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话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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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话古人-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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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长,四面的援军多了也有底气,游牧人抢的东西多了,总会想家的,果然不久俺答就回去了,严嵩派兵还礼送了一段。城是没破,那要再等近百年,西北的流民来了才破门而入,但是面子是丢的大了,满朝文武都以此为耻。
  此时的张居正还是一个小官,观他日后的风范,自不会学海瑞,杨继盛那般毅然上表针弊时事,想来就算私人聚会上,他也不会学清流那般慷慨激昂的,最有可能的是他摸着自己刚蓄的胡子,眯着眼,想着昨天在户部看到的公文,又有多少银子浪费在不该用的地方了。但是这些他不会当着众人的面说,因为说了也没用罢,张居正要做的是事。张居正不是不会辩论,日后的朝政上等着他的辩论多了去了,但是嘴上说了一百遍,还不如做了一遍。他也不屑于那样辩论,这样的他已经和清流保持住距离了。
  但是不管怎样,没有权,不管怎么说怎么想也没用,严嵩是不能依靠的,他只听自己儿子的话,而他那个儿子,只懂维护自己的权力,却没想到为百姓谋生计。当然也不能得罪,此时的张居正在政治上是早熟的,也懂得写几篇诗文吹捧一下严首辅,不过真正依靠的还是自己的座主徐阶,此时他也进了内阁,对张居正很是欣赏,引为已用,只是徐阶是个小心人,对严嵩他没看准机会绝不会下手。年老的徐阶等得,年少的张居正却有点急噪的毛病,几次劝说甚至催促徐阶动手,都是时机未到,还要等得什么时候?难道也要等严嵩老死吗?(徐阶用不着等严嵩老死,但是张居正要做首辅却要等隆庆皇帝的死,此时的他还没想到吧。)然而总是要等待的,张居正在这段等待期把抱负藏在诗文之中,藏在心里,但是却没有忘记。
  机会总是来了,徐阶看准时机,扳倒了严嵩,自己做了首辅,这期间徐阶的老谋深算让张居正学到了许多经验,万幸的是,他没学到徐阶的脾气,假如按徐阶的脾气,万历新政是做不出来的。
  徐阶做了首辅不长时间,嘉靖终于成仙飞升了,隆庆皇帝登基,和他父亲不同,隆庆皇帝是个宽厚甚至有些过分的皇帝,朝会上常不说话,大臣上表批评也最多说一句。“朕的家事你不知道内情,不要管了。”和严厉的嘉靖皇帝形成鲜明对比。或许是一下子从嘉靖的严厉之下解放出来,大臣开始有些肆无忌惮了,内阁开始了混斗,张居正此时也终于入了内阁,不过在里面还是小字辈,无论是老师徐阶还是以前的同事好友高拱都比他资格老的多,等待,终须等待。内阁的混斗开始了,先是高拱下台,再是徐阶致仕,两位能臣下台,其他内阁学士不由有点不安了,毕竟,现在不是太祖成祖的时候,也不是仁宗宣宗的时候,甚至孝宗皇帝也早逝去了,倒是俺答在北京城下派兵喊着“求贡”的日子过去不远。中兴中兴,中兴谈何容易,不是随便人都能做的,留下的首辅李春芳就想着退位了。张居正却有点跃跃欲试,他向隆庆上疏,想要隆庆做成汤,自己做伊尹,他想皇帝真正的开始掌权管事,自己做个好助手。但是,隆庆不是爱管事的皇帝,这自然没什么答复。其实就算隆庆开始管事,张居正也不一定适应吧。看张居正日后的举动,他是不喜和别人分权的,他适合做皇帝,做了皇帝,他必定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但是既然出生决定他不是皇帝,那他也只有好好的做大臣了,他也没生什么想做皇帝的念头,他只想好好做事,再就是培养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好皇帝出来罢,日后对神宗,他一心想培养其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明君,只是物极必反,这也是各位望子成龙的父母要引以为戒的。
