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地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
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地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雷履泰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地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地生意一派兴旺。其他山西商人也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
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有布在全国23个城市，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已有存款（白银）36000，放款80000，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放款近70000。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
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897在日本神户、东大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这些晋商在解放之后，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解放遭受重创，考虑到晋商在中国金融的重要作用，为了避免经济崩盘，并且藏富于民。赵刚对晋商的处理是承认之前的政府过往，当然赵刚也不是傻子，借着晋商的名义，把那些满清贵族的钱包狠狠的炸了一次，不但挽救了晋商，而且还得到了大量的外快。
自从那之后，无论是那一届的晋商领袖，都对赵刚俯首帖耳，就连赵刚所说的基金会，也是毫不犹豫的将实业放弃，投入基金会里面，而这三年，晋商的表现也是紧紧站在皇室一边，一直跟随最强大实力一边的晋商，无疑是赵刚所能依靠的战友。
而扬淮的盐帮却不同与晋商，与皇室极为对立。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垄断食盐运销经营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他们借此特权而攫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成为清代显赫一时的豪商巨贾。
清初盐法沿袭明制，基本上实行封建的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运销食盐的凭证），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但领取盐引则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即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特权的凭据。盐商为了得到这种特权，须向政府主管部门认窝。认窝时，要交纳巨额银两。握有引窝的盐商就有了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
清代盐商主要有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他们在食盐流通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其中以总商的势力为最大。
窝商，亦称业商。清初，无窝商、运商之分。有引窝的盐商都是自己运销食盐。以后，有引窝的盐商，因资本短缺，无力贩运，遂将引窝祖予无窝之商运销食盐，便有了窝商、运商之分。窝商并不经营盐业，而靠垄断引窝，坐收巨利。
运商，亦称租商。运商认引贩盐，先向窝商租取引窝，缴付“窝价”。然后，赴盐运使衙门纳课请引，凭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场商买进食盐，贩往指定的销盐区（即“引岸”）销售。运商在食盐流通过程中起着食盐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桥梁作用。
场商，是在指定的盐场向灶户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的中间商人。场商具有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垄断特权，并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残酷剥削食盐生产者而攫取商业利润。
总商，又名商总。清政府盐运使衙门在运商中选择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者指名为总商。其主要任务是为盐运使衙门向盐商征收盐课。总商经济势力雄厚，与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盐商中的巨头。
盐商垄断了全国食盐流通的全过程，肆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剥削灶户和消费者，获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他们大多生活奢侈，尤以扬州的两淮盐商为甚。
盐商与朝廷及各级官府的关系十分密切。乾隆帝（清高宗弘历）屡次南巡时，长芦、两淮等地盐商承办差务，供亿浩繁，以博乾隆帝的欢心。此外，康乾以来，清政府每遇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之时，盐商往往踊跃捐输巨额银两，多则数百万，少亦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三千万两之巨，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清政府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四年之间，连续六次捐输，共达白银五百五十万两。对盐商的报效捐输，清政府在政治上奖给职衔，使其本身官僚化；在经济上给予优恤，初则准其“加价”（提高官定售盐价格），继则准其“加耗”（增加每引捆盐斤数），甚至豁免积欠盐税。此外，遇到盐商缺乏资本，清政府又借给帑金，俾资周转，谓之“帑本”；盐商每年交纳息银，谓之“帑利”。盐商和政府之间这些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说明清代盐商是为封建政治、经济服务的商人资本集团。同时，盐商又将其所获的商业垄断利润购置土地，把这种利润转化为封建土地所有权，使其本身封建地主化。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的是平价售盐，这样就与扬淮盐商造成了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遭受重创的盐商默默地埋起自己的仇恨，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在赵刚昏迷的三年里，扬淮盐商的表现是最抢眼的。
