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办法，由企业承担职工的退休金。照黄冈刚才的设想，是要把过去的退休职工也纳入这个体系了。”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是国务院决定的主要精神。照小黄这个思路，那就是老人也要用新办法了，这中间的政策衔接，难度非常大啊。”俞菊英插话道，她搞过一段时间的职工养老改革工作，对于这个问题深有体会。
黄冈道：“何老师，俞处长，我提出来的，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事实上，浑北市的大多数企业目前都处于亏损状态，停产企业占了80。这些亏损、停产的企业，都是由银行贷款来解决下岗工人和退休工人工资的，这不也是国家在支付这些钱吗？我认为，全国的政策如何确定，可以从长计议，但在浑北市，可以先开展一个社会化养老的试点，把企业的退休人员全部甩出来，让企业轻装上阵。”
“如果是光在浑北市这样搞，倒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嘛，这件事就得要何主任来拍板了。”俞菊英说道。
何海峰苦笑道：“搞这样一个政策倒也不难，我回头和辽宁省以及浑北市的领导同志商量一下，问题应当是不大的。但让浑北市政fu把全市的退休工人工资负担下来，资金的问题如何解决呢？这一点，刚才小林也提到了吧。”
黄冈道：“资金的问题，初期先由国家来承担，咱们这一次到东北来，不是带了一笔减亏脱困资金吗？这些资金可以先用于这个方面。此外，还可以由银行提供一部分贷款，其实这不过是把原来贷给企业的贷款转给了政fu而已，银行的负担并不会加重。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抓紧完成企业的改制重组，一旦企业起死回生，就能够给政fu提供税收了，届时这些退休人员工资也就有了稳定的保障。”
“嗯，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何海峰点头肯定道。其实黄冈说的这个想法，在何海峰的脑子里也是曾经考虑过的，只是他没有把这个想法系统地梳理过而已。现在听到黄冈一番解说，他觉得自己的思路也清晰了许多。
“黄冈，你回头把你这个想法形成一个文件，我和辽宁省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我觉得，先选择浑北市做一个试点，应当也是可以的。”何海峰道。
“如果退休人员的问题可以解决，那么企业重组的第一个障碍就不存在了。现在我说说第二点。”黄冈继续说道，“第二点，就是当地政fu对企业的过多干预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地政fu官员的意识。要让他们从企业的婆婆这一角色中走出来，不管那些他们不该管的事情，而专注于管好他们该管的事情。”
“据我看来，这一点比前一点要难得多。”林振华说道，“这些天，我们和当地官员可没少打交道，他们的观念，实在是太难改变了。”
黄冈看着何海峰说道：“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何老师能够解决了。”
何海峰道：“恐怕我也无能为力。地方上的官员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不是我们下一个命令就能够改变的。我们只能是和他们一起商量，想办法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这种事情，是不能强求的。”
林振华道：“何主任，你可是堂堂国家计委副主任啊，难道还对付不了市里的几个官员？他们的级别，和你差出一大截了吧？”
何海峰道：“官大也不能随便压人啊。我们中央部委做事情，也是要靠地方上来配合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直接用高压政策，地方上听不听是一回事，就算是迫于无奈提供了配合，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的。”
中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是非常微妙的。表面上看，中央部委手里握有各种大权，地方政fu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看看那些到中央去办事的地方官员就知道了，进部委大门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是带着谦恭之色的。但另一方面，任何一家中央部委，也离不开地方上的配合，他们把地方叫做自己的“腿”，一个在地方上没有“腿”的部委，几乎是寸步难行的。
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中央部委的官员在地方上并不敢过于拔扈，真把地方官员得罪狠了，彻底不买你的账，你也只能是灰溜溜地，没什么办法。官场上也是要讲规矩的，如果错在中央部委一方，省里的领导自然会力挺自己的下属。何海峰贵为国家计委副主任，但下到省里来办事，也同样要守这样的规则。
“如果你们政fu官员就是这样官官相护、一团和气，那我们这些草民还能干什么？”林振华道，“算了算了，黄冈，你累不累，你如果不累的话，我带你去浑北大学找妹纸玩去。”
“林总……”黄冈满脑门子黑线，他虽然也是一个年轻人，但可没有林振华这么疯，尤其是在一屋子官员面前，哪怕这样造次。
何海峰被林振华的无赖嘴脸气得哭笑不得：“小林，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叫官官相护、一团和气，这是最起码的工作方法问题。你以为政fu工作能够像你们企业里那样简单粗暴吗？基层的同志也有基层的难处，我们总不能随便耍大牌吧？”
林振华道：“老何同志，我说的可都是实情啊。今天周大鸣他们的嘴脸，你也见着了。有你在场，他们好歹还能给我一点面子。万一你走了，我在浑北办企业，还不让他们给折腾死？中央又想解决东北的问题，又不愿意得罪东北的官员，那我们这些普通企业又能做什么呢？”
“小林，话不能这样说，何主任也没有说不解决问题嘛，你不要误解了。”俞菊英等人连忙开始劝解了，他们对林振华与何海峰的关系不是非常了解，不知道林振华一向都是如此对何海峰说话的。
何海峰摆摆手，让其他人不要插话，他自己沉吟了片刻，点了点头，说道：“小林说得对，要解决东北的问题，的确是需要一些非常的手段。不解决政fu官员的观念问题，投资商就不敢来投资，那么光靠我们政fu的力量，要改变东北的面貌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吧，我明天就约见一下省里的领导，和他们认真地谈一下这个问题。”
476 病去如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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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病去如抽丝
在熟人面前，林振华说话一向是不留情面，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像“官官相护”这样的话，无论是俞菊英和吴德铭，或者黄冈，都不敢在何海峰面前直接说出来。不敢说，不代表大家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在这些天的调研中，大家都有和林振华相同的认识，那就是浑北市企业大范围亏损的问题，根源在于当地政府官员的惰性。