  隆庆不是神宗,他的老师不是张居正,而是高拱,不久高拱回来了。
  高拱和张居正一样,都是能臣,北方鞑靼之患,是他的任期内得到缓和的。而且他也喜个人擅权,不喜他人分权,假若两个性格温和的人一起相处,那自然很好,但是假若两个性格都有些专断的人一起相处,那便不是很好了,地位相近,就更危险,何况那时还没任期制度,不讲究轮换做首辅位置,所以虽然在一些政策上,两人合作倒是也愉快,但是高拱总是担心张居正,张居正也盯着高拱的位置。
  事变终于来了,隆庆皇帝驾崩,万历登基,也就是此时,张居正联合宦官冯保,击败高拱。,张居正开始了首辅之位,也开始了万历新政。
  在说万历新政之前,就不得不说说张居正得到首辅之位的那件事,高拱解职。
  隆庆皇帝死后,遗命内阁三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明朝自成祖后,太监权位甚重,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尤其重要,他们“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当皇帝不负责任,热心玩乐时,那批阅奏章的权力就落到了掌印太监秉笔太监的手中,其权借着皇帝的朱笔,可以无限扩大,所以司礼监的太监有内相之称,尤以武宗时期刘瑾为最。当然,武宗之后的世宗对太监甚是严厉,隆庆虽然不管事,但是政事也大都交由内阁处理。但隆庆死后,却有些问题了,秉笔太监冯保一心想做掌印太监,但是遭到高拱反对,未果,这一来两人就结了仇。隆庆在时,那是没有问题,但是隆庆死后,皇帝年幼,两位太后对冯保极为信任,冯保借机让皇帝升自己为掌印太监,而且掌管东厂。借口是隆庆的遗诏,也有说这是冯保自己矫的遗诏。
  冯保上台,作为仇敌的高拱自然不快,所以策动言官上奏弹劾冯保。在他看来,小小的冯保是斗不过身为首辅自己的。确实,弹劾太监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士大夫们本来就对宦官弄权甚为不满,何况世宗隆庆两朝几十年宦官都受到压制,在他想来,断无不成功之事。
  只是高拱忘记了两点,1。皇帝年幼,其实是两位太后执政,而冯保既然能顺利成为掌印太监,那必然得到了太后的支持。2。皇帝年幼,初登基你就弹劾身边之人,不免有挟辅政之名夺权之意。这样必受猜测。
  这时弹劾冯保,是断无成功可能的,只是高拱犟脾气,终于做了,而不久也就被解职回乡了。
  关于此时张居正的举动,有两种说法,有说是联合冯保的,有说张居正没有参与,只是冯保一手策划,张居正在高拱回乡后,自然顺利升为首辅。
  在我看来,两种说法都有欠妥,联合冯保确实有迹象,张居正执政十年,和冯保合作甚欢,冯保对张居正几乎是言听计从,要说之前他们没有关联,实在不好说。但是要说联合,也不太可能,决定高拱去留的是两位太后,这方面的关系自然是冯保出力,张居正用不上,至多是太后为高拱去职后谁来主事这点,张居正可能下了功夫,但是也不会太卖力,毕竟高拱解职,自然张居正就升任首辅,他只需静观其变就好了,太过卖力反而会给人坏印象。张居正在此次的变化中,估计是得知了消息,但是不知鹿死谁手,也就坐山观虎斗,两边不得罪了。
  只是,高拱解职,张居正上台,外加和冯保合作甚欢,不免惹得大家怀疑,高拱更是怀疑张居正做了手脚,对之也就忿忿然了。
  不管如何,高拱走了,高仪不久也去了,内阁只剩张居正一人,他是当然的首辅,和高拱不同,或是从高拱解职得到了教训,他对宫中敷衍的很好,太后对他很信任,冯保也很敬重于他,万历皇帝年纪还小,张居正保证了宫中的信任,宫中也把国家交于他了,这是张居正等待许久的新政时代。
  张居正执掌的明朝政府,是怎样的情况呢?要说差,倒是也不至于,毕竟天下没有大乱,北边鞑靼最近也不是很生猛了,几位水利学家兴修水利,解决了许多问题,民众生活的还算可以,确是个太平时代。但是这太平时代背后的危机却大得很,大地主兼并土地,税收流失,负担集中到穷人那里,丰收还好,万一来一次大旱灾,流民增加,就不免要出乱子。而且财政枯竭,连官饷都很难发了,万一外敌大规模入侵,那军费又吃紧了,加饷加税的话,农民又要吃苦了。
