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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为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要想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确实很不简单。还有一层，则由于日汪之间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完成，签字仪式，列订在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举行，高宗武决心等密约签订过后，再盗出原本，献诸中央，揭破汪精卫等卖国的勾当。所以，他到元月四
日方始成行，行前，他又救出了正有生命危险的陶希圣。
汪精卫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新成立的中央党部，先行设置的机构只有外交、宣传和警卫三个「部」，当时推定的「外交部长」是汪精卫自兼，「警卫主任」周佛海，副主任李士群、丁默村，宣传「部长」一席，即由陶希圣充任。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开始谈判，陶希圣一看日方提出的条件，日人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们把中国划分为「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和「华南」五种地带，而把海南岛和台湾一般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五大地带不曾包括外蒙、新疆、西南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便是说，日苏业已有所勾结，他们要共同瓜分中国。陶希圣认为，像这样「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署，这件事是一断不可能的」，因此他拒绝签字于中日密约，一面称病不出，一面暗中策划如何出走
陶希圣的态度已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起疑忌，二十九年元旦前后，便有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本士群、丁默村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斐非路七十六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两夫妇当时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戕之一法。」
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二十九年元旦那天，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并且拜年，当时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
「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
高宗武便说：
「走了吧。」
事实上，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叨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订定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二十九年元月四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径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汽车，直奔黄浦滩码头，果然也告顺利成行。
帮陶希圣抢救家眷
高陶抵达香港，时在二十九年元月五日下午，杜月笙、黄溯初等人心头悬着的一方巨石，方始轻轻落下。祇是顶要紧的人到了，日汪密约，原经高宗武的内弟沈稚泰，摄成底片，交由高宗武夫人秘宓收藏，携来香港。然而，将此一卖国密约，公诸于世，令普天下人认识日阀之狠毒，与乎汉奸之可悲，还有问题；因为，陶希圣的家眷，陶夫人和五个孩子，到然留在上海，必须设法逃出，否则，一定会遭敌伪的毒手。
民国五十二年六月一日，陶希圣在「传记文学」第二卷第六期发表「重抵国门」长文，对于陶夫人和五位哲嗣的逃离虎口，有很生动详尽的叙述，谨将原文摘录一段：
「二十九年一月四日上午，我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住宅乘中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之后，进入大厦，从后门叫街车到黄浦滩码头，直上轮船。中午，船开了，航行到公海之后，我纔从船上打电报给冰如（按：即陶夫人）报平安。至五日清晨，冰如纔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愚园路。
「愚园路诸人（包括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及周佛海、陈公博等）得知我离沪往港，大为惊骇。我的住宅门口，一时之间，有亲友来问讯，亦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厨子被调走了，工役不能出门。家中没有饭菜吃。家中没有饭菜吃，只是将日前剩下的饭菜烧热吃。冰如带着女儿和小孩子为避免烦扰，躲到法国公园里，镇日不吃亦不喝，在那里枯坐流泪。大孩子们仍然各自上学。
「这种情势何能持久。冰如决计到愚园路去看陈璧君。六日一早，她打电话请见，陈当即允见面一谈。
「陈接见冰如，首先说道：『我派人到你家里去，你总说你是陶家的亲戚，不承是陶太太。你是做什么政治工作的？』冰如坦然解答说：『我是乡下人，在陶家是洗衣服，做饭，养孩子，不知道什么政治。希圣在外边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跟随汪先生十五年，为什么要走，事前也没有商量。』
「她又说：『我们家眷从香港搬到上海，只有两星期。若是他有走的打算，他不会接家眷来到上海。』
「她接着说：『香港为是非之地。他这一去，难免不说话。等到他一篇文字发表了，那就迟了。』她又说：『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发表什么。我决定自己到香港去，连劝带拉，要他回上海。』
「陈璧君不肯答应冰如的要求，推辞的说：『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冰如再三说：『我这回去，只带两个小的孩子。三个大孩子仍在这里上学。』说到这里，陈纔有允意。她去请汪到客厅来。汪起先这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林柏生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他将信递给冰如看。冰如说不会读信。原来这信是我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他们保障我的家属的安全，如果他们陷害我家属，我只有走极端。至此，汪陈纔一口气答应派冰如到香港去。只要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并且要他在一星期之内先回一确信。
