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人全哄笑了起来，他这样不积口德地乱打比方，我却实在生不起气来，真是不知如何表达愧疚，就诚心诚意道：“周队，我下午给你拿点云南白药吧。”
好几个人当场喷饭，有个管教绘声绘色地学着赵本山的台词叫起来：“你就是给他云南白药，也弥补不了我们周队心灵的创伤呀！”
《女特警—为你钟情》33（2）
我也傻傻地笑了，只有周大明不笑，上下打量着我悻悻道：“也难怪我轻敌，你的样子和实力也太悬殊了。不过栽到你手上也不算太亏，全中国有几个女特警？叫咱遇上一个也叫幸运了。这次算我周大明认输了，下回绝不手下留情！”
一个管教补充道：“我们周队是散手道黑带二段，在全国监狱的大比武中得过名次的！”
我苦笑道：“佩服佩服。周队，不会再有下回了。我真是转业前负过伤，但凡腿上着力的动作都不能做了！”
大家都惊讶地看着我桌子下的腿，周大明抓抓头同情道：“真的呀？那你可够倒霉的。好好养着吧，我就不给你雪上加霜了！”
他开始挨个给我介绍桌上的同事，基本都是一区的管教，大家互相认识了，他也用左手吃完了这顿午饭，最后问我：“小施，你到过监区没有？”
我摇头：“没机会进去！”
他笑了：“你这本事不到监区工作太可惜了，晚饭后来我们一区吧，我带你参观参观！”
我们算是不打不相识了，晚饭后，他果真打来电话，邀请我进一监区。
那天晚上的执监领导本来是周队，结果指导员也来了，把我当成贵客一般端茶倒水地热情接待，还向我介绍了值班的管教，我和他们一一握手，无一例外，全被笑问还来不来“分筋错骨手”，看来我的名气已经叫周大明给传扬开来了。我对其中几位的名字耳熟能详，对指导员的热情也心知肚明，因为这些干警吴大姐都给我保过媒。
周大明和指导员把我带进了监区，一位年轻管教拎了一大串钥匙，一道道开启铁门，插孔、扭锁、下锁、拉拴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知道他们天天上百次地重复这样的动作，已经成为下意识了。可能是当特警时练就的本领，我对分解动作无论有多复杂，都过目不忘。
过了两道大铁栅门后，里面就是牢房狱间了。一区在第二监狱算是重刑区，里面关的都是服刑期在十年以上的罪犯。我们走过长长的走廊，每个牢间的铁门上都有带铁栏的透气窗，管教可以从外边看进去，犯人却不好往外看。我看见里边收拾得还算干净，基本都是两排上下铺，只可惜正值黄昏，牢间内惟一对外的铁窗开得有两人多高，牢内比走廊光线阴暗，犯人面目影影绰绰看不清楚。
指导员细心地看出我的想法，叫管教提前开灯。于是牢顶用厚重的铁栏罩着的大支灯泡，个个发出昏黄的光来，弥漫了一间间牢房，斑斑驳驳的灯影映在服刑人员或苍老或年轻的一张张脸上，就显出监狱特有的阴森来。他们无一例外地穿着那身颜色刺目的双色囚服，有的游荡，有的傻坐，有的干脆就躺在铺位上，样子都有点呆板麻木。
我一路看下去，好奇地问这一个牢间到了晚上，封闭住着十几个罪犯，他们之间打不打架呀？
指导员笑了：“小施你是不是想问有没有牢头狱霸呀，这确实是监狱的特有现象，不过看守所的嫌犯流动性大，好像那里更厉害一些，到咱们这里来的罪犯，直到刑期结束都要以监狱为家，所以相对要稳定得多。”
周大明接道：“乍刺儿的也有，带你看看禁闭室！”
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位于牢区最里边的禁闭室，和其它房间不同，这儿的铁门更厚重，上面只有一个拳头大的监视窗，周队从管教那串钥匙里选中最大的一支，开启了门上一头将军不下马的大锁，断喝一声：“014047边宝庆起立，出来吧！”
我向里边看了一眼，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一名壮年犯人费力地站了起来，哗啦啦拖了脚镣慢慢挪出来。周队指示管教给他开了脚镣，问：“反省得怎么样，还敢不敢动手抢人家饭了？”
他下意识地立正，仍然歪着头声音嘶哑回答：“报告政府，不抢了！”
“回狱室！”
