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掏出枪来，大声说：“你毁了我啦！狗！”
爷爷对准那条苟延残喘的红狗，连开了几枪。
父亲自己爬起来，热血顺着他的大腿根子往下流，他并不感到有多么痛苦，他说：“爹，我们胜了。”
母亲喊：“大叔，快给豆官去上药吧！”
父亲看着我爷爷手心里托着的蛋儿，疑惑地问：“爹，这是我的吗？是我的吗？”
父亲感到一阵恶心，紧接着是目眩，他晕了过去。
爷爷扔掉木棍，撕来两个干净高粱叶子，把那东西轻轻包起来，交给我母亲。爷爷说：“倩儿，你好好拿着，咱去找张辛一先生去。”爷爷蹲下，把我父亲托起，困难地站立，踉踉跄跄往前走。洼地里被手榴弹炸伤的狗，还在凄凉地叫着。
张辛一先生五十多岁，梳一个乡下少见的中分头，穿一件藏青色长袍，面色青黄，瘦得见风就倒的样子。
爷爷把父亲托到这里，早累得腰弯如弓，面色如土。
“是余司令吗？你可是大变了样。”张先生说。
爷爷说：“先生，要多少钱都由着您。”
父亲被平放在那张木板床上。张先生说：“是司令的公子吗？”
爷爷点点头。
“就是墨水河桥头打死日本少将的那个？”张先生问。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爷爷说。
“张某一定尽力就是！”张先生从药箱里拿出一把镊子，一把剪子，一瓶烧酒，一瓶红药水，说着，俯下身去，察看父亲脸上的伤口。
“先生，您先看下边。”爷爷严肃地说着，又回转脸，从我母亲手里把用高粱叶子包着的卵子接过来，放在木床旁边的阁板上，一放上去，高粱叶子就散开了。
张先生用镊子夹着父亲的那些乱糟糟的东西看了看，他的被纸烟熏得焦黄的长手指哆嗦着，口齿含糊地说：“余司令……不是张某不尽心，只是令郎这伤……张某医术不精，又没有药物……司令另请高明吧……”
爷爷弓着腰，用两只混浊的眼睛逼视着张辛一，哑着嗓子说：“你让我到哪儿去请高明？你说，哪里还有高明？你让我去找日本人？”
张辛一说：“余司令，小人不是那个意思……令郎伤到要紧处，万一耽搁了，是灭人香火的事情……”
爷爷说：“既来找你，就是信得过你，你就放手干吧。”
张辛一咬咬牙，说：“余司令既然这么说，那我就豁出去了。”
张辛一用棉花球蘸着烧酒，清洗了伤口，父亲被疼醒了。他翻身要往床下滚，爷爷扑上去按住了他。他的两条腿乱扑腾。
张先生说：“余司令，捆起他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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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说：“豆官！是我的儿就忍着点，咬咬牙就挺过来啦！”
父亲说：“爹，疼啊……”
爷爷厉声喊：“忍着，想想你罗汉大爷！”
父亲不敢吭气啦，汗珠子从他额头上一片片冒出来。
张辛一找了一根针，用烧酒泡泡，纫上线，开始缝皮囊。爷爷说：“把那个缝进去！”
张辛一看看阁板上那个用高粱叶子包着的丸子，难为情地说：“余司令……这没法缝进去……”
“你想断了我姓余的后代吗？”爷爷阴沉沉地说。
张先生瘦脸上挂着白亮的汗珠，说：“余司令……您想想……连络着它的血管都断了，放进去也是个死的……”
“你把血管接上。”
“余司令，全世界都没听说能接血管……”
“那……就这么完了吗？”
“难说，余司令，没准还行，这边这个可是好好的……没准一个还行……”
“你说行？”
“可能行……”
“他妈的，”爷爷悲楚地骂着，“什么事都让我碰上了。”
治完了下边的伤，又治脸上的伤。张先生的背上搨湿了一大片衣服，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大口小口地喘着气。
“多少钱，张先生。”爷爷问。
“别提钱啦，余司令，令郎能安然无恙，就是我张某的福气。”张先生有气无力地说。
“张先生，余占鳌眼下时运不济，有朝一日一定重重地谢你。”
狗 道。9