  国家穷,老百姓也不富裕,就大地主们富,但是他们只把钱收起来看哪里的田地可买,却不愿交税,国家打仗花的是老百姓的钱,送的是老百姓的命,那些大地主却什么也不少,还借机兼并土地,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事情是要解决的,当然,要改革,也看怎么改,王安石的变法是好,但是用人不当,结果落个亡宋的罪名。何况张居正认为太祖皇帝留下的制度是相当好的,只需要完善,当然完善也是一定程度的新政。
  当然,用人这还是要解决,政策是要官吏们去执行的,假如不能领会政策,那新政就不能执行了。何况万历的吏治,不能说象明末清末那样贪污贿赂成风,但是和明初比起来,不能算好了。于是便开始京察,再是考成法,这和之后的整顿驿递,一起得罪了官僚们。
  京察是张居正初登位的时候便施行的,这破碎了官僚们对新任首辅的期望,一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给点甜头啊,比如加薪什么的,就算不给甜头,也不要触霉头啊,一上来就京察,端是不令人快乐了,而且还有借机排除异己的可能,大家不免怀疑了。
  考成法也是,本来可以自己控制的政务,却被加了一个头箍在上面,时时要被上头监管,一些油水也捞不到了,手脚也难做了,就算做,花的成本精神也大了许多,实在是头疼的狠。
  何况官员士人都是学儒家的,儒家的要求是仁政,行大治,你称富国强兵,那和法家有什么区别?富国强兵,那是王安石,王安石是干什么的?北宋亡国的祸首!你要理财?那不就是桑弘羊那样的收揽百姓钱财嘛,官员们有些忿然。
  驿递也被整顿了,那可是官员的优待,国家驿站,那就是给我们官员用的,你怎么就能一下把我们的特权取消了呢?当然,和太祖时代比起来,张居正的整顿还算是轻的,但是也不免官员的抱怨。
  官员们抱怨着,但是毕竟这些方法行之有效,而且合情合理,张居正占着大位,官员们也就只能私下抱怨着了。
  官员们解决了,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大地主那边,他们有钱,有权,还有势力,很多是功臣后代,王侯将相,退休的大臣,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上可通达天下,下可操纵舆论,要对付他们,那可就难得多了,要是没有不怕粉身碎骨的准备,那只怕是不行的。
  幸好张居正有,明代的士大夫,确实骨头硬的狠,于谦,即便粉身碎骨,也要保明朝天下,海瑞,为民不但敢得罪大地主,连皇帝也敢骂,张居正也不怕死,他只怕政策不能执行,海瑞是护民,但是有时也不免护的太短了些,何况明朝的官吏并不都是海瑞,也做不了海瑞。张居正也只能通赋税侧面打击大地主的利益。
  或许,张居正也不想打击大地主吧,要算起来,他的师长徐阶也是大地主之一,但是没办法,要富国强兵,只有得罪了。为了富国强兵,那些坎坷总要走的。
  张居正没有手软,一系列的赋税改革,一条鞭法,丈量田地,都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张居正死后政策被废有他们的努力。
  新政之后,空虚的国库充溢起来了,国家是富了,那就要强兵,北边的边患总是在那里的,俺答是答应不进攻了,但是鞑靼并不只有俺答,而且时事随时变化,今天不进攻,明天就可能进攻。说实在话,现在的明朝政府对于鞑靼的地盘实在不敢兴趣,他们不是成祖,他们只想把自己的土地搞搞好,不要有外敌入侵就可以了,所以他们自成祖之后就没认真的北伐过,那些化外之民,老老实实在边地呆着,明朝政府并不想主动进攻,那样太花钱了,那些土地占下来也没用,但是防还是要防的。现在军费充裕,只需要人材。
  张居正是个识才的人,明朝也不缺人才,谭纶,王崇古,还有那位抗倭的名将戚继光,李成梁都得到了重用,外加三娘子事件的善用,北方得到了难得的安定,现在的光景实在是明朝自孝宗以来最好的时刻了。
  只是,这时父亲死了,那时的风俗是要三年守孝的,虽然皇帝可以夺情,但是士人总是不满的,礼仪为立国之本,怎么可以不守呢?明朝朝野都喜欢评论,这士人之口,是很难堵住的,也只有等到清朝用鞭子和文字狱才能压住,明朝那几根廷仗,是吓不了士人的。我们后人看那些士人确实好笑,但是那时的风气就是这般了,皇帝的夺情,那自然有张居正和冯保的授意,张居正这样做,虽然有考虑继续改革的问题,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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