他脚可能还没回血，被押着走得一瘸一拐的，和我们并行时，抬头溜过来一眼，极其惊讶地把目光停在我身上。我看见一张长满横肉的脸，头皮青白，眼白处充斥着红血丝，神情虽然还算顺服，但眼神却暴戾凶狠。这样仇视社会的目光，一般人都会感到心惊胆战，避之不及，但我对这样的目光并不陌生，当兵时我面对过比这更凶残的罪犯。我挑衅般地与他对视，直到他败下阵去。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边宝庆！〖LM〗〖LM〗〖LM〗
《女特警—为你钟情》33（3）
《女特警—为你钟情》34（1）
“五一”七天长假，吴大姐家的田队刚从新疆执行任务回来。我主动把她的值班承担下来，直到五月四日才回家和妈妈团聚。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多钟，一点没注意到妈妈的脸色，还像往常一样大小姐般等着饭来张口，等我急不可耐地吃了第一口菜，竟然发现没加盐，惊讶地再仔细看妈妈，发现她脸色发白，眼窝沉陷，显得十分憔悴，我直觉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我妈眼圈开始发红，她难过地告诉我：“慧儿，妈都急死了！咱家在信用社入股的钱，全都拿不出来了！”
家里的财政大权一直归妈妈，连我的工资都月月如数上缴，从来没操心过这方面的事情。只隐约知道老家那边有个远房亲戚，在一家农村信用社联社当代办员，一直以来都在亲朋好友中拉存款，妈妈图那儿的利率比银行高，就把钱交由她存起来。
妈妈告诉我说现在那个信用社的主任和储蓄人员合伙作案，卷款负案在逃。政府和人民银行暂时冻结了存款，准备分期分批地让储户提取。我说咱家也不等着钱用，妈你急什么，国家的信用社也不能让咱们储户吃亏。我妈的眼泪开始噼里啪啦往下掉：“慧儿不是呀，我这几天回家一趟，信用社那儿没咱的钱。”
我始觉事态严重，问：“老家那个亲戚呢？”
妈妈摇头哭诉：“家里边谁也找不着，他妈爸说公安局正通缉着呢！”
我想了想，尽量用不刺激妈妈的语气轻轻问：“妈，多少钱？”
我妈一把搂住了我，大放悲声：“七万哪！连你爸爸留下的钱，咱家钱全在那儿了！咋办呀小慧，妈这两天都愁死了，妈对不起你和你爸，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
我怔了一霎，赶紧安慰妈妈：“妈别哭别哭，没事！钱财身外物，丢了咱们再挣再攒，妈千万可别急坏了，没事儿！”
我安抚了好久，妈妈才哭泣渐止。我虽然也很心疼，但知道绝对不能给伤心的妈妈再火上浇油了，就故意开始营造轻松气氛，天天把做饭洗碗的活全包下来，为了哄妈妈开心，还领着妈妈去了趟动物园，变着法子尽量弱化这个飞来横祸给妈妈带来的恶劣心情。
就这样在家休了三天，我又得上班去了。临走前我还是有些担心，又劝妈妈可千万别再发愁了，不能叫钱憋屈坏了身体。我妈强颜欢笑地送我出门，说：“妈没事，你放心上班去吧！”
哪想我这边只上了两天班，妈妈就进了医院。等我赶回去，妈妈正虚弱地倚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小婉帮着跑前跑后做检查。妈告诉我说她昨天下半夜腹疼难忍，家里一个人没有，还是邻居帮忙叫的急救车，又电话找来了小婉，陪着在急诊室打了半宿吊瓶，今天又做了半上午的检查。
我叫小婉在外面守着妈妈，自己拿了一大叠检验报告进了医生办公室。医生一张张仔细看完，告诉我诊断结果是急性尿毒症，必须立刻住院治疗。我听了尿毒症三个字真是如雷轰顶，我很清楚，妈妈虽然身体不是很好，但一直没有过脏器的毛病，这肯定是一股火急出来的。
我请了假开始在医院护理妈妈。为人女儿二十九载，第一次日夜守护在母亲身边，望着她那迅速消瘦的面容，那骤然白起的头发，心中充满怜惜和内疚。我妈这辈子命很苦，原本家里还有个长我六岁的哥哥，上小学时和同学去河里游泳不幸溺水身亡，那时我只有四五岁，还不懂父母痛失爱子的悲伤；我长大成人后，当兵报国赴汤蹈火，虽然有了伤痛也很少和家里提及，但也没少叫父母惦念悬心；八年前父亲正值壮年不幸患上了肝癌，惟一的女儿重任在身忠孝不能两全，从得病到辞世都是由母亲一人护理照顾送终的。
