响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专利权，而且由于是以“药品”分类申请的专利，所以，只要专利注册国不宣布专利作废，那么，这种化学合成消炎药的生产、销售就受该国法律保护，任何人均不得侵权，而这，也正是赵北决定中国加入《巴黎公约》的主要原因。
日本目前还不是《巴黎公约》的签字国，所以，理论上来讲，它没有义务遵守《巴黎公约》的限制性条款，但是，由于中国企业在日本单独申请了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专利保护，并得到了日本专利局的批准，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日本的商人和企业也无权仿制这种化学合成消炎药。
但是问题在于，当磺胺嘧啶在两年前正式投入商业生产和销售之后，迅速以其高效的消炎药性引起了一场席卷全世界的“磺胺风暴”，所有的工业强国都惊讶的发现，中国企业居然利用非常简单的方法从化学染料中提炼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消炎药，这足以引起世人的赞叹与嫉妒，于是，在嫉妒心的作用下，一些奸商开始蠢蠢欲动，试图染指这种可以带来巨大利润的工业品，有的人拿着化学染料的专利申请向本国专利局请求废除中国企业所拥有的药品专利权，有的人则通过政界人士，直接向本国专利局施加压力，所以，从“磺胺嘧啶”出现在国际市场上之后，一场“专利战”就开打了，折腾了大半年，才逐渐平息下去，由于中国企业是以“药品”这个含混的条目申请的专利，所以染料商人迅速败退，而由于中国是《巴黎公约》的签字国，所以，各国政客确实也实在不好自打脸皮的废除这个专利，最后的结果，中国企业成功的保住了这项足以改变世界的专利。
当然，必要的利益交换是不可或缺的，欧洲工业强国承诺保护这项利润巨大的专利，作为交换，中国制药企业也承诺给予一些欧美制药企业专利许可，这些欧美企业可以生产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但是每生产一公斤的药品原粉，就必须向中方交纳五英镑的专利费，这些专利费收过去后，在几个银行户头上转几圈，然后就存入中国盐业银行，而这家银行是直属于民国财政部的，所以，这些数额惊人的专利使用费就成为了民国财政部的“特别经费”，这个利益链属于国家机密，知道的人非常少，熊希龄是一个。
由于现在国家的各种工业建设都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军队的军费也需要财政部全力以赴，所以，熊希龄对于这笔来自化学工业的“特别经费”非常痴迷，现在，他基本上就指望这个财源应付那些堵着财政部大门要经费的各路神仙，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日本政府打官司了。
虽然中国企业确实在日本国内单独申请了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专利，但是，由于没有加入《巴黎公约》组织，所以，日本政府不必担心遭到《巴黎公约》组织的报复以及随之而来的关税壁垒，再加上日本政府与中国中枢政府之间的龃龉和摩擦，因此，对于日本的商人和企业肆意侵犯中国商人和企业合法利益的奸商勾当，日本政府完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立场，如此一来，日本造“磺胺嘧啶”不仅泛滥成灾，而且不需要向中方交纳任何专利使用费。
日本政府的不作为激怒了熊希龄，也激怒了民国财政部，在屡次交涉无果之后，经过审慎研究与讨论，熊希龄决定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以敦促日本政府尊重国际商业法，尊重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阻止肆无忌惮的侵权行为，维护国际间的正常贸易秩序。
熊希龄将这个决定提请总统批准，但是赵北却对此举非常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真的想报复日本的话，中国只需要向日本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就可以了，现在海关基本上已掌握在中国官员手里，中枢可以指挥，而且，对于日本政府不保护国际专利的行为，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也非常反感，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奸商制造的廉价磺胺嘧啶通过国际走私也进入了欧洲市场，这直接影响了欧洲药品制造企业的利润，所以，如果中国中枢政府以“专利侵权”为借口对日本商品建立起关税壁垒的话，那么，欧洲国家也不会对此进行强烈反对，因为这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原则并不违背，日本破坏游戏规则在前，所以也不能抱怨中国报复日本。
不过赵北最终还是决定听从熊希龄的建议，先礼后兵，避免与日本提前开战，同时也借此机会向欧美列强展示一下中国人在法治事业上所取得的长足进展，为将来的“治外法权”外交谈判铺平道路。
当然，赵北也明白，所谓“外交谈判”，列强看重的不是什么人文精神、文明进步，而是实力，国家的实力，中国要想取得完全的司法主权，仅仅依靠这种国际法律表演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击败一个强国，让列强认识到中国的价值，这个国家才能真正赢得列强的尊重。
总统批准之后，财政部就立即向报界透露了这个消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日本政府显然不将这个压力放在眼里，毕竟，由于朝鲜半岛的反抗运动，日本的十多万部队被陷在游击战的泥淖里，日本政府每年的军费开支足以让国民厌烦战争，现在的日本政府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