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这么多年来，为国家做了许多的贡献，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东北受到国家的眷顾也是非常多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了156项重点工程，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落户于东北。例如，在全部24个机械项目中，东北就占了13个，包括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哈尔滨炭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
无论在哪个年代，一个地区的话语权都是与其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在计划经济年代里，东北由于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争取政策和资源方面也具有相当强的优势。以职工工资来说，1978年，全国国有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644元，而辽宁省为687元，吉林省为712元，黑龙江省为763元，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谓“共和国长子”的优越感，是有其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地的官员养成了对国家的严重的依赖感，企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居民生活消费，一切都是由国家包办的，官员们只要照着国家的要求办事即可，不需要多动什么脑子。
与之相反的是，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出于海防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国家布局的重型工业数量很少，属于被计划经济遗忘的角落。也正是因为这种爹不亲、娘不爱的处境，促使这些地方不得不处心积虑地自谋生路，这也就培养出了一种敢闯、敢试的市场经济作风。
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日渐衰微，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珠三角大胆地踏出了吸引港资、侨资的步伐，一跃成为全国经济的排头兵；江浙地区则从乡镇企业起步，靠着走街串巷收鸡毛这样的小生意，创下了一份令世人瞩目的家业。在金融危机年代里组团杀到大洋彼岸去抄底收购房地产的温州老板们，在改革开放之初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果当年国家给了他们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他们还会有下海闯荡的勇气吗？
东北的繁荣，得益于计划体制；东北的衰败，同样源于计划体制。福兮祸兮，谁能预料呢？
何海峰是一个睿智的官员，他有在基层工作的经验，也有在体改委接触高层的阅历，对于中国改革的问题，他看得非常透彻。在此前，他一直有些犹豫不决，不敢去触动地方上的官僚体系，总是试图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
林振华的激烈言辞，给了何海峰深深的触动。的确，如果不改变地方官员的观念，不打破旧体制的束缚，仅仅依靠国家不断地输血，是不可能改变东北的状况的。正如林振华所说，如果官员没有树立起为企业服务的意识，而是仍然把自己当成企业的婆婆，有谁敢来这里投资？
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何海峰便立即行动起来。他先是与东三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们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统一思想，随后便飞回北京，向政治局和国务院做了一个关于东北问题的长篇汇报。中央认可了何海峰的报告，另外派出了一个由国务院副总理牵头，包括中组部、人事部等单位官员在内的体制改革小组，前往东北开展工作。
在随后的几年中，国家从中央部委和南方一些省市抽调了大批的干部，前往东北任职，为东北官场带去新的观念。同时，东三省也积极组织本地官员到东部沿海省区去参观学习，接受市场经济观念的薰陶。上海、广州等地的党校都专门开设了面向东北干部的培训班，专门向来自于东北的地方官员们灌输市场经济意识。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要改变东北地方官员脑子里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意识，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但东北这些亏损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作，却无法再拖延下去。所以，在国家对东北官场作风进行整顿的同时，何海峰带领的工作团队，也一刻都没有停止工作。
根据何海峰的安排，林振华留在浑北，专注于研究浑北市的亏损企业。浑北的机械工业底子很好，仅千人以上的国有机械企业就有六七十家。汉华的主业就在机械领域，所以对这些机械企业情有独钟。林振华从公司调来了一批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员，开始逐家筛选这些企业，从中挑出自己有意兼并的对象，浑北锻压机械厂等一批企业被列到了值得优先兼并的名单之中。
浑北锻压机械厂始建于张作霖年代，迄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是国内重要的锻压机械制造企业，技术力量非常雄厚。在60年代我国自行设计制造万吨水压机的时候，浑锻压就曾经派出过技术人员和工人参与攻关。在停产前，浑锻压拥有3500多名职工，年产值1个多亿。而如今，这家厂子已经完全停产，3500多名职工除留下少数人负责维持一些日常事务之外，大多数人都已下岗。下岗职工们有些在浑北市里找一些零工做，有些在街边摆摊，还有一些就干脆窝在家里，成天打牌度日。
浑锻压陷入亏损的原因，主要是产品陈旧，缺乏市场竞争力。凭心而论，浑锻压的产品质量在以往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在功能方面就乏善可陈了。有些企业有独特的功能需要，其实只要在原有产品上做一些不大的改动就可以满足，但浑锻压对于这样的要求一概不予理睬，颇有一些店大欺客的意思。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浑锻压的产品是通过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拨分配的，用户没有选择余地，即使有什么意见，也只能闷在自己的肚子里。那些有特殊要求的企业，往往在购买了浑锻压提供的设备之后，还要自己再进行改造，费时费力，而且改造的效果也不够好，早已积累下了不少的怨气。
市场放开之后，国外的同类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一些沿海的乡镇企业也以仿造的方式开始制造锻压机械，投放市场。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