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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张正典却正在合作社大骂，他找着了张裕民，程仁一群干部也都在那里，他声言要把刘满捆起来，他说这是他治安员的职责，他说刘满破坏了土改，他声势壮大，好像连干部们也都有了过错似的。但大家回报他的冷淡和严峻，却把他声音慢慢的压低了。没有人同情他，也没有人反对他，但他看得出这里面却充满了异议。最后张裕民只这样说：“你回去吧，用不着捆人，咱们谁也不捆，农会要调查这事，一切归农会处理。”
张正典还想声辩，还想说自己是治安员，可是大伙儿都劝他回家去，他不得不走出来，怀着满心恨恼，又无处可走，不觉得便又朝着钱文贵家走去。当他完全感觉在群众中孤立的时候，他就会越靠近他，到他那里去拿点主张来。
41 打桑干河涉水过来的人
这次口角，人们虽然不做声，却都明白它的性质，不愿在吵架的本身上来评论曲直。刘满找人生事有什么不对呢，他天天饭也不吃，活也不做，像热锅上蚂蚁，谁也清楚是为桩什么事。村干部也不会不明白。大家心里都有数，那就不需要多说，只看村干部对这事怎么办了。他们退回到家里，互相以全部理解的眼光来谈话，他们再不愿交换关于果子的事，只用嘲笑的声音把他们的不愉快，不平之感送走。从村子上的表面看来似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但却不真是这样平静。在许多家庭里已经引起了小声的争论。无言的争执，在许多人的内心里，两种不同的情绪斗争着。他们的希望，已经燃烧起来了，却又不得不抑制住，甚至要拿冷水去浇。更有一些人再也不能站在冷静的地位，也不愿更考虑自己的前途，他们焦急的去找张裕民，去找李昌。民兵们便和他们的队长说，他们自动的严密的放哨，怕再有什么人逃走，李子俊的事已经使他们觉得很难受了。
李之祥在他的老婆鼓动之下，邀了他兄弟李之寿去找李昌，把过去听到的关于里应外合的话全讲了，而且他责备道：“他们不圈他的果子是不公平的呵！你们怎么能把他划成中农，你们就不怕庄户主说你们做了他的狗腿子么？你们会真的听了治安员的话去捆刘满么？
你们知不知道如今谁的心眼都赞成着刘满呢！……“
李昌这个快乐的年轻党员，跳起来了！他跺着脚，急躁的说：“为什么你不早些讲，这样的大事你们听见了也不说，啊呀！这还了得，让我去找张三哥，唉！……”
侯清槐被他父亲关在屋子里，他威吓他父亲道：“你要不放咱出去，咱放火烧了你这屋，看你怎么样。”侯忠全弯着腰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叹着气。他的女儿在他身后跟着转，向他要开门的钥匙。他老婆噘着嘴，坐在门外的一个草蒲团上，她已经弄糊涂了，不知同情哪一个好。
“咱又不出去杀人，你怕什么嘛！咱的好顽固的爹！咱们刚刚翻过身来，总还得使把劲，咱们不能又躺下，让人踩在脚板心啦。你是一个死顽固，你的心再也不能精密了，你要再不开门，咱真的烧房子啦！”
老头子怎么也不理他，自己以为看事情要比儿子清楚得多。他是一个宿命论者，九九归原，不管眼面前怎么热闹，他总以为过不了几天，区上来的人一走，村子上事又全照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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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晌，大同拿不下来。“中央”军向怀来这边一开，不行，连张裕民都得逼着走呢。他只有清槐这一个儿子，他一生又没有做过恶，他得顾着他，不准他胡来，他拼命也得把他管住。可是儿子这次不像以前了，他决不妥协，他是一个青年人，他容易接受新的东西，当他做运输队长时，他在群众的力量底下，感觉不同了。他扬着鞭，他下号令，他把地主的财宝，那些平日看也不敢多看的果子运走了，谁也不敢拦住他。