爷爷托起父亲，走出张先生的家。
爷爷思虑重重地看着昏昏迷迷地躺在窝棚里的我父亲。父亲脸上蒙着白纱布，只露着一只鬼鬼祟祟的眼睛。张辛一先生又来过一次，他给父亲换过药后，对爷爷说：“余司令，伤口没发炎，这就是大喜。”爷爷问：“你说，只剩下一个子儿，还行吗？”先生说：“司令，眼下还顾不上那个，令郎是被疯狗咬了，能保住命就好。”爷爷说：“要是那个不中用了，保住条命又有什么用。”张先生见爷爷面露杀相，唯唯诺诺地退着走了。
爷爷心中烦乱，提着枪出去，到那洼子附近转悠。秋气肃杀，白霜遍地，黄绿色的高粱芽苗被霜打蔫了，湿水成洼的地方，有了一些细小的凌刺。爷爷想起，已是十月底了，寒冬即将来临，自己病体虚弱，儿子生死未卜，家破人亡，百姓涂炭，王光、德治又死了，瘸子郭羊远走他乡，刘氏腿上的疽还在流脓淌血，瞎子整日枯坐，倩儿姑娘什么也不懂，八路拉他，冷支队挤他，日本人又跟他结了怨仇……爷爷拄着棍子站在洼地边缘的一个土丘上，眄视遍野尸骨和毁弃在地的红高粱，思绪万千，心灰意懒，他的心里不断地闪出恩恩仇仇的往事，富贵荣华，娇妻美妾，宝马金枪，花天酒地，都像流云一样飘飘而去，几十年斗强使气，争风吃醋，换来的是眼下一副凄凉景象。他几次把手按在枪把上，又犹犹豫豫地放开。
一九三九年秋冬，是我爷爷的历史上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队伍被消灭，爱妻被打死，儿子受重伤，家园被烧毁，病魔又缠身，战争把爷爷的一切，几乎全部毁掉了。他面对着人的尸首和狗的尸首，像对着一大团千丝百缕地交织在一起的乱麻线，越择越乱，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几次手按枪把，想告别这个混蛋透顶的世界，但强烈的复仇情绪战胜了他的怯懦，他恨日本人、恨冷支队，也恨八路的胶高大队，胶高大队从他这里拐走了二十多条枪，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并未听说他们与日本人去战斗，只听说他们与冷支队闹摩擦，并且，爷爷还怀疑，他和我父亲藏在枯井里后来突然不见了的那十五条日本“三八”式盖子枪，也是被胶高大队偷走了。
四十出头年纪、面容还算俏丽的刘氏到洼子边上来找爷爷，她用怜爱的目光抚摸着爷爷银色的头颅，用粗糙的大手搀住爷爷的胳膊，说：“兄弟，别坐在这苦想了……回去吧，古人说『天无绝人之路』，猛吃猛喝猛喘气，养好了病再说……”
爷爷感动地看着这妇人慈善的面容，叫了一声：“嫂子……”眼泪几乎滚出来。
刘氏抚摸着爷爷的弓背，说：“瞧瞧，刚四十岁的人，给折磨成什么样子啦……”
刘氏搀着爷爷往回走，爷爷看着她微跛的腿，关切地问：“你的腿好些了吗？”
刘氏说：“疮口都收了，只是这条腿比那条腿细了。”
爷爷说：“能长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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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说：“豆官的伤我看不大要紧啦。”
“嫂子，”爷爷问，“你说，一个子儿还行不行？”
刘氏说：“我看行，独头蒜更辣。”
爷爷说：“真行？”
刘氏说：“俺那个小叔子生来就是一个子，还不是生男生女一大串。”
爷爷说：“噢。”
夜里，爷爷将疲乏的头颅伏在刘氏温暖的怀里，刘氏用那只大手摩挲着爷爷瘦骨嶙峋的身体，细语绵绵地说：“兄弟……你还行吗……还有劲吗……你别愁了，干干我，心里是不是轻快一点……”
爷爷嗅着刘氏嘴里喷出来的酸甜气息，一下子就睡熟了。
母亲总也忘不了张先生用镊子夹住那颗紫红色的扁球儿的情景。张先生把那球儿举得眼前看一阵，然后扔进盛着脏棉花球、破皮烂肉的污物盆里。豆官身上的一个扁球儿被张先生扔进污物盆里。昨天是宝贝，今天进了污物盆。母亲十五岁多了，渐省人事，她又羞又怕。她在照顾父亲时，看着父亲那被纱布缠住的鸡子，心里怦怦跳，脸一阵发烧，一阵发红。
