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地义啦，他们又打富济贫，这全对他的劲。他们讲平等讲义气，够朋友的。于是，他就告诉他们一些村上的事，他向他们骂江世荣，说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村上的一个“尖”，要他们多提防他。
这一次的旅行给他很满意的印象，但他向江世荣却谈得很简单。掩蔽着他的心情，江世荣就不得不屡次屡次来求他，从此他就和八路混得很熟了。他自从八岁上死了父母，和刚满周岁的兄弟住到外祖母家去以后，他就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亲爱一类的事。他成天跟着他舅舅郭全在地里做活。舅舅是个老实人，像条牛，生活压在他头上，只知道受苦，一点也不懂得照顾他。他们的关系，是一同劳动的关系，像犁跟耙一样。外祖母也无法照顾他，常常背着他兄弟到邻村去讨吃。因为舅舅收得的粮食都交租了，即使是好年成，他们也常常眼看着别人吃肉，吃白面，吃小米，他们是连几顿正经高粱饭也难吃到的。他就像条小牛似的，只要有草吃也可以茁壮起来。他长到了十七岁，于是他自己立了门户，他拿自己的工资来养活着他兄弟。那瘦孩子就担负着捡柴，烧饭等等的事。这一切只使他明白一个道理，穷人就靠着自己几根穷骨头过日子，有一天受不了苦啦，倒在哪里，就算完在哪里吧。他是一个在暴日寒风中锻炼大的人，有一把好力气，有钱的人都愿意找他做活，他靠着两个臂膀也就生活下来了。可是这次他遇到了八路军，他不觉的在他们的启示和鼓励之下同他们讲起了过去的生活。这些从来想也不愿去想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向他们描述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难受，感觉到委屈。这是如何的困苦，如何的孤零零，如何的受压抑和冤屈呵！但他却得到很多安慰，第一次找到了亲人似的，他觉得他们对他是如此的关心，如此的亲切。当一个人忽然感到世界上还有人爱他，他是如何的高兴，如何的想活跃着自己的生命！他知道有人对他有希望，也就愿意自己生活得有意义些，尤其当他明白他的困苦，以及他舅舅和许多人的困苦，都只是由于有钱人当家，来把他们死死压住的原因。
从此张裕民不去白银儿那里了。他本来也是最近因为辞了工心里烦闷才去的。假如他心里又觉到难受的时候，他就去找朋友，找那些年轻的穷小子，告诉他们他看见的八路军同志们。他以能认识他们为夸耀，他也学着八路军同志们去挑动他们对生活的不平：为什么穷人的命这样苦，是不是天生的要当一辈子毛驴？在这年的夏季，暖水屯因为他开始有了共产党员。接着他发展了李昌，和张正国。在这年的冬季他领到了一支橛枪和一支土枪，他们秘密的搞起民兵来了。八路来村子上的次数，也就比较多，有时就去找甲长，江世荣不能不保护他们；有时就住在西头，民兵会替他们放哨。
但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开展的，村子上有出名的八大尖，老百姓恨这些人，却又怕这些人。江世荣就是这八大尖里的一个代表，他因为会巴结他们，他们才要他当甲长，如今已挣到了一份不错的家私。他借日本人压榨了老百姓，又借八路军来勒索，村子上也许还有比江世荣更阴险的人，但现在只有江世荣最出面。八路同志曾经帮助过张裕民他们布置过减租减息，向老百姓宣传，在背底下他们也赞成，可是不敢出面闹。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天的时候，才发动起一个改选村政权的大会。在一个夜晚，民兵和八路军的同志们突然封锁了村子，放了哨，集合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学校里开大会。老百姓看见江世荣被绑着，便胆大了，又因为是黑夜，认不清面孔，他们就敢在人群中说话。他们第一次吐出了怨恨，他们伸出了拳头。江世荣被打倒了，他们选了赵得禄，赵得禄是个穷人，能干，能应付日本人，赵得禄自己原来怕当村长，怕村子上的旧势力来搞他，但看见那么多人举他的手，他又高兴被选上。他当了村长，他就在八路军的区干部的帮助之下，和张裕民几人商量着应付了日本人，日本鬼子一点也不知道这村子上的情况，还满相信他。村子上的几个有钱有势的人，也被他们分别看待，团结他们，也孤立、分化、威吓住他们，就连许有武、钱文贵他们一时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从此暖水屯的老百姓当了权。