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羔羊》小说翻译者 杨昊成
克拉丽斯是联邦调查局的见习特工。她所在的城市发生了一系列的命案，凶手是一名专剥女性的皮的变态杀人犯“野牛”比尔，迄今为止，受害的女性已达5人。克拉丽斯的任务是去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访问精神病专家汉尼拔博士，同他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以此获取罪犯的心理行为资料来帮助破案。
汉尼拔被关在地牢里，他是一位智商极高、思维敏捷但有些精神变态的中年男子，并且是个食人狂，他要求克拉丽斯说出个人经历供自己分析以换取他的协助。克拉丽斯的思维能力完全不是博士的对手，她临阵败逃了。不久，警方又发现了一具女尸。根据验尸分析：凶手使受害人活了3天，死前没有强暴或虐待的迹象，凶手喜欢身材较胖的女子，常常把她们饿得皮肤松弛之后才杀死。克拉丽斯又发现了两个新的线索：其一，死者背部被剥去了两块菱形的皮；其二，死者喉咙里有个小手指大的虫茧。据昆虫专家分析，这是源于亚洲的一种蛾，被称为“地狱昆虫”。
又有一位女子被绑架了，这一次是参议员的女儿。克拉丽斯向博士求助，博士仍对她进行心理分析，克拉丽斯说出童年的最痛苦的回忆是父亲去世后的一段日子，她寄住在办牧场的姨母家里，可是两个月后就逃走了，但从此常常听到羔羊的惨叫……
博士提示克拉丽斯，蛾的特征是变，由虫变成蛹，又由蛹变成蛾，“野牛”比尔也想变，由于童年时遭到过继母的虐待，比尔产生了一种变态心理，他去过变性手术中心，但是遭到了拒绝……他们的谈话被主治医生齐顿窃听去，他想抢头功，于是对汉尼拔进行严酷的审讯，然而一无所获。克拉丽斯闻讯赶来，经过一番心理分析，汉尼拔了解了克拉丽斯为什么总会听到羔羊的惨叫，可正当博士要说出凶手的名字时，齐顿带卫兵赶来把克拉丽斯架走了。不久，博士利用齐顿丢下的圆珠笔做成钥匙打开了手镣，杀死了卫兵，逃之夭夭。克拉丽斯一个人继续寻找线索，逐渐把对象锁定在一个叫詹米·冈的人身上，因为他曾在海关提过一箱来自苏里南的活毛毛虫，还去过变性中心。
克拉丽斯找到了“野牛”比尔的住处，她和凶手在阴森的地下室里发生了激烈较量，最后克拉丽斯击中了比尔，救出了参议员的女儿。“野牛”比尔被击毙了，然而更危险的人物却又出现了。在庆功会上，克拉丽斯接到了汉尼拔博士的电话，电话挂断后，汉尼拔戴着墨镜，无声地进入人流，寻找他的猎物——齐顿去了。
为什么是羔羊
看过电影《沉默的羔羊》，一直心存着这样一个疑虑，就是这么一个恐怖的故事，为什么竟取了“沉默的羔羊”为名呢？影片虽然在男女主人公的对话中几次提到“羔羊”一词，可自始至终“羔羊”的影子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所以直到翻译此书之前，对此一直不甚了了。
前不久拿到小说，花了两天时间通读一遍后发现，“沉默的羔羊”实际上应当译做“羔羊的沉默”，也许从女主人公克拉丽斯的身世来分析“羔羊”更为妥帖。克拉丽斯的父亲是家乡小镇上的一名巡警，后以身殉职。于是，克拉丽斯被送往姨母家中寄养，当时她只有10岁。姨母和姨父是牧场主，主要饲养羊和马，可这些牲口大多有些毛病，不是腿瘸就是眼瞎，它们宰杀后被做成胶或肥料，活着拉走的则将成为狗的食品。克拉丽斯发现这一切后，一颗童心受到强烈的刺激，羔羊凄厉的叫声从此便长久地萦绕在她的耳边和心里。这一情节在全书所占的篇幅并不多，但它却是克拉丽斯童年生活的一个创伤。
在同博士汉尼拔接触的过程中，博士要她“投桃报李”，即要她提供经历给自己分析，以此作为追捕“野牛”比尔的条件，于是克拉丽斯深埋在心底的那段往事就这样被博士一点一点地挖出来。汉尼拔是心理分析的高手，他知道克拉丽斯现在心中时不时听到的羔羊的尖叫声更多的是具有了象征的意义，它代表了弱者、受害者，象征了这些人在孤苦无援中所发出的呼号。尤其当克拉丽斯看到被凶手杀害的女性后，所有的一切便凝聚到一个声音上：羔羊在尖叫，尖叫，尖叫！只要这声音一天不止，克拉丽斯就不得安宁，就会做噩梦。自然，克拉丽斯最终成功了，她逮住并击毙了“野牛”比尔，所以她终于可以“睡得很沉，很甜，因为羔羊已经安静了”。
这大致就是这个令人发怵的故事与“羔羊”之间的联系。电影的片名“The Silence of the Lambs”更令人深思，请注意其英文名称使用了复数，即lambs。《圣经》中说，众生是羔羊，上帝是牧羊人，影片正是借这一典故告诉观众，羔羊不光是寓示着某一个单个的人，所有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亦都如是，而在那沉默背后则也许正潜伏着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恐怖与危机！（杨昊成）