后来她发现了刘氏跟我爷爷睡在一起。
刘氏对她说：“倩儿，你十五岁了，不小了，你撩撩豆官的鸡儿看看，能挺起来，他就是你男人啦。”
母亲羞得差点哭了。
父亲的伤口拆了线。
父亲躺在窝棚里睡觉，母亲悄悄地溜进去，她轻手轻脚、脸皮滚烫。她在父亲身边跪下，轻轻地把父亲的裤子褪下来。在月亮的光线下，母亲看到父亲的鸡子因为受伤变得丑陋不堪，鸡头上带着生死不怕、疯疯颠颠的野蛮表情。她小心翼翼地用汗津津的手握住它，感到它渐渐热起来，渐渐在她手心里膨胀起来，并像心跳一样在她手里跳动着。父亲睁开了眼，乜乜斜斜地说：“倩儿，你干什么？”
母亲惊叫一声，撒腿就跑，与正要进窝棚的我爷爷撞了个满怀。
爷爷扳住她的肩头，问：“怎么啦，倩儿？”
母亲哇一声哭了。她挣脱爷爷的手，飞跑着去了。
爷爷钻进窝棚。
爷爷像发疯一样跑出窝棚，找到刘氏，抓住她的两个Ru房，用力撕扯着，语无伦次地说着：“是独头蒜！是独头蒜！”
爷爷对着天空，连放三枪，然后双手合十，大声喊叫：
“苍天有眼！”
爷爷用手巴骨敲打着墙壁。阳光斜射进来。照着擦得锃亮的炕桌上摆着的高密泥塑。白窗户上贴满了奶奶亲手剪出的构思奇巧、花样翻新的剪纸。五天之后，这里的一切都要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初十，爷爷蜷着一只伤臂，带着满身汽油味儿，从公路上归来。他和父亲一起把那挺歪把子日本机关枪埋在院子里的楸树下，又进屋来寻找奶奶藏下的银钱。
墙壁空空洞洞的响着，爷爷掏出枪，用枪把子砸墙壁，一下子砸出一个洞。爷爷伸手进去，拖出了一个红布小口袋，摇摇，哗啷响，倒在炕上一数，五十块银洋。
爷爷把银洋装好，说：“走吧，儿子。”
父亲问：“爹，去哪儿？”
爷爷说：“进县买子弹，跟冷麻子算帐。”
父亲和爷爷走到县城北边去，太阳偏西，胶济铁路在高粱棵里乌青青如一条长龙，黑色的火车喀当喀当地爬来爬去，一团团焦黄的煤烟缭绕在高粱梢头，铁轨亮唧唧地刺眼，像龙的鳞片。火车尖利的嘶鸣使父亲心惊胆颤，他紧紧地抓住爷爷的手。
爷爷拖着父亲，走到一个高大的坟墓前，墓前有一块两人多高的白石碑，碑上扁扁的字迹已剥蚀的难辨横竖，墓四周有几棵双人难以合抱的老柏树，树冠黑森森的，无风也在呜呜地鸣叫。坟墓被血红的高粱包围着，像一个黑色的孤岛。
爷爷在墓碑前挖了一个坑，把自来得手枪放进去。父亲也把他的勃郎宁手枪放进去。
父亲和爷爷跨过铁道，望到了高大的城门洞子。城门楼子上高挑着一面日本旗，旗上的红日与西斜的红日相映着，显得鲜明又辉煌。门洞两侧站着两个岗哨，左边是日本兵，右边是中国兵。中国兵盘问搜查着老百姓，日本兵持枪立着，看着中国兵搜查中国人。
爷爷一过铁道就把父亲背起来，低声说：“装肚子疼，哼哼起来。”
父亲哼哼了两声，悄声问：“爹，就这样哼哼吗？”
爷爷说：“动静再大一点。”
他们随着进城的人到了城门洞子。中国兵吼一声：“哪村的，进城干什么？”
爷爷死声死气地说：“城北鱼滩的，孩子得了绞肠痧，进城里找吴先生给治治。”
父亲光顾了听爷爷和岗哨对话，忘了哼哼。爷爷在他大腿上用力拧了一把，父亲嗷嗷地叫起来。
岗哨挥挥手，放爷爷进去了。
走到僻静处，爷爷愤怒地说：“混蛋，为什么不哼哼？”
父亲说：“爹，你拧人好疼啊！”
爷爷带着父亲，从一条铺满炉灰渣子的小斜街上往火车站方向插过去。黯淡的阳光。污浊的空气。父亲看到火车站破旧的站房旁边修筑着两座高大的炮楼，炮楼上的白色日本旗中心凝着一团红血，两个牵着狼狗的日本兵在站台上机械地走动，几十个要乘车的旅客有蹲有站，排在铁栅栏外边。一个穿著黑衣服的中国人提着一盏红灯，在站台上立着，从东边传来火车的鸣叫。父亲脚下的地皮都在哆嗦，那两条狼狗对着驰来的列车叫了两声。一个卖纸烟瓜子的小老太婆蹀蹀躞躞地在那些旅客旁边徘徊着。火车（同：口空）咚（同：口空）咚喘息着，在站上停下来。父亲看到火车拉着二十多个长盒子，前边十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