不久，就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抗联会主任张裕民在村子里便公开的成了负责的人。他领导了两次清算复仇，穷人们有事便来找他，大家都高兴的说：“他可露脸了，他给八路军教成了一个能干人。”有些人心里瞧不起他，谁还不看着这穷孩子长大的呢，想跟他过不去，可是见了他倒更凑上来叫“三哥”，为什么是“三哥”，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这来历。也许因为他伯父有过两个儿子，但他伯父和他叔伯兄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逃荒到口外去了。一直也没有回来，也没有过音讯。在过去也很少有人叫他三哥，除了有人要找他做活，或者他的赌友在他赢了钱的时候，但现在这称呼似乎很自然和很流行了。
10 小册子
张裕民和程仁曾经到区上拿回了一本石印的小书。这是县委宣传部印发的。他们两人都识字不多，到了夜晚便找了李昌来，三个人挤在一个麻油灯底下逐行逐行的念。李昌还把一些重要的抄在他的小本上。他那个小本子抄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入党的誓词，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款，如：一，死活替穷人干一辈子；二，跳黄河一块跳，异口同音，叫我怎办就怎办；三，要交党费；四，凡不在党的，不管父、母、妻、子，该守秘密的事，也不能告诉他们……——都写在上边。每当碰到有什么为难的问题，李昌便去查他的小本子，常常就可以在那里边找着答案。这个有雀斑的，不漂亮的年轻党员，是个爱说话而且有唱歌天才的小伙子。
他们三个人一道研究这本“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总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觉得有兴趣。他常常联系村上的具体人物来说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应该打击谁，应该照顾谁，愉快的笑不离开他的脸。在他心里不断的涌起对党的，对毛主席的赞叹，他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个办法可好呀，这样才把那些有钱的人给治下去了，穷人真真的翻了身嘛！”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改革觉得是轻而易举，有十足的把握。程仁呢，因为春天他参加了做“合理负担”，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比较熟悉，他又把那个户口册子拿了来翻阅，那上面登记得有详细的土地数字，他对于成份的鉴定特别细心。他常常说：“天呀！李大海有三十亩地，你能说他是富农，或中农么？他那个地是什么地呀，给人也没有人要的嘛！”或者就是说：“别看刘振东地少，一个青壮年，三亩好水地呀！”或者就又说：“李增山论地是贫农，可是他有手艺，他又讨了老婆，老婆还穿着新棉衣呢。”他觉得土地的分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要能使全村人满意，全村都觉得是公平的才算把这件事做好了；如果做不好，会反而使自己人闹起意见来，反而不好做工作了。这里只有张裕民说的比较少，他只考虑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们究竟有多少力量，能够掌握多少力量，能否把村子上的旧势力彻底打垮。他深切的体会到要执行上级的决定，一般的是容易做到，因为有党，有八路军支持着，村子上的人也不会公开反对。但要把事情认真做好，要真真彻底铲除封建势力，老百姓会自觉的团结起来，进行翻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总觉得老百姓的心里可糊涂着呢，常常就说不通他们，他们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做父，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有一点不满足，就骂干部。同时张裕民也觉得：又只有靠近他们，自己才有力量，可是他们又常常不可靠，忽东忽西的。要完全掌握住他们，张裕民清楚还是不可能，因此他对这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虽然抱着很高的热忱，却有很多的顾虑。他只希望区上会早一点派人来，派一个得力的人来，能把这件大事好好的办妥。
