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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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演义- 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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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黄季宽肯定会自投罗网!”
  “啊?”张发奎、黄琪翔和陈公博对汪精卫如此断言,都不免有些惊诧不解。
  汪精卫踱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壁橱前,从里边拿出一只精致的花瓶,用欣赏的眼光瞧了瞧,然后哈哈笑道:
  “曾听先祖说过,从前有位颇有眼力的古董商,与我家有世仇,当他打探得我家有一只极有收藏价值的梅瓶时,竟不顾危险化装到我家来一观这只梅瓶。”
  汪精卫放好那只花瓶,接着说道:“诸位知道,民国以来十余年的历史,新、老桂系,何时不用馋眼盯着广东这块肥肉。老桂系陆荣廷在广东收刮了好多年,连中山先生都受尽了他们的气。如今,新桂系又将手脚伸进广东,他们驻军韶关,陈兵西江,每月由广东攫取四十万元的银饷,对广东的事情,他们和广西一样关心。根据这个特点,我们投其所好,只要略施小计,不怕那只狡猾的泥鳅不上钩。”
  汪精卫接着便把他的“送李迎黄,一石两鸟”的妙计,具体向张发奎、黄琪翔和陈公博说了。汪精卫的口才本来就极好,政治上又善谋划,当下便把这个政治阴谋说得天衣无缝,使张、黄、陈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十一月十六日,汪精卫在葵园他的公馆里和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密商大计。汪精卫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一般,他一会儿看看腕上的表,一会儿左顾右盼,一会儿又起立毫无目的地踱一小阵步,还不时走到那壁橱前瞅一瞅那只古老的梅瓶。临大事沉不住气,这是汪精卫最大的毛病。当年,他和俞培伦、黄复生等入京谋刺清廷摄政王载沣,在北京海鸦儿胡同的银旋桥下埋设炸弹,附近人家的狗叫了几声,汪便沉不住气了,以致事败被捕,一个策划得很好的壮举可惜没有能够成功。每次重大事件,他虽然都能很好地进行策划,但事到临头,他不是心虚,便是急躁,总是神魂不定的样子。也许,这正是他不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缘故吧,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比他强多了。张、黄二将,到底是“铁军”将领,他们的气质与汪精卫、陈公博截然不同,他们把诱捕黄绍竑看作是一项秘密的军事行动,在敌手还没有上钩前,他们毫不气馁,信心十足而又稳稳当当地等待着,直到逮住对方为止。
  “再过两小时,汪主席便要和李任潮上船到香港转往上海去了。看来,那条狡猾的泥鳅,不会到广州来送死了!”
  陈公博把怀表摸出来看了看,泄气地说道。
  汪、陈二人的举动,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张、黄的情绪,毕竟时间只剩下两小时了,而黄绍竑给汪精卫的电报,只是说:“来电奉悉,即前往聆教。”他没有说明动身花时间,很可能这只“泥鳅”在玩什么花招。但张、黄二人对黄绍竑现时是否来广州,倒并不怎么介意,他们只要求汪精卫把李济深骗往上海就行了,李济深一走,他们便可放开手脚大干,陈济棠和徐景唐那两师人马,根本不是张、黄“铁军”的对手。李济深新编的薛岳、黄镇球两师,经过张、黄的暗中拉拢,已决定弃李投张,李济深一走,他们便能毫不费劲地把广东党政军大权一把抓过来。黄绍竑如果来广州,他们逮住他,作为人质,可以此收编驻韶关的黄旭初那一师桂军,广西便可传檄西定,囊括两广易如反掌。如果黄绍竑不来广州,那也不要紧,他那三个师根本不是张、黄军的对手。张、黄部队回粤之时,恰遇桂军韦云淞部在会昌一带被贺、叶军打得大败,他们便讥讽道:“前方第七军还可以同我们踢两下子,后方第七军就是豆泥①!”
