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中最著名的内幕记者约翰根室JohnGunther，便曾写过一篇错误百出的内幕报导，后来收在他的「亚洲内幕」Insidesi一书中，这一般报导使杜月笙名噪国际，时今引录出来，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指出约翰根室的谬误所在─「杜月笙，上海的考本（Copone美国第一号黑社会头目），他是个引人瞩目的猛汉，称为中国最传奇的人物，他是多年的上海烟土大王，因此积累了巨量财富。他已近五十之年，早年是个卖马铃薯的小贩。当然，他曾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而跻登银行家和慈善家的地位。他是一家重要的地方银行──中汇行的董事长，复为中国银行董事。他于慈善事业勇于自任，在强烈反抗日本人的上海市地方协会，又是一位能干的领袖。」
「他早年投身于贩毒，在清帮为权力的领导人，于是他很自然的转移到政治方面──际上，凡属爱国革命的团体，都是由秘密组织而在适当期间予以公开，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莫不皆然，杜月笙的清帮也是如此。他于蒋介石将军有过重要的贡献，所以他是少数可信任份子之一。他跟以国民党起家的二陈兄弟，同为使蒋与地方财阀拉拢的居间人
「杜氏总部在上海法租界杜美路，隐蔽在高墙之内的那座房屋，接连迷人的花园，中间还供着神龛。现在他是普受尊敬并且非常爱国的人，他控制着报馆、电力公司、交易所和纺织厂，已不仅是银行家和慈善家了。
「这里有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说他早年对一位干预他贩毒的大官深为不满，一日清晨，这位大官发现一具巨大而精美的棺材，送到他的大门口，据说这事便是杜月笙干的。
「一九三八年他去了香港，据法租界权威人士的想法，认为他对中国亡命者（指抗暴御侮的反日份子）过于热心援助，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将会惹出意外事件，因为他有『把日本人当早点吃』那么大的名气。」
约翰根室这篇荒谬可笑的报导在美国发表时，正值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工，赴美出席国际劳工会议，他把登载这篇报导的报纸带回国来，很气忿的指出攸关老夫子的名誉，因而有很多同门兄弟随时附合，准备对约翰根室采取法律行动。杜月笙本人则处之淡然，他把报纸拿走了，因为自己不懂洋文，他请吕光看，等到吕光看完了他便指指点点的问：「这上面到底写了我什么？」
吕光笑笑，顺口答道：「没有什么，写得蛮好嘛！」于是从此以后杜月笙也就不再提起。
老虎总长章士钊是杜月笙把他硬拖出来的，章士钊在上海当律师，跟杜月笙很要好，他的律师业务经常大得杜月笙之助，以是生活过得笃定写意，优哉悠哉。抗战爆发，京沪撤退，梁鸿志在南京组织「维新政府」，杜月笙想起章士钊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官拜北洋政府第二十七任内阁司法总长，迄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因为北平学生群起反对，聚集了好几百人，闯毁总长公馆，于是愤而辞职。当时梁鸿志先任交通总长后改秘书长，跟章士钊有将近半年的同事之雅，再加上章士钊平时很跟陈群谈得来。陈群也进入维新政府出长「内政部」，杜月笙唯恐老朋友拖他下水，想尽方法使他夫妇二人离开上海，到达香港，每天好酒好菜的供养着，待之以上宾之礼。
杜月笙最后一次港飞渝之前，章士钊便应邀先一步到重庆，讲授「逻辑学」，待姚玉兰、杜维藩自香港逃出，间关万里而来，杜月笙便借重庆南岸汪山，交通银行的两厅两房一幢小屋，建立了重庆杜公馆，他深怕章士钊夫妇自立门户，乏人招拂，在外面会住不惯，于是他特地腾出一间正房，请章士钊两夫妇搬来住在一起，以便就近照料。在他是一番全始全终，负责到底的意思，章士钊便就欣然就之，自兹流连诗酒，啸傲烟霞，又复笃定兼写意。而杜月笙也待之以礼，供张唯恐有缺，从此以后，章士钊两夫妇彷佛成了重庆杜公馆的成员，重庆杜公馆常年招待的佳宾，也唯有章士钊夫妇一对而已。自香港沦陷至抗战胜利，忽忽四年。