「冰如得到允许之后，立即买船票，趁法国邮船离沪往港。她带了四儿晋生及五儿范生，留下女儿琴熏，大儿泰来，三儿恒生。当冰如从十六铺码头上船时，三个大孩子在码头上，眼见他们的母亲带着弟弟们上船，船上与船下，都痛哭失声。这一去是生离还是死别，是无从预知的。
「冰如到港后，我们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她先打电报给陈璧君，『希圣即可偕反上海』。汪陈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到青岛去了。
「我与杜月笙先生筹划，如何救那三个孩子出险。我们商量的结果，派曾资生到上海，与万墨林取得联络，图谋偷运出口的方法。
「墨林原住法租界华格臬路杜月笙的老公馆。上海沦陷后，他移居杜美路新公馆。新公馆的墙外，是一座煤球厂。
「资生与墨林联络好了，便打电话给琴熏，指点了一个办法。琴熏接到了电话，即将泰来和恒生送到沪西二姑母的煤铺去。她自己携带一个小包裹到法租界万五姨住宅里寄放。他们对那两家的说法，是住宅吵闹不安，他们要想在亲戚家里小住一两天。安顿好了，琴熏仍回环龙路。
「次日清晨，琴熏带书包到霞飞路西段上学，她从学校前门进，从学校后门出，坐上一辆准备好的街车，到沪西，接了泰来和恒生，到杜美路那座煤球厂。那厂里是黑黝黝的，几乎对面看不见别人的面孔。孩子们碰着的，都是些陌生人；那班陌生人支配他们分乘三辆街车，分途直驶十六铺。他们在码头上，互不闻问。他们分乘舢板从意大利邮轮的尾部，被拉上轮船。他们在轮船上，分别四处坐下。孩子们都知道，若是三人之中，有一个被捕下船，其它两人也只有各自逃生，不能关照。
「意大利邮轮出了吴淞口，到公海上，三个孩子和曾先生才聚会在一间房舱里。兄弟们走到一处，不知道是笑还是哭。每一个眼眶里都是泪珠
「一月二十日，孩子们到了香港，我们才在二十一日把『日汪密约』发表出来，从重庆来与我们接洽发稿者，就是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生。」
正待揭布又生波折
「日汪密约」经由沉惟泰所拍的底片，一共冲洗了两份，一份送呈重庆中央，一份由高宗武夫妇共同署名，交给杜月笙，转致中央通讯社发表，但是发表之前，又生了波折，中央社方面，因为高宗武在「密约全文」前面加几百字的叙言，说明当时经过，他们许是为不妥，使指出高宗武不曾亲自盖章，遂而不足征信，且与手续未合。高宗武夫妇的解释是图章诚然该盖，却是仓卒离沪，不及随身携带，于是便为了一颗图章的问题，双方相持不下，即将功德圆满的一件大事，几乎就要闹僵。急起来，杜月笙便要一记噱头，稍稍关照他的手下，说是：
「我此刻到吴铁老公馆去，你等好在这里，等到十一点钟，你再赶到吴家指明寻我。你不妨质问我，到底是全文照发，还是一定要删去前言？你若见我尴尬你就高声发话，说你受高宗武之托，要立刻将全部文件收回。」
吴铁城时已卸任广东省主席，小住香港，是中央在港最高级人员，当晚十一点钟杜月笙导演的这一出戏，在他助手声势汹汹，装模作样，以强硬姿态演出，果使吴铁老着起急来，他亲自属咐中央社，序言密约，概照发，于是，民国二十九年元月二十一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之原文摄影全份，方始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日汪密约」之揭露，使欧美各国了然日本侵华的野心，以及中日战争的本质，元月二十三日，蒋委员长发表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在后一篇重要声明中，他曾严正指出：「……。。日本军阀一面在中国努力制造傀儡政权一面与尚在制造中之傀儡政权签订协议，以组成所谓『日支满』三国经济集团，并以中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统由日本统治，俾其它各国之一切活动，均受日本国策之打击，且以此『中日新关系调整纲领』之日汪协议，而根本取消各国在东亚之地位矣！」
于是，英、美、法等国家，对中日之战的态竞，渐渐积极，他们纷纷发表声明：决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二月十三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贷款三千万美元，三月七日再由联邦进出口银行贷予滇锡贷款二千万美元。英美法等国尤且在欧战爆发前后，抽调兵力，增强远东地区的防务。
日汪方面，高陶出走，密约揭露以后，据当时担任汪精卫的秘书，兼主宣传方针的「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自承：
「却说汪先生（指汪精卫）组府，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力主，陶希圣、樊仲云等则反对。希圣坚持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惟我无可无不可。…。。转瞬新年，汪先生飞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会商解消临时、维新两政府，陶希圣、高宗武出走香港，揭露密约草案，上海当时唯汪夫人留守，她命陈春甫以汪先生的随从秘书长名义，对此发表声明。
「那天汪夫人（指陈璧君）叫我到愚园路汪公馆看春甫拟就的声明稿，我把它改了几个字，还有英译稿，是汪夫人自己改正，我因向汪夫人道：『希圣的三个学生，鞠清远、武仙卿、沉志远，怕七十六号也要逮捕，请夫人吩咐他们可以安心。』汪夫人怒道：『人家要我们的命，你还顾到他的学生安心不安心？』
胡兰成又说：
「日方有意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混为一谈，单方面提出了一个草案，但因这边坚拒，遂成拦浅。及被陶高发表了，日方果然也惊，不得不又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分开，后来南京政府成立，颁布的基本和约，即大体依照汪先生与近卫所作的，仅是些原则，多少也是陶高事件所赐。」
时在青岛的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当时的反应如何？据当年日方负责主持其事的犬养健，在他战后出版的回忆录：「长江还在流着」一书中说：
「一月某日正午，我和矢野、清水等人在青岛市外海光寺菜馆午餐，因汪精卫和我们为合并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王克敏的临时政府一事，正在青岛开会，周佛海也在青岛。正吃饭时，周佛海忽打电话来，说他就来，约经十分钟周佛海到了，拿出发张文件给大家看，即二十三日大公报所载日汪密约消息。周佛海对大家说：『我对不住你们。』因此大哭，矢野君便说：『这不是真正的原文，不过他根据每日会议情形，所写出的，…。。周君，你只是哭，无非承认自己战败了。』」
犬养健又说：当时密约会议，因恐高宗武泄漏，所以警戒非常严宓，日方由矢荻，华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任何小纸片，都须留下，不得携出会场之外。据他们推测，高宗武等将每日结果，牢牢记住，一条一条写下故与原约无异。后来该密约正式签字公布后，当时英国驻重庆的外交官，甚为读佩伪中国情报工作之巧妙。高宗武等，此次殊表现其国际大间谍之最高技能，因而使得对方的周佛海，不能不为之大哭。
犬养健又谓：六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