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整个故事的最后结局。
出乎意料的是，
吕月月母亲的悲恸异乎寻常地短促。几天后她镇定果断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回到东北去了。我给了那位小保姆足够的报酬和盘缠，嘱咐她一路护送这位已变得极为沉默的母亲，直到旅途的终点。
大概很多老年人都觉得自己和某一块土地有缘。我想象着多年以前这个女知青离开父母双亡举目无亲的北京，来到东北落户，并且毅然嫁给自月月的父亲时，就把那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老家了。她一声不响地为了那个没落家族的血脉延续和脱胎换骨，做了二十多年的挣扎努力，惨淡经营。当一切梦想最终破碎的时候，她又是那么镇定地一声不响地退回到那块让老吕家兴盛与衰败、罪恶与赎罪的黑土地上，去独自度过自己生命的尾声，这真是一个女人非常动人也非常悲壮的生平啊。
她本不曾想到她会是那个曾经木可一世的罪恶家族中的最后一个幸存的人。
我一直把她送上火车，她买的是硬座车票，她带走了全部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女儿给她留下的最后九亩多块钱。
火车开动时，我站在站台上同她们告别，小保姆透过车窗露出一张俊傻的笑脸，无忧无虑地挥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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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月月的母亲仅仅向我短短颔首便全神专注地整理自己的行李去了。她的孤苦零丁，她对悲痛的麻木，和对北京的毫无留恋的冷淡，让我心颤！
我从车站回到家里，从抽屉里取出锁了整整一年的采访手记。我带上这部手记再次来到公安局的侦察处，把它交给了传达室，并且留下一张字条。伍立昌同志：送上我对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采访手记，请您审阅。
并请告知，如果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有无不妥。
此致 敬礼！
海岩
看传达室的已经不是那个老头儿了，换了一个懒懒洋洋的年轻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后，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电话，约我前去见面。
见面就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作为公安侦察单位的一位处长，他的办公室比我原先的想象简陋得多。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与
吕月月的描述，无大出入。他把手稿一页不少地交还给我，表示无意干预文学创作的自由。我试探地问：
“您是否觉得这个记述不够真实呢？”
这位老资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说：“这个记录，我看仅仅是
吕月月个人的眼光吧。她当时作为一个下级侦察人员，对案子的很多内幕情况并不全面了解。不过她对她自己看到的情况以及对她个人生活感情的叙述，我看还算是基本真实吧。“
我想他们这种公安侦察人员对真实性的要求，可能是相当苛刻的。
我问：“您知道
吕月月去香港了吗？“
他点头：“知道。”
“您知道她已经死了吗？”
伍立昌依然不动声色地点头：“知道。”
“您对她怎么看呢，您对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聪明，很漂亮，很开朗，是个很有发展的女同志，有人说她太风流我不同意。对年轻人不能求全责备。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真能培养锻炼成一个合格的刑警的话，那将是很圆满的一个人。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太善变了。就像过去毛主席打游击时批评的那种机会主义一样。毛主席说：什么是机会主义呢，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到这里去，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无一定原则，无一定方向。毛主席批评的是当时的一种缺乏远见的军事政治倾向，其实对一个人的为人处事来说，也一样适用。今天这件东西吸引你就投向这个，明天那件东西吸引你你马上就能毫不在意地抛弃原来的追求，转过去投向那个，那就很讨厌了。太不安分的人，过于忠于自己的人，是很难相交共事的，因为这种人是不肯为了团体的事业或者他的伙伴而使自己委屈牺牲忍让一点的。如果一个人总以自己一时的喜怒和利益为进退的取舍，那我看实际上就丧失了起码的操守。”
我很赞同。
从伍立昌同志那里告别出来，我直接去了位于长安街的邮政大楼。大楼前的街道上，积雪未化，人来人往，嘈杂纷乱。互不相识的人擦肩而过，面无表情目中无人地匆匆赶路。这种热闹与冷漠并存的都市生态，又使人感叹：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因物质化、官能化、功利化而变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上发生的每一场真实的感情激动，都是可歌可泣的。那种真实无邪的感情从发生到破灭虽然总是短暂，但它所迸射的火花，却能给人的世界加入一种美丽的色彩。
天色已晚，路边一排个体摊档还亮着刺眼的灯光。天很冷，风很大，没有生意，只有一个卖录音带的小摊前，偶见一两位骑车的过客驻足流连。那摊子上架着一台破旧的录音机，高声放送着一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
寂寞的影子风里呷闹的8字，
代历的旋律诉说陈采的往事，
所谓山盟海誓是年少无知，
那一场风花雪目的事
有没有机会，重术一友。
我向那位冲我大声哈喝的摊主笑笑，没有买磁带，站在风里听完那首如泣如怨的歌曲，然后走进邮政大楼。大楼里很温暖，我来到邮寄挂号信的柜台，把那份厚厚的手稿寄给了出版社。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