沿路碰着的穷人都问他们往哪儿去，他大声的告诉他们，说这是胜利果实，于是那些人就张着嘴笑，用羡慕的眼光送着他和他所引导着的这个行列。他便像个凯旋的战士似的笑了。他觉得他有权力，只要大伙一心就有权做一切事，什么也不必怕。他也很担心干部们对刘满的处置，可是他不愿意等着，他要去，他要去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把大伙儿的不痛快，大伙儿的顾忌说出来。他要去找杨亮他们，他心里着急：唉，他们才来了十来天，他们怎么能把村上的事全弄明白呢。但他父亲却乘他不备把他反锁在房子里了。他父亲的确也去园子里看过，父亲还笑呢，但他经不起吓唬，一场口角又把他拉回原来的地位了。侯清槐恨死了他父亲，他就真的到灶里找了些废柴在屋子当中烧了起来，威胁着父亲。母女两个一见火就急得乱嚷，便把老头扭住了，从老头口袋里抢了钥匙。门开了，年轻人高兴的跳着跑走了，老头便疯也似的追出去，又被绊倒在地下，便气呼呼哼个不住。
那个小学教员任国忠也跑出来四处打探，他走到街口上站站，看见有人说话便走拢去，可是人们立刻不说了。在这个时候他又不敢去找钱文贵，或江世荣，只好去找白银儿。白银儿极力要脱出同江世荣的关系，看见他嚷道：“任先生！你没事就不要来吧，咱是个妇道人家，又没个男人，可受不起拖累。别人说咱是懒婆，要改造咱，咱以后连白先生也要送走，不敢请神了。你们多少也是个是非人，还是请你少到咱家门上来才好呵！”任国忠想对她发一顿脾气，“好，你这个臭表子也神气了，就看你以后别过日子！”可是他又忍住了，再走到街头上来，他并不打算回去。他觉得老吴常常要说一些刺心的话给他听，他写的稿子刘教员不用，却叫老吴编些顺口溜，他恨死了他们，只想有报复的一天。后来他又遇见青救会副主任顾顺了。顾顺过去为写些标语常到学校来，他们认识。
他好一向没有看见他了，知道他们的果子全让大伙下了，便向顾顺挑拨说道：“刘满是替你们打抱不平咧，可惜他会吃亏，干部总是向着干部的。至于你呢，那就不同了，你这个主任帽子要不给摘掉，换上个白高帽游街！我输你一抬酒，你信不信？”顾顺近来同父亲闹别扭，一满肚子气恼，可受不住别人瞎说，他一点也不像平日的温和，他凶狠狠的向着他：“咱家的事，有咱自己管，用不着你操心，你要再说，咱敢保揍你！”顾顺说完了还拿眼瞪住他，他只赶快溜了，心里诅咒着道：“看吧，非斗争你不可，看你还凶！”
任国忠四处碰钉子，找不到一个可以亲近的人，只想有些活动，又活动不开，他明白老吴已经同村干部说了他许多坏话，好多人都在拿异样的眼睛望着他，又好像他是瘟疫一样，都在逃避他，这就使他不得不胆怯一些。钱文贵总企图用侄女来鼓励他，但那些不肯定的言语也常常会使他感到希望辽远，有时就提不起更多的劲来。这时他的确有说不出的埋怨，他恨这全村的人，他觉得无处可以排遣，他便向村外踱出来。路两边全是短短的土墙，但园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一阵阵的聒耳的蝉鸣，太阳照在身上，虽然已经不太灼热，但任国忠却感到很烦躁，他走过了这带地方，便踱步到靠河滩的那一片大高粱地了。这足有四十亩地的高粱都长得极其肥壮，秆子高，叶子大，穗子又肥又粗，站在高处望去好像一片海也似的。在太阳光下，更其耀眼，那密密挤着的鲜红的穗子随风微微颤动，就像波荡的海面。他知道这是白槐庄地主李功德的地，如今已经划归给暖水屯，这是多么使人羡慕和热爱的事呵！但任国忠看到这种丰美的景致，却不能有些喜悦，只投过去憎恨和卑视。这个做地主朋友的穷教员，是常常要提高着自己的自尊心的，哪怕他后面只有空虚的感觉。“任国忠！”忽然有谁在叫他了，他惊惶的四顾，他看见从对面的田塍上走过来一个穿白衬衫的人，光着个头，肩膀上搭着一件蓝布上衣，裤脚管卷得很高，是刚刚打桑干河那边涉水过来的。任国忠认识出来后，呆了一会，但却不得不叫一声，“啊！章同志！才来，打哪儿来？”
这个章同志已经走拢了，在他年轻的面孔上总是泛着朝气的笑容，他那长眯眯的细眼，一点不使人感觉其小，只觉其聪颖，尖利。他亲热的拍着任国忠的背膀，问道：“近来学校里忙么？把你们村子上的事讲讲，土地改革闹成个啥样儿了？”一口纯熟的察南话，只有本地人才能辨别出这还不是真的涿鹿口音。