曰刘曰范重庆风光
杜月笙到重庆，朋友太多了，照说他用不着住汪山那幢小房子，杜门友好，非仅中央迁渝的达官贵人，自京沪平津各地而来的工商巨子，犹有四川当地的旧雨新知，称得上是「笙磬同音，胜友如云」，川帮财经领袖人物如刘航琛、康心如、康心之昆仲，四川将领凡是掌过权，得过势的，没有一个不是杜月笙的知己之交，范哈儿范绍增自抗战爆发卽已率部出川，被编在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的麾下，转战浙西赣北一带，民国三十年他解甲还乡，恰好赶上迎接生死之交杜月笙。
川军将领也很懂得「有土斯有财」的道理，重庆城内冲要地区的高楼大厦，多半是他们的物业，其中唯有二十七年元月病逝汉口的刘湘，不积私财，不治私产，这位曾于民国十二年被全川将领拥为善后督办的川军第一号人物，曾经对他的左右感慨系之的说过：「若要问我的部下搞不搞钱，有不有钱？祇消从朝天门到大溪沟，两边多看一看就晓得了。」
朝天门是扬子、嘉陵两江合流之处的重庆第一大码头，大溪沟便是抗战时期改称国府路的渝简马路，这一条蜿蜒曲折的大道长逾十里，由西往东把大重庆一剖为二，可以说是全重庆乃至全四川精华之所在。刘湘的意思是说：十里大道两侧的好房子和贵地皮，多半为他部下的川军将领所有。
尽管迁川初期逃难客对于川胞习呼之为「下江人」、「脚底下人」颇不愉快，但是无可否认的，他们客居四川八年，受惠于四川地主甚多。四川地主比其它各地远为慷慨豪爽，有白送房子给下江人住的，也有借地建屋收一块钱象征性租金或竟分文不收，多一半采取借地建屋胜利以后连屋带地一并归还的办法，其结果是因为抗战房屋因陋就简，一住八年也就倒了坏了，地主一无所得却也并不埋怨，原因是地主根本不在乎。
杜月笙举「半」家迁渝之初，四川的阔朋友们争相迎迓，都想当一当杜月笙的东道主。其中尤以刘航琛、范绍增表现得最为热烈。全重庆最大一幢住宅是范绍增的不过他已经借出去了，座落在国府路上亭台楼榭，美仑美奂的「范庄」，范绍增慨然的借给了孔祥熙，成为行政院长的官邸。由于这幢官邸太大，所以时任中央监察委员的杨啸天（虎）也住在里面。范绍增一再告诉杜月笙说：「重庆城里我的好房子多得很，杜先生，我陪你去看看，你欢喜那幢便住那幢，好不好？」
杜月笙几次三番的谦谢说是不必麻烦了，我是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就在打铜街，那里是重庆的闹区，银行街，我就住交通银行二楼的招待所，比较方便一点。
倒是顾嘉棠和范哈儿脾味相投，关系尤其密切，他好热闹，喜欢来龙巷范绍增公馆的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因此当范绍增殷殷相邀，他便兴冲冲的住进了来龙巷。
于是来龙巷范公馆又成了杜月笙旅渝期间，每天必到之处，一方面他和顾嘉棠有公事要经常联络，另一方面则由于来龙巷天天有场面，可以赌赌钱。刘航琛说过了的，杜月笙平时好顽、好谈、好赌，而在范绍增家里，这三大嗜好他随时都能找到合适的对手方。
范绍增公馆的热闹，和刘航琛汪山别墅的幽静，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两个小公馆都是杜月笙最爱去的，刘航琛在汪掺有两幢别墅，相去不过一二百步。当姚玉兰、杜维藩等相继逃出香港，交通银行招待所不便住家，刘航琛便将杜氏「半家」迎往汪山，自己也陪他在乡间比邻而居。杜月笙喜欢上刘家「组阁」，他们在山风习习，花气袭人中打麻将，或者挖花，除了松涛、鸟语、泉吟、风啸，便祇有清脆的牌声劈啪，窗外古木森森，修竹掩映，寄情摴蒱时还能享受一夕静趣，杜月笙觉得这样非常舒服，
「竹林之游」在刘航琛家确是「名实相符」，此所以刘航琛所说的「书房赌」，舍赌得雅而外，尤且搀入了环境的因素。
赢丬银行如此这般
来龙巷范公馆则大不相同，那边称得上大重庆最豪华热闹的高级俱乐部，范绍增一生爱朋友，他非「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莫欢，自己有的是钞票，爱赌爱谈也爱顽，家中从早到晚流水席开个不停他招待得起，抗战时期，大后方气象严肃，生活紧张，平素享受惯了的阔佬大亨，难免不习惯。尤其当年还认眞抓赌，唯有来龙巷范公馆，不但宪警不敢上门，而且治安当局由于他家是达官要人聚会之所，还派了些武装同志轮班为他们巡逻站岗，暗中加以保护。