第十二卷 冷战铁幕卷
第二十七章 … 宋兵策失踪
令赵刚感到痛心的是，盐商竟然拉拢了宋兵策，这简忍的。要知道宋兵策可是赵刚最欣赏的部下，在赵刚心中已经隐隐的把宋兵策当成了自己的影子，凡事都加以照顾，对于他的势力也很少控制，没想到今天造成这样的局面！
此时已经夜深，赵刚挽住萧小燕的手，仰望窗外的满天星斗，不由自主的叹了口气。权势权势权力加上势力，这就成了权势。正如宋兵策加上盐商，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已经成了杀人的猛虎，不能不剪除了！
只是改到的人还没有到，这让赵刚有点着急，如果是三年之前，赵刚可以说要谁到谁就要到，手臂使指可现在局势混乱，赵刚所做的就是等待，如果这一次没有人来，或者来人遭到暗杀，那么赵刚所要做的就是走，说得直白点就是跑，逃跑。
正在赵刚心里上下不定的时候，突然外面传来脚步声，一个豪爽的声音响了起来：“陛下，你醒了，这下我踏实多了！”正是黑牛的声音，赵刚的心马上就放下了，有黑牛在，京城的守卫就攥在手心里，京师就稳如泰山，那些盐商再怎么翻滚，也翻不出自己的五指山。
门一开，黑牛魁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见到赵刚之后，一下子跪了下去，哽咽道：“老大，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赵刚心里感动，走过去将黑牛扶了起来：“好兄弟快起来。咱可不兴跪来跪去的，那是满清搞得做贱人地。”
过不多时，晋商的首领李宏龄也到了，字子寿，平遥西源祠村人。山西票号改革家，他所著的《同舟忠告》《山西票号成败记》，在他的引导下，晋商才成功的走出了破灭的阴影。成为金融业的掌舵龙头。
清同治七年（1868年）。21岁的李宏龄凭着：u同乡曹惠林地推荐，顺利考入当时赫赫有名地“蔚丰厚票号”，当上了一名真正的“银行”白领。为期三年的实习期开始了班，晚上十点下班，没有节假日。实习期结束后还有七年的基层锻炼期待着你到四年，其间，一次都不让回家（如果有幸被派到乌鲁木齐开发大西北，那就是六年不让回家）。
李宏龄就是这么一步步熬过来的，忠诚、吃苦、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计报酬。总号很快给予提拔，李宏龄先后被调往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任经理，成为当时身份显贵的“银行”金领。
李宏龄是个商人，却不是个一般地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洞察时事、勇于进取的商人。他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正值时局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两宫（指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失踪。和新中国成立三件大事。
动荡之时，许多商人落井下石，以趁别家危机之时予以吞并的办法，保全自己的财产；而李宏龄却以长远的眼光在大局前提下把握行情，灵活行事，帮助与本票号有业务来往的商人渡过难关，拿出自己的钱接济别人，避免了“一损全损”的局面，巩固了自己在同行中地地位，扩大了业务关系。在这三次“金融危机”中，蔚丰厚票号在李宏龄地带领下，平稳过渡、化险为夷。
李经理自己是人才，更重视培养人才。当时，山西票号已与外国银行进一步合作，李经理就给总号写信，号召全号的年轻员工们都学一点外语。总号的老古薰们觉得很可笑，泱泱大国学什么鸟语，老外想跟咱做生意，让他自学成才去，不会说中国话就别到咱山西来。常年驻扎在祖国首都、时常与国际贸易接轨地李经理很郁闷，他担心长此久往，自以为是的山西人很快就会落伍。
于是在赵刚问鼎之际，李宏龄千里迢迢赶到赵刚身边，为赵刚出谋划策，平定中国得益李宏龄的经济支持不少。赵刚虽然嘴上不说，可是心里一直记得清楚，这次有事情，马上叫李宏龄过来，李宏龄也是个人物，危难之时不躲不避，马上就过来了。赵刚见到了心情大悦说了一个典故：
“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
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抢劫，失。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此人武艺高强，伸臂可举牛犊，起脚能踹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他把不少厅、旗衙役捕快收为徒弟，并充当官吏的保镖。他的公开身份是跤王拳师，暗中却与响马贼寇勾结，作恶草原。史、乔两家深受其敲诈、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惩治其人。岂料，那些被雇来的镖师，都被“流矢儿”打得落花流水，遁迹潜踪，再也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乔两家便想请故里祁县武林高手戴奎。祁县是戴氏心意拳故地，虽说此时始祖戴龙邦、名师戴二周已过世，但戴氏传人戴奎仍是隐居乡间的武林高手，若是请他出山，制服“流矢儿”当不成问题。但戴奎为人性寡孤傲，商人们对能否请得动他却没把握。后来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礼来到县城戴宅，见到戴奎后，便将祁县史、乔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说来。待戴奎听得怒形于色时，二旦又把厚礼送上，请他出山相助。准知戴奎一言不发，竟将二旦连人带礼推出家门。二旦无奈，只好垂头丧气重返包头。
山西到包头，杀虎口是必经之处，此地匪患也最厉害。二旦刚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围住，要求留下千两买路钱，否则暴尸荒野。二旦正在危难之际，突然戴奎一人闯进圈里，三拳两脚撂到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跑出数里，又被一群土匪拦住，又要买路钱，领头的自称是“流矢儿”大弟子飞骆驼。戴奎一听是“流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