任国忠只得跟着往回走，无精打采的说道：“咱不大精密，唉……”可是他一转念，又觉得高兴了，他看看那张年轻无垢的面孔，觉得是可以欺骗的，于是接着说道：“事情搞得可糟呢，他们把地主头儿放了，庄户主儿全说村干部都拿了他的钱，庄户主都编了歌子说：”只开会，不分地，……‘如今听说要斗抗属啦！这抗属究竟能斗不啦？“
年轻人并没有一定的表情，只是一副鼓励他说话的样子。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便一下把适才的抑郁都抹走了，他觉得他的瞎话是可以生效果的，他便像捡着了一个宝贝似的那么高兴起来，又拍他的马屁，又吹起牛来。但恰好他们已走进了街口，年轻人要去找张裕民，到分手时只对这教员说道：“老任！你以后可别再乱说了，老老实实的教点书，有知识的人应该有头脑嘛！呵！今晚你在学校等等咱，咱们有点事商量商量啦！”
任国忠头一缩，心又凉了下去，这个年轻人是县上的宣传部长章品同志。
42 县宣传部长章品
章品本来在六区搞土改工作。六区在桑干河北岸和洋河南岸的一块狭长三角地带，那里有十来个村子，又有较大的地主，又有天主教堂的势力，问题比较复杂。这次土改工作因为战争环境不得不求快，县上决定阳历八月底九月初一定要完成，九月上旬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因此他就很忙，每天从这个村子又转到那个村，逐村检查督促。县委书记曾经再三叮咛过他：“看怀来做得多快，他们已经完成三分之二，已经在准备开农民大会了，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的缩手缩脚的作风，大刀阔斧放手发动群众，上面也有指示，要尽早完成，平绥路不会是永久太平的，……”章品过去曾经是一个青年工作者，到察南来开辟工作也有了三年，长的比刚来时高了一些，成了一个颀长的个子，腿长，走路又快，又没有声音。村子上人一下又看见他来了，还以为他没有离开过，连连问道：“老章！到哪儿去呀？”
他做事非常明快，虽然在村子上耽搁不久，却能迅速的解决问题。他知道区上的工作干部配备得不够整齐，有许多都是刚提拔起来的；他对工作组的同志也不能完全放心，他常常不赞成他们的意见。有时，他觉得他们给地主的地留多了，他就大嚷道：“这样不行呀！顶多留个‘上贫农’。”那些工作组里面有人说：“中央有电报来呀！说对开明的地主，对某些人还要留两个中农，或四个中农呀！”他便更急了，用手去摸他的光头，连连摇头道：“什么，两个中农，你真瞎扯，同志！你别瞎拿中央骇人呀！你到什么地方听来的谣言？中央，共产党的中央呀！不会，不会，我不能听你的谣言！我只能按老百姓的情况办事！”如果还有人说话，他就果断的说道：“不管，错了我负责任。土地改革就只有一条，满足无地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彻底翻身。要不能满足他们，改革个卵子呀！”有时有些富农来献地了，也会有些人说这个富农不错，不能拿得太多，怕影响中农，可是他也总说：“要拿，为什么不拿呢，还要拿好地。”他是很坚定的人，虽然他的坚决同他稚嫩的外形并不相调衬。
同他一道工作的人，也常同他开玩笑，学他的手势，摸着光头，摸着脖项，那个瘦长的脖子是伸在一件没有领的衬衫上面的；学他的声音，有些急躁，但却是果决的；也学他的笑，天真的笑，那在解决了问题之后满意的天真的笑。但人们却不能轻视他，并非因为他是部长，而是因为他对群众的了解，和处理问题时的老练。
他的老练和机警的确只是因为环境逼迫他而产生的。当他脱离青年工作到察南的时候，他还不够十九岁，开始连杆枪也没有，常常只两颗手榴弹。伪甲长瞧不起他，以为同这样一个孩子办事要容易得多，还常常考他，试试他喝过墨水没有，识多少字，会打枪不会。他要学着应付人，学习懂得别人的圈套，他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