不久，离他们七里路远的孟家沟也开了斗争恶霸陈武的大会。陈武在这一带是一个有名了的“胡髭”。谁要在他的地里走过，谁都得挨揍，他打人，强Jian女人，都只是家常便饭。
他买卖鸦片，私藏军火，也是无论什么人都知道的。当他们开大会的那天，暖水屯的村干部全体都去参加了，还去了一些老百姓。在那个大会上有四五十个人控诉他的罪恶，说到一半就忍不住冲到陈武的面前唾他，打他，妇女也站出来骂，挥动着戴手镯的膀子，劈头劈脑的去打。暖水屯的人都看痴了，也跟着吼叫，他们的心灼热起来，他们盼望着暖水屯也赶快能卷入这种斗争中，担心着自己的村子闹得不好。张裕民更去向区上催促，要他们快派人来。
老百姓也明白这回可快到时候了，甚至有些等的不耐烦了。果然两天之后，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到了暖水屯。
11 土改工作小组
这正是八月中旬，照旧历来讲是过了七月半不几天的一个傍晚，从区上来的几个人打东北角上的栅栏门走进村来。区工会主任老董走到合作社去找张裕民，还有三个穿得比较整洁的年轻人，像是从县里或省里下来的。他们走到小学校的门口，卸下了背上的背包，拭着满头大汗，走过去，走过来，一会看看街上贴的标语，一会张望那正要散学了的学校的内部。
坐在对面树底下谈闲天的人，便都悄悄议论起来。他们都狠狠的打量他们，想窥测出他们是些什么人，究竟有些什么能耐。刚打地里回来的人，也远远站住了朝这边望。那个最惹人注意的，生得身材适度，气宇轩昂的一个，做出一副很闲适的态度和他旁边一个小孩开着玩笑。那孩子不习惯在生人面前说话，便绷着脸走开了。那个儿小些的便朝合作社走去，并且回过头来问：“老乡！张裕民在合作社么？”只有那个瘦个子倒仍站在小学门口，他和着里面的歌声，轻快的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张裕民走在老董的前面，后边还跟着李昌和刘满两个人，他们一拥就拥到了这边，抢着把背包往肩上一扛便招呼着向南街走去了。那个瘦个子赶忙来抢背包，不留心脚底下一块石头，他踢着往前扑去，冲出去了好远，好容易没有让自己摔下去，站住了脚。他望见街上的人都望着他，便朝大家憨憨的笑了。大家也就都笑了起来。他又赶上去抢背包，可是李昌刘满他们已经走了好远。他们边走也边呵呵的笑，瘦个子就嚷着：“咳，咳，让咱自己拿吧，咳，这哪行，这哪行！”张裕民把他们带到韩老汉家里。老汉家的西房正空着，老汉是个勤苦的人，他在今年春天加入了党，这房子是张裕民在春天提议分给他的，也是许有武的家财。房子很干净，又清静。他的儿子刚打山东复员回来，只有一个八岁大的孙子正上学，张裕民也为的是区上下来什么人，好安置在这里，叫老韩烧点茶水，照顾门户都很方便。
李昌像个主人似的，一进屋就让大家上炕，他用着热情的眼光打量着几个来客，他惊奇的拿起一把绑在背包上的胡琴。“这就是村支部书记张裕民，又兼村的武委会主任，过去是抗联会主任。”做过三十年长工的老董介绍着。他回头又介绍土改工作组的同志们：“这是文采同志，是工作组组长，这个瘦子是胡立功同志，那小个是杨亮同志。”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封介绍信给张裕民，这是区委书记关于这三位同志的组织介绍信，它说明他们代表区委会在这里执行土地改革的工作。
他自己也参加这个小组工作。
“你们这里有多少党员呀？”文采同志即刻用着一个调查的口吻来问了，也没有注意到杨亮阻止他的眼色。
张裕民却只说：“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先烧饭来吧。韩廷瑞，你帮助一下你爹，赶忙烧饭；刘满，你到合作社去称几斤面来！”他也不答复杨亮要求去吃派饭的请求，并随即自己也走了出去。他到韩廷瑞的房里拿出一盏高脚的麻油灯，点燃了灯，他又向老董说：“你们先休息一会，我出去就来。”他丢下这群刚来的人，快快的跑走了。这时房子里还剩下一个李昌，他舍不得走开，拿出了那二胡，一面调着弦，一面就问胡立功：“你会唱梆子么？”文采走到房门口张望，黑了下来的院子里很寂寞，对面厨房里又拉开了风箱，水气在灯光下升腾，孩子、女人、老头都挤在一个屋子，忙忙碌碌的很热闹。他又转过身来找老董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