范公馆的赌法又和刘公馆迥异其趣，那边以唆哈、牌九为主，麻将挖花为副，其它种种赌的名堂除了轮盘以外，也是应有尽有。佳宾则自范绍增的基本赌友起，加上杜月笙的一系列人物，刘航琛等财经巨子，工商大亨，此外尤有政府高官，以及从前方返渝述职的军政首要，来龙巷范公馆赌起钱来一掷万金，了无吝色，比诸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豪情胜慨，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供张之盛，享用之奢，与乎时有绮年玉貌的各地娇娃出没其间，聊助赌兴，则犹其余事也。
朱轮华毂，纸醉金迷，来龙巷范公馆的穷奢极侈，成为抗战司令台，精神堡垒大重庆极其突出的又一面，因此从当时以迄于今，不断在传播那里面的轶事轶闻，种种传说，譬如有位阔佬大亨赌钱输多了，懒得开支票，抓张纸条写个数目翌日可到银行去兑现，十万百万决无差误，纸找不到，便拿支香烟写上钱数，一样的等于是现钱，因此曾有某巨公一时疏忽一支烟抽掉了一百万元的「佳话」。又有传说杜月生在赌博上一般人自胜一筹，因此他总是小输大胜，待至次晨，将赢来的纸条一张张的交给通商银行经理陈国华，命他收兑入账，而杜月笙在重庆前后四年一切的开销，以及助人济物之资，大半仰赖于此
传闻中最富传奇，尤为许多年来众口铄金，津津乐道的，厥为杜月笙某次赌运高照，他和康心如、心之兄弟赌扑克，居然将康氏兄弟拥有的美丰银行资产，全部赢了过来。数日后又与康氏兄弟对赌，当时他先开口说：「那天我们是逢场作戏的，认不得眞的。」
于是一说杜月笙言讫便将康氏兄弟所开的巨额支票当面撕成碎片，化作蝴蝶飞去。一说他把美丰银行的钥匙双手奉还。
以上所述的传闻如今证实全属子虚乌有，想当然耳的揣测之词，经常参与赌戏的人还有几位在台湾，据他们说杜月笙的赌技平平，认眞说起来还并不当行出色，要想在来龙巷那种场合超人一等，小输大赢，祇怕连吴家元都没有这种把握，何况杜月笙？他那来本领予取予求，赢到上千万元法币？杜月笙嘴上经常挂着一句上海人的打话：「吃是明功，着是威风，嫖是落空，赌是对冲！」
「对冲」者，输赢的机会各半云已。
至于康心如、康心之两兄弟输掉美丰银行那件事，实际上美丰银行并非康家的私产。美丰银行之创办，是美国人雷文出资十三万，康氏兄弟出资十二万，资本额一共是银洋二十五万元。后来四川盐帮买下了五万元的股份。刘航琛担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财政处长的时候，他为促使「美商华丰银行」改为「华商」，收买了盐帮五万元的股，又收回雷文十三万元的股权，因此美丰的大老板是刘航琛而非为康家，康家弟兄又怎会有权把整丬银行甩在牌桌子上去输了？再则，当康氏弟兄把整丬美丰唆了哈，客居重庆的杜月笙，又那来这许多钱「跟进」，──一经点破，事理甚明
空白本票随你去开
来龙巷的阔佬大亨赌得究竟大不大呢？似乎可以这么说，在杜、刘、康、范这般赌国豪客来看，甚小；但就军公教人员和升斗小民的眼中，那便大得骇人。以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杜月笙初到重庆时他们赌的「规矩」为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顽的如杜月笙、刘航琛、康氏兄弟、范绍增、吴启鼎等，他们的赌规是每天带法币五万元。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处颁布的物价调查与统计，民国三十年物价指数，比较民国二十六年六月，食物涨了十四倍，衣着十九倍，燃料二十一倍，金属二十三倍，建筑材料十四倍。再看当时的陆军官兵待遇，上将薪津合计八百五十元，二等兵二十二元四角。拿这个比例一算，杜月笙他们每天随身携带的赌本，约合六十位上将的全部薪津，或者是两千两百三十余名二等兵的薪饷，副食费和草鞋费。
杜月笙在重庆四年，赌博上除了挖花，麻将，他和康氏弟兄一样，喜欢推麻将式的牌九，在座的每人推四方，一圈十六牌，押十七道，轮流做庄，不过，