在亚历桑纳州凤凰城上班的玛丽恩·克兰打算携公司的40万巨款同情人萨姆到加州重新生活。当夜色降临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于是他们决定在路旁的贝兹汽车旅馆休息一晚。吃完晚餐之后，玛丽恩回到房间准备洗澡，当她进入浴缸拉起浴帘时，一个恐怖的故事随即发生……
由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执导的电影《精神病患者》40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恐怖惊悚片的代表作。在1960年的当时，这部影片可谓好莱坞影响最大的一部电影，当年有不计其数的观众被片中的变态杀手和那场脍炙人口的浴室杀人戏吓得不敢一个人洗澡。该片被美国电影机构选为最重要的100部美国影片之一。
用短短的75天就成功拍摄完成的恐怖片《正义守望者》由著名影星基努·李维斯主演，在片中，他是一个杀人狂，基于扭曲的变态心理在芝加哥恣意向年轻女孩下毒手，而这并非他的目的——他真正的目的竟是要让FBI探员坎贝尔走向崩溃的死路，这猫追老鼠的过程正是他精心设计布局的游戏。全片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氛，直捣人心最深层的恐惧：你永远不知道凶手在哪一个角落窥探着你，你确切地知道下一个受害者是谁，却还是逃不开变态杀人魔的魔掌……
二十七、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锐利的现代感和青春化特征的真实结合
一曲青春的悲歌，一幕夹杂了少年初始的懵懂之美的戏剧
展现与夜色、血腥和猫王的歌声联系在一起的别样的青春
1991年出品
导 演：杨德昌
主 演：张震 杨静怡 王启赞
第二十八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奖
第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第三十六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第三十八届《电影旬报》电影奖最佳外国导演奖
第四届《中时晚报》电影奖商业映演类评审团大奖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一部以青春为载体的影片，它所蕴涵的少年的罪恶是有边缘性的，自觉的；里面没有毒品，没有性，没有体验，但却有着不成熟却要做出成熟的样子来的爱；里面没有足够酷足够性感的故事与镜头，它甚至不是一个关于“成长”或者“堕落”哪怕是“变化”的电影。导演杨德昌只是从少年小四的生活中拈出了一段，很是平滑，但就是在这不疾不徐的叙述中，一切都随着他那刺向女友小明的刀而结束，小四最终走向了极端，他的青春也结束在牯岭街上。
在影片里，杨德昌设计的是一种现实的残酷，一种针刺破气球的瞬间的停顿，一种把悬在半空的理想剥个一丝不挂的血淋淋。所以当他把这幅60年代台湾的社会图卷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的时候，人人都震惊于那灰暗绝望的年代。
杨德昌也许不是故事中的任何一个角色，但那毕竟是他成长过的年代和他深受影响的氛围，于是透过光影的魔术，他重新去检视回顾，那政治的、文化的、两性的、同侪之间的各种压抑与亟欲突破的挣扎，都在片中重构的世界里仿佛活了过来。
影片中的小四多少有着杨德昌本人的投影。小四对60年代的台湾社会的观点正好代表了杨德昌本人的观点，小四父亲所经历的白色恐怖，也就是杨德昌本人要传达的一点政治讯息。本片中不时出现的坦克车，就正有上述的暗喻，电影里的美国流行曲，少年帮派举办的舞会，显示了60年代台湾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之深。片中的大部分情节都在夜间发生，主角好比身处于一个蒙昧不明的黑暗时代，身处于一个黑暗的社会。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本片的话，导演的用心也许更见明显吧。
——香港《明报周刊》