我至今还记得父亲最后写给我的那封信，真是字字血泪，父亲说他此生最亏欠的就是我母亲，叮嘱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她老人家，让她幸福地度过下半生。他却想不到，母亲何其不幸，在五十八岁的时候又得了如此严重的肾病。
经过两周的治疗，医生通知可以出院，但以后要每周进行一次血液透析。这透析在治疗期间已经有过两次了。妈妈听了还没什么感觉，我却闻言色变。我太知道长期透析意味着什么了，我们特警队当年就有一位干部得了肾炎，进入周期性透析后，大家都说这人年纪轻轻就算废了。
我和医生探讨了病情，医生也告诉我，透析会产生依赖性，像我母亲这样的岁数，一旦上了这个轨道，基本就等于一步步走向死亡。我问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医生叹了口气，告诉我除非换肾，然后同情地看看我说：“你母亲还是在外市办的医疗保险吧？医疗保险一般是不负责换肾这样的大手术的。”
《女特警—为你钟情》34（2）
我问换肾手术需要多少钱。他说手术费用起码需要十几万，如果再加上肾源费用和手术后头一年的排异费用，大致得三十几万元，以后每年的排异药物，也是一笔可观的费用，一般家庭是负担不起的。
医生劝我说：“像你母亲这样年龄的人，医院也不提倡换肾，等肾源都要往后排。”
我问：“那如果有亲人愿意捐肾呢？”
医生连声说：“那当然是最好不过，血型好对，术后排异也能降到最低。”
我那时就暗下决心要给我妈捐一个肾出来。
我妈回家后就态度坚决起来，别说换肾，她连透析也不想做，她跟我说：“妈是死是活就这样儿了，可不想弄得倾家荡产的。再说，咱们现在想倾家荡产都没条件，那点积蓄全都没了，咱们上哪弄钱去？”
我笑着说还有这房子呢，单位房改后，房子早就归我了，咱们可以到二狱那边住宿舍去！
我妈听了变颜变色：“你不是想妈临死前闹得上无片瓦下无锥土，连个家都没了吧。慧儿你要敢卖这房子，我就先死给你看！”
我知道这事也不能操之过急，想想妈妈这次的住院费用要及时找到医保报销，透析的费用马上就要跟上了。我拿了单据坐了火车跑了一趟老家，当地医保部门的领导签字时非常不满，说你们随便到省城大医院住院，事先也不和我们说一声。我解释说事发突然，无法抽身回来申请，他才无可奈何地把我打发到楼下窗口，窗口办事员问我哪个单位的，我们查查是否欠费。
我开始没听懂他说的什么意思，就报出我妈退休的单位。医保窗口人员在计算机里一阵查找，最后告诉我说造纸厂是常年欠费单位，按规定医疗保险不能承担任何费用。
我血全涌到头上来了，手一点把那医保手册的小蓝本捏破，转身就气冲冲地去找造纸厂。还没到厂门，就见那里堵了大批的三轮车，工厂大门关着，我不得其门而入，四下问问方知道这些人力车主全是造纸厂的工人，正联合准备上访，这是这家工厂停产半年来，他们的第三次上访。
一位和妈妈一个车间共过事的老工人居然还认得我，磨磨叨叨地对我说：“你妈好呀，属她们女的最合适了，50岁就让退休了，一转社保开资多保险，像我们还有两三年退休呢！听说这厂子马上要卖给个人了，我们都这么大岁数，开不出资不说，保险全停缴了，找谁说理去哟！”
“是啊，这些个贪官把好好的工厂给整黄了，坑苦我们这些工人了，上政府静坐去！”
看着工人的激愤情绪，我脾气全失，知道再找也是无用，心情抑郁地坐上了回省城的慢车，提前在郊县下了车。我都半个月没上班了，想再告一周的假期，以后每周五妈妈透析，我也得请假。我还想顺便看看我的医药费能不能提前报销出来。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急迫地意识到，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民币！
再踏进第二监狱，感觉就有点不对劲，办公室里的两位大姐看见我，只问了问我妈的病情，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