  ①粤语,不硬的意思。
  张发奎与黄琪翔对视了一下,没有说话,他们关心的是汪精卫快一点儿把李济深带走,倒并不怎么盼黄绍竑快一点儿来。汪精卫又看了一下手表,往香港的船再过一个多小时便要开了,看来,他是看不到黄绍竑自投罗网的这一幕好戏了。他心里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七上八下的,无法宁静。他考虑问题当然不同于张、黄的纯军事观点,目下对广西用兵,他没有孙中山当年那种有利的政治条件,即使军事上能击败黄绍竑的桂军,但即将占领两湖的李、白岂能坐视张、黄到广西去操他们的家?汪精卫烦躁地摇着头。本来,他对于自己精心策划的这个“一石两鸟”的行动是相当满意的。当他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去和李济深商量时,忧心忡忡地说道:
  “任潮先生,蒋先生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打电来邀约我俩赴沪商谈解决党内纠纷问题。我看,他在电文中所说:‘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相互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此话,是有道理的。”
  李济深看了电报,他从全国和广东的形势来看,认为自己往上海一行,一可提高个人的政治地位和声望,二可利用蒋介石的影响说服汪精卫顾全大局,不要在广东开府。如果能达到这一目的,便可把自己由目下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善于观风测向,又能揣摸对方心态的汪精卫,马上判断出李济深对此并无反对之意,便仍忧心忡忡地叹道:
  “任潮先生,目下广东各种矛盾百出,党政军各方都不平静,亟需有人镇慑,我看,你还是留在广州照应大局为好,由我去上海与蒋先生会商好了。”
  李济深最担心的便是蒋、汪合谋,在广东开府,另搞一个局面与南京特委会抗衡。如果让汪精卫一个人去上海,汪与蒋勾结起来,将对他更为不利。同时,李、白和程潜正对两湖用兵。桂军精锐和湘军悉数西调,沪宁一带空虚,蒋介石突然于此时由日本回国,恐怕会有更大阴谋,对此,作为李、白的盟友和南京特委会的积极支持者,李济深不得不洞察。他当然知道,对广东大权虎视眈眈的张、黄,极有可能利用他离粤之机夺权。但李济深判断,张、黄向唯汪精卫的马首是瞻,他既与汪同行赴沪,正可利用蒋介石说服汪不在广东开府,如此,则张、黄不至发生异动。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蒋极可能是盯着空虚的南京,而不是桂系势力范围之内的广东。汪如坚持在广东开府,必然要打乱蒋的全国计划,因此蒋不会同意张、黄在粤之举。再者,李济深手上握有相当实力,如果张、黄趁他赴沪之机在广州叛乱,他即可令在潮汕的陈济棠和闽西南的陈铭枢两师与在两阳的徐景唐师会同黄绍竑的桂军从东西两面夹击张、黄部队,就象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指挥东、西两路讨贼军讨伐叛徒陈炯明一样。他估计张、黄囿于利害后果,绝不敢轻举妄动。李济深经过深思熟虑后,便对汪精卫道:
  “为了调和党内之纠纷,使孙总理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得以复归完整,我就与汪先生同往上海一行罢。”
  李济深并告诉汪精卫,他将电黄绍竑由南宁到广州来代理他的第八路军总指挥职务。汪精卫听了不禁大喜过望,真是“天下事无独必有对”,汪精卫正怕黄绍竑不到广州投罗网,李济深却下一道命令要黄绍竑来代职,你说这事巧也不巧。原来,北伐后期,两广部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系统,统辖李济深的后方第四军和黄绍竑的后方第七军,由李济深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李济深既要到上海去,又对张、黄二人不放心,自然要请黄绍竑来广州坐镇了,不想,这正合汪精卫诱捕黄绍竑,篡夺两广政权之意。为了促黄来粤,汪精卫也以自己个人名义,给黄绍竑发了一个电报,说有要事相商,请黄立即到广州晤面。汪精卫断定,有李济深和他这两个电报,黄绍竑一定会到广州来的。果然不久,便接到黄的复电,告以即来“聆教”,汪精卫又为自己“一石两鸟”的计划顺利进展而与陈公博、张发奎等高兴了一阵子。可是,左等右等,却并不见黄绍竑的踪影;汪精卫不由疑虑丛生,无论白天黑夜都派人守候在广州的几个码头,只要黄绍竑一到,便将他直接请到葵园来。可是,汪精卫派在码头守候的人由十四日守到十六日,既不见黄绍竑到来,又不见黄或因故而发来的电报。现在,离他与李济深上船往香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汪精卫已经失去信心,他最后一次看了一下表,便对张、黄吩咐道:
  “密切注意黄季宽的动向,他如来广州,即行捕杀,军事上最好诱桂军入粤决战。”
  汪精卫说罢,即命机要秘书陈春圃收拾行装,准备到码头上与李济深乘船同往香港,现在,他必须设法稳住李济深,使李能顺利与他一道离粤。机要秘书陈春圃是汪精卫的内侄,办事倒也利索,他带着二名随从,不一会儿便将两只大皮箱放到停在院中的小汽车上,他拎着汪精卫那只黑皮公文包,和司机、随从一道坐到车上,只等汪上车往码头。正在这时,只见一辆小汽车进入葵园,在洋房前停车后,汪精卫派往码头专为迎候黄绍竑的那两名人员,陪着一位身着军装,挂上将军衔,腮上留着长须的魁梧军人下车,他们一直走进洋房的客厅里去了。正在另一辆小汽车上等候汪精卫的那位机要秘书陈春圃,自然知道汪与张、黄等的预谋,他见那刚下车的大胡子将军不是别人,正是汪和张、黄所望眼欲穿,准备捕杀的广西省主席黄绍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嘴上只说了句:“有好戏睇!”便两眼紧紧地盯着洋房客厅的门口,因为黄绍竑一个随从卫士也没有带,要捕要杀,可以毫不费劲地解决问题。
  黄绍竑的突然出现,使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人都愣住了。黄绍竑因初来乍到,毫无思想准备,他对汪精卫原来的印象就很好,且与张、黄是保定军校同学,在统一广西的战斗中,又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因此,黄绍竑自接到李济深和汪精卫的电报后,便到广州来了,因他候船误了一天时间,途中轮船又出了一次故障,故到广州的时间推迟了。广东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很复杂,黄绍竑倒是很清楚的,北伐后,蒋介石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又留下他的嫡系钱大钧部驻扎广东,目的在于监视李济深。张、黄率前方第四军。回粤后,汪精卫又到了广州,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为了避免被卷入,黄绍竑早在八月底指挥桂军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三师在潮汕打垮共产党的贺、叶起义军后,立即将桂军伍廷飏、吕焕炎两师撤回广西,仍留黄旭初驻扎韶关、南雄一带,由广东补贴四十万元军饷。黄绍竑占着广东地盘,吃着广东的补贴,又想脱身事外,在鹬蚌相争中扮演那得利的渔翁角色。对于李济深和张、黄的矛盾,他表面上不介入。他劝李济深道:“任公,他们(张、黄)要求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好了!横直广东的事由广东人自去搞,你是他们的老长官,你虽然是广西人,但你不是桂系,他们不会对你有什么恶意的。”在打垮贺、叶起义军后,黄绍竑回到广州,在吉样路他的公馆宴请张发奎、黄琪翔、缪培南、李汉魂等前方四军将领,黄绍竑对张发奎道:“向华兄,我的部队正开拨回广西,我明天也要回广西去了,往后,我要在广西从事建设。你们都是广东人,希望大家都把各自的家乡搞好!”张发奎当即表示不负厚望,此番回粤乃是为了革命,绝不糜烂桑梓。席间气氛极为融洽。第二天,黄绍竑便乘船回广西去了,临行前张发奎等还到码头送行。因此,黄绍竑接到李济深和汪精卫的电报,自认自己没有得罪广东人,他对汪精卫的印象又不错,对于汪之回粤,黄也认为汪可能想在广东搞局面,既如此就必然要取得广西实力派的支持,如果先得罪了黄,汪的局面就凑不成。黄绍竑经过了一番周密考虑,认为赴粤断无危险,便带着他的秘书石楚深和一连卫队,登轮直下广州来了。到了广州天字码头,黄绍竑见汪精卫派人在此迎候,便命秘书石楚深和那一连卫队先到吉祥路他的公馆,他则单身一人,随汪精卫的人乘车径自到葵园来拜会汪精卫。黄绍竑见汪、陈、张、黄对他的到来感到惊诧,便上去和他们一边握手,一边说道:
  “候船耽搁了一天,途中轮船又出了点故障,因此来迟了。”
  汪精卫见黄绍竑单身一人到葵园来,说话轻松坦然,他估计黄对此次广州之行,并未察觉出什么异样的情态来,便堆下一脸亲切的笑容,拉着黄的手,说道:
  “季宽先生,你初到,一路辛苦了,请你先休息一下,我们改天再谈吧!”
  汪精卫那一脸笑容,使人感到亲切而又可敬,即使象黄绍竑这种老练精明的军政人员,也不会相信在那种笑容背后隐藏着自己的杀身大祸。黄绍竑也知道汪精卫是个忙人,或许他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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