杨德昌常常以非常的距离处理全面物化社会下的人际冷漠感，但在这部影片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而不冷感的青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而小四等人在片中秉持的道德要求与纯真梦想都一再为迈向利益世故的社会所摧毁，成为时代的祭品。“少年杀人”此时已演变为“时代杀人”，人人都是“恐怖分子”的主题于是再现，小四只是被推向暴力极端的牺牲品而已。
——著名影评人 焦雄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叙述手法严峻而含蓄，电影语言丰富深邃，以复杂的结构和开放式的结局展现了浓烈的心理分析色彩和表现强度。导演杨德昌以熟练巧妙、似散实密的技法把性格各异、来自不同社会和家庭背景的少年串联在影片中，纵横交错而达到内容和结构上的平衡。影片疏离而压抑，深入都市文化心态的内核，与之前几部影片相比更加老辣成熟。
——网友 黄小邪
60年代初的台湾好像一切都是灰的，浑浊的空气里也流动着灰暗的味道，失落和绝望的情绪笼罩在城市上空。来自四面八方的外省人操着他们各自浓重的口音，山东话，上海话，苏北话，四川话……在这个城市奔波忙碌着。随军逃到台湾的家眷们形成了一个个被人们称为“眷村”的小村落，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小四、小明、小马、老二、小猫王、飞机、滑头、小虎、小翠……他们成长着，并且拉帮结派地出来混，“小公园帮”和“217眷村帮”逐渐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
在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的男生小四是个置身学校帮派对立之外的好学生，父亲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母亲在小学代课，家里共有5个孩子，大姐为了帮父母承担家庭重担，放弃出国的愿望；二哥和小四一样，沉默寡言；三姐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谦卑忍耐；张震是家里的老四，所以被叫做小四；家里最小的小妹是个发育迅速的小女孩。
小四与家世不幸的女孩小明十分投缘，暗生情愫，“小公园帮”的老大哈尼也倾心于小明。小明父亲早逝，母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她过早地成熟，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
由于帮派之间的纷争，哈尼一个人去对抗“眷村帮”，结果被对方的老大山东推到了火车轮下。小四参与了围剿“眷村帮”替哈尼复仇的行动，山东被杀。
小四父亲涉嫌政治被迫写交待材料并被解聘，受到迫害，近乎神经质；母亲受牵连被免掉了教职。小四因为冲撞校方被勒令退学，转学日间部。
小明的母亲到马司令家帮佣，马司令的儿子小马是小四的朋友，是一个变形的早熟的少年，小明又移情于小马。
家庭和学校所发生的事件让小四难以承受，而小明与小马的交往又使小四陷入友情和爱情的矛盾中，他与小马吵翻。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上，小四看见了小明，再次向她表明心迹，而小明却断然拒绝了。失去控制的小四接连向小明捅了7刀，小明当场死去。小四被拘捕，被判了16年徒刑。
小猫王录了他唱的英文歌《阳光灿烂的夏日》送给小四，却被警员随手丢进垃圾桶。
不是偶然
“小公园帮”和“217眷村帮”的矛盾构成了影片的主体框架。主人公小四一开始徘徊在各种争斗的边缘，基本上处于旁观状态，在各种力量的左右下，他一步步被动地卷入了矛盾的核心，直至成为最后的杀人者。影片中的故事看似很偶然，但杨德昌是位极有野心的艺术家，他并不满足于线性地描写一起青少年犯罪的偶然事件，而是以此为借口一刀捅入社会的心脏，鲜血淋漓地刻画了60年代台湾转型期的社会风貌，由此构成了影片的另一主体框架，即以小四一家为代表的自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上一代和土生土长的下一代台湾人。有能力表现这一主题的台湾影人不止杨德昌一人，但大概只有杨德昌能拍出